上回我們聊到，我們需要把正在走向極端的民主黨人拉回來。 保持兩黨的政治平衡。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反覆強調保持政治平衡的重要呢？ 上回我們是從左派政治力量在壓倒"自由"這個角度來看的。 今天想聊一下"理性"上的理由。 也就是如何看待左派的「政治正確」？ 或者說「政治正確」是否具備理性的基礎？
政治力量要獲得權力必訴諸"利益"與"正確"這兩個方面。 而所謂"正確"一般是指趨近"真理"的選項。 因此，大凡要獲得權力者，也總是會打出代表"真理"的旗號。 最不濟的，他也要宣稱自己代表了"絕對真理"的那個方向。 然而諷刺的是，政治力量一旦演變為"絕對的權力"。 且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控制它的時候。 它就會扭曲一切，包括扭曲"真理"。 這個時候，生活在這種狀況下的民眾。 當他們感覺到無法消除"絕對權力"的時候。 他們會反過來認同被「絕對權力」扭曲的「偽真理」。 並且還會從心底裡產生出對"偽真理"的喜愛。 有太多的政治學理論來解釋這種奇怪的政治現象。 但我想使用一個心理學的常識來解釋。 那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當人質意識到綁匪如同"絕對的權力"且無法消除的時候。 人質的心理崩潰了。 人質轉向認同綁匪口中的理念，並主動的站到了綁匪的立場上，為綁匪工作和辯護，甚至愛上了綁匪。（ 可以听："政治正確"是否具備理性的基礎？《美國筆記 -4》12/28/2020 - YouTube ）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之所以是一種"病"，是因為人質對於"綁架者"的盲從，及其對"偽真理"的喜愛，完全不具備理性的基礎。 在一個科學快速發展的時代里，「絕對權力」也早已失去了理性上的基礎。 人們在理智上痛恨「絕對權力」。 但是，對於'政治正確'這一類的「絕對真理」。 人們卻習慣的產生信仰和屈服。 即便是哲學家們一再的爭吵，以及科學家們直到今天也沒有找到"絕對真理"。 那也不會影響我們在習慣上向絕對真理屈服。 向代表「絕對真理」的「政治正確」，「主流意見」，「科學決策」或「民族大義」所屈服。 所以，更多的時候，這也許是一個心理習慣或習性上事情。 是一件很難解決的事情。 但也不是不可能解決。 就像我們要戒掉吸煙的習慣一樣。 要解決對於「絕對真理」上了癮的心理習慣。 決定性的力量還是要來自於理性。 因此，如果你不希望被政治力量綁架。 或者，你也不希望被"絕對真理"綁架，而成為思想上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那麼，以下就是我們要弄清楚的答案：科學一定能找到絕對真理嗎？ 科學理論在不斷的接近絕對真理嗎？
要回答以上兩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問的是，什麼是科學？ 或者說，科學的特徵是什麼？ 愛因斯坦認為，"可證偽性"是科學的決定性特徵。 愛因斯坦不惜加上"決定性"來加固這個特徵。那麼，什麼又是「可證偽性」呢？ 我們看看"可證偽性"的發明人卡爾波普（Karl Popper）是怎麼解釋的。 卡爾波普舉例說，我們檢測了一百萬頭綿羊。 發現這一百萬頭綿羊都是白色的。 由此我們得出「綿羊是白色的」這樣一種理論。 同時，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種當前情況下的「假說」。 因為我們不可能無止盡地檢測綿羊，來證明我們所提出的"綿羊是白色的"這個理論絕對正確，是絕對真理。 因此，卡爾波普提出了「真偽不對稱性」原則。 即，"真'或「絕對真理」是不能被證明的。 只有偽，也就是「假說」可以被證明。
好，我們來分析一下，這裡面最關鍵的一條是"不可能無止境的檢測所有的綿羊"。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不可能窮盡一切條件或手段，來證明你提出的理論是絕對正確的。 比如共產主義理論，由於你無法到達人類社會的歷史終點，來證明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的理論為"真"。 因此，它只能是一個「假說」。 如果你一定要說它是絕對真理。 那就不在科學的範疇了。 這就是所謂的「 真」或「絕對真理」不能被證明。 那麼，什麼叫「偽可以被證明」呢？ 那就是承認「綿羊是白色的」理論只是一個「假說」。 是檢測了一百萬頭綿羊后的結果。 如此而已。 最後，又是什麼使「假說」變成「錯誤」或「謬論」呢？ 事實上，現實中一直存在著黑色綿羊。 很多人對這件事心知肚明。 只是在理論上，當我們發現了一隻黑色的綿羊。 也就是出現一個失敗案例的時侯。 我們才會說，「白色綿羊」的理論被證明是錯誤的。
因此我們說，所謂"相信科學"，它應該同時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科學理論」是可以被當前條件所證明的「假說」。 只是還沒有檢測到"失敗案例"而已。 第二，科學方法論，也就是"可證偽性"才是科學的決定性特徵。 依據以上二條。 當華萊士在總統辯論會上質問川普"你是不是不相信科學"的時侯。 他實際上是混餚了"科學理論"和"科學"的區別。 華萊士把「科學理論」直接的當作了「科學」本身。 這就是一種不夠平衡的態度。 較為誠實的問法應該是，你對全球變暖這一科學理論的態度是什麼？ 你反對這一科學理論的理由是什麼？
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 當「絕對權力」與「白色綿羊」理論綁定的時候。 面對一隻黑色綿羊的出現，也就是面對失敗案例的出現。 「絕對權力」感覺到了威脅。 那麼他們就開始扭曲科學。 他們會咆哮道：不就是一個失敗的案例嗎？ 也許是檢測者或檢測的儀器出了問題呢？ 為什麼你看不到有那麼多的白色綿羊，而非要揪住那隻黑色的綿羊不放？ 非要去推翻整個理論呢？ 這有意思嗎？ 我們應該努力的，去檢測出更多的白色綿羊才對。 面對這樣的呵斥，長期生活在政治高壓下，早就已經生病的某些知識份子，他們的毛病再次發作了。 他們開始提倡「新權威主義」。 也就是「新白色綿羊」理論。 甚至直接鼓吹，只有「強人」或「強人政治」才是正確的選項。 這並不是他們的學術訓練不足夠，書看的不多或缺乏邏輯思維。 而是在面對一個強大到無法消除的「絕對權力」時，他們只能完全的脫離掉理性，而變成了一個斯德哥爾摩重症患者。
這種狀況解釋並證明了，為什麼"絕對權力"遲早會引發"公共災難"。 因為，被絕對權力扭曲的公共政策是「不科學的」或「違反科學的」。 這種狀況也解釋並證明瞭，為什麼在"絕對權力"面前，科技創造力會消失殆盡。 因為，科技創造不承認任何"絕對真理"，也不承認任何不可突破的"科學理論"。 科學與「絕對權力」無法共存。
但是，在學術領域，在沒有強權壓力的情況下。 我們對於「絕對真理」的信仰仍然不會停止。 哈佛大學著名的哲學家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認為，雖然科學理論是假說，是可證偽的。 但科學理論近似於真，科學理論在不斷的接近「真」或「絕對真理」。 也就是說，科學總有一天會弄清楚，這個世界是怎麼來的，它是什麼？ 科學會一步一步的找到「客觀實在」 的「 終極本質」。 這種理論被稱作「科學實在論」（Scientific realism）。 某些科學實在論的學者，乾脆就把自己稱作「科學唯物主義」。
我們來繼續分析一下。 首先，"客觀實在"也可以翻譯為"客觀現實"。 它所要表述的是，有一個不依賴於我們主觀的，實實在在的客觀世界。 這個表述是唯物論或唯物主義的一個斷言。 是一個「絕對真理」式的斷言。 有多少人會反對「客觀實在」是絕對真實的呢？ 或反對「客觀實在」是絕對真理呢？ 我想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同意"客觀實在"是"絕對真實的絕對真理"。
那麼，我們就用科學的兩個面向來檢驗一下這個"客觀實在"。 首先，面對"可證偽性"。 如果"客觀實在"是絕對真理。 那麼，它就是不可證偽的。 而如果不可證偽，它就不是科學。 或是個「偽科學」。 也就是說，"有一個不依賴於我們主觀的客觀實在"，這種說法只能是一個有待證偽的"假說"而已。 不是絕對真理。 其次，如果把"客觀實在"看作一個科學理論。 那麼，它需要承認邏輯上的"反例"。 正像"白色綿羊"的理論，需要承認也許有黑色綿羊的存在，只是目前還沒有檢測到而已。 那麼，"客觀"的反例是"主觀"。 "實在"的反例是"虛幻"。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科學理論的"客觀實在"，它同時承認了"主觀虛幻"也是可能的。 這樣的話，我們就會看到，作為"絕對真理"的"客觀實在"，它其實是一個"假說"，"預設"或"猜測"。 而作為一種科學理論的"客觀實在"卻提供了異常的開放性。 由此，科學又怎麼可能一步一步的接近這個「客觀實在」的「終極本質」呢？ "科學實在論"本身也是一種"假說"，"預設"或"猜測"。
好，問題來了，如果沒有了"絕對真理"。 甚至連"客觀實在"都不是真的。 並且，也許這個世界是"主觀虛幻"的。 這樣的討論會不會把我們導向「虛無主義」？ 或「相對主義」呢？ 不會！ 因為，如果你接受"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為真，為"絕對真理"。 那麼，你又在向你的習慣屈服了，你習慣上想抓住一個"權威解釋"或"終極答案"。 哪怕這個答案是「虛無主義」。
所以就是這樣，我們內心對於"絕對真理"的依賴和信仰是如此的強烈。 即使是我們知道了，所謂的絕對真理，絕對正確，完全不具備理性上的基礎。 我們也很難擺脫我們心理上的陷井。 但是，一旦我們把這種心理陷井投射到政治領域。 那麼。 我們就是在犯政治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政治所要處理的是權力。 保持權力的平衡與制約，防止某一方的權力過大而壓垮政治本身。 才是美國政治的根本任務。 雖然，文化，宗教，學說與科學會影響到政治。 但是，把文化，性別，喜好，習慣，主義，理念和科學作為唯一標準，而選擇政治陣營的做法，究竟上會使我們失去政治平衡。 而為自己營造出一個新的政治霸權。 最終，會使我們自己深受其害。
傳統上，美國人無需因為某一政治陣營是否代表了"正確或科學"而投票給他們。 他們有一種投票習慣，如果總統投給了民主黨。 那麼，議員的席位就投給共和黨。 如何解釋這種「平衡遊戲」呢？ 這裡面沒有任何高深的政治理論。 或需要深挖到古希臘去尋找的原因。 這是基於他們從「五月花號」上帶來的一個生活習慣：「自由」。 自由與強權不能共存。 因此，傳統美國人手裡的選票並非是為了實現什麼主義，理念或真理而投，選票的唯一任務，是不能讓任何一種政治力量做大，而演變為政治霸權。 巧合的是，這種政治上的「平衡遊戲」也給予了不同的經濟理論，以平等的實踐機會。 左派大政府主導的經濟政策與右派強調市場主導的小政府經濟政策交替出現。 由於任何經濟學理論都不絕對錯誤，也不絕對正確。 他們都是當前條件下的合理 「假說」。 因此，給予不同的經濟政策以平等的實踐機會，反而是經濟政策的最佳選擇。
也许我们會認為，這種單純的平衡遊戲，即缺乏"真理"的光芒，也不講政治理念。 而且缺乏效率，無法形成「舉國之力」。 怎麼可能給社會帶來變革與進步呢？ 這種想法也正是民主黨人和科技新貴們的主張。 他們恨不得一統國會兩院與總統，以便可以強力的推行一邊倒的公共政策。 但是，正如我們以上分析所揭示的，不受制約的權力具有扭曲一切力量，包括把公共政策推向極端而演變為公共災難。 同時，在面對各種主義，理念，真理以及政治家的個人風格時，我們的心理習慣其實並不具備理性的基礎。 我們太容易接受來自「絕對真理」的暗示，而不顧一切的投入到代表「正確」的政治力量一邊。 而忘記了政治的理性面向是對權力做出限制，是防止極端，是保持政治力量的平衡。
因此，不要看不起傳統美國人在投票上的「平衡遊戲」。 相反，這種政治上的平衡遊戲不但具有有理性的基礎。 而且根本就是一種高級的政治智慧，這種政治智慧透視了權力的本質。 也透視了民眾內在的非理性的政治衝動。 避開權力與非理性結合而帶來的公共災難。
作者：美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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