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记忆
先是在公安局的围墙上写了很多革命标语，然后是每家每户门口写对联，如果是革命群众，大门的对联是用红色写，什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如果是专政对象就用黑色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我们家的大门和房门都贴上了黑对联，隔壁的朱小云姑娘讲，她们家大门应该是红对联，但是另一位住户是反革命，所以大门是黑的，房门是红的。除了门联，革命群众带红袖章，戴毛主席像章，地富反坏右带黑袖章，头发剪成阴阳头，衣服上划着大叉，记得有个叫姚国昌的人，每天早晚都要从我家门口经过，经常受到一些小孩对他扔石头子和谩骂，还有一个是小西门外尼姑庵的尼姑也是受害者。
红卫兵也来到我家抄家二，三次，破四旧，父亲的书在抄家前已烧了，家里一贫如洗，红卫兵看到奶奶床边掛着爷爷的相片，奶奶指着躲在她身后的我说：这是孩子的爷爷的画像，红卫兵们是不是还活着，答曰：没有，于是照片就成了四旧被抄走了。
后院的六爷爷没有这样的运气，红卫兵们硬说他们家有金银财宝，把六爷爷关押，审训，毒打，终于六爷爷承受不了污辱，在一个月高风黑的夜晚，跳了魏家塘，了结了一切：
六爷爷的后事也办的很匆忙，大人们虽然心中无比悲伤，却不敢流露在脸上，连眼泪也不敢流，人们压抑着愤怒和悲哀，提心吊胆地打发着日子，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望着六爷爷的两个小儿子齐慧叔叔和齐武叔叔低着头从我家的堂前走过，他们的脸上再也没有青春灿烂的笑容……
后来实小的校长董生也是跳河而死，因为他会游泳，他还把自己捆绑了，爸爸当实验小学校长时，他是副校长，爸爸当了右派后，他是正校长了，因为是走资派，被斗的很残。而父亲已经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的近十年，文革中暑假他早早地进了学习班，批斗会。公社的学习班在石湫中学，县里的学习班是在南门小学，文革时期的学习班就象现在的双规。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在门口乘凉，被关了很多天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父亲跟奶奶和母亲勿忙交待几句，又很快消失在亱色中，奶奶和妈妈嘱咐我不要对别人说任何话，不一会，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共約七八人，来找父亲，来家里里外外搜查一遍，一无所获，悻悻离去。原来是红卫兵们要搞一个大游行，让牛鬼蛇神走资派带着高帽子游街示众，还要母亲在游行队伍的前面，高呼打倒某某某的囗号，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个消息就是雪上加霜，长期的精神压力和劳累，焦虑让她更加憔悴，四十年不到年龄，成为全县有名的病号，终于有一天中午，在去南门小学的路上，县医院的附近晕了过去，心动过速，失去知觉，幸亏发现的早，又是在医院附近，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需要去南京大医院去查病因，后来经过革命委员会批准，派了两个红卫兵去监督父亲带母亲去南京鼓楼医院检查，父亲卖了手表，当了唯一的一件呢大衣，凑了盘缠，其中一个红卫兵还借了父母十元钱，一直现在都沒有还。谁知道到了南京，医生们早巳经被打倒，流放的流放，根本找不到医生，于是草草了事，写下了心动过速，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的诊断。
由于母亲的这次晕倒，父亲躲过了带着高帽子游街，母亲也不用高呼打倒父亲的口号。
小西门街有一个革命残废军人王主任，虽然他坐在轮椅上，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我们很怕他，那怕是在他家门口经过，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这个感觉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慢慢消失。
红总，红联，两派搞文攻武卫，八月八武斗时，两派的人在我们的房顶上跑来跑去，我们好几天都不敢出门。还有一家人的母亲和儿子分别属于不同的派别，整天在家吵架，另外一个邻居的大儿子二十几岁也死于武斗，老太太每天都在家哭儿子，哭声让人心碎。
六岁不到，勉强上学的年龄，因为我的户口在石湫，必须要在乡下上学，而且母亲身体相当不好，常常发晕，在西元村到河边洗菜，也要我跟她一起去，我不愿去乡下读书，一直拖到一年级下学期，我才回到西元村小学上一年级，当时搞什么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一下子从春天毕业改成夏天毕业，后来又改回来了。大哥也转到乡下学校，爸爸乘机让大哥跳了一级，我的一年级就在妈妈的班上，我一开始是上半年级，因为其它同学已经上了半年课了，爸爸妈妈下课后给我和哥哥补课，我没有耐心，学了一会儿，就说会了会了，就不愿学了要出去玩了，爸爸摇着头说我虽然接受能力强，但是不求甚解，以后难成大器。父亲阅人无数，对我的评价也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