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戚本禹回忆录(48)

一介教书匠,酷爱自家乡;寓居多伦多,桑梓永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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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青海军区开枪镇压革命群众惨案

 

1.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诡异传达方式

 

   事实上,“二月逆流”决不是“大闹怀仁堂”这样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与许多地方发生的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为了稳定军队的。但是一些人却把它用来当作镇压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了。本来毛主席把“军委八条”中的第五条改写为:“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在发布的时候,毛主席又把它改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我当时就听到反映,说有人在传达这“八条命令”的时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准看,不准记录。而且在看的时候,也是藏头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査到证据,所以也无法向主席报告。直到前几年,我才看到江西有个人写的回忆录,谈到了当时江西省军区的领导, 被叶剑英叫到京西宾馆去听传达“八条命令”的情况,和我当年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多地由军队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头头。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在四川,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公开称之为“二月镇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也发生了由军队出面抓捕各个区县的造反派头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 不过,最骇人听闻的还是发生在青海西宁的省军区赵永夫一派,派部队到《青海日报》社包围并开枪镇压革命群众的“2·23惨案”。

 

2 .青海 “2·23” 大屠杀

 

   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发生了军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347名群众被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其中 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还是个中学生。惨案发生以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只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谋、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赵永夫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他在报告里称,青海的造反派组织“八·一 八”冲击军事部门,部队被迫实行了还击。 但是很快,来自群众的告状信件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些从青海逃回来的北京的红卫兵,还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有的控诉信还是死者的血书,一些家长们则哭诉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联以后就生死不明了。我觉着问题很严重,就去找关锋商量。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这个惨案。我俩分析,这次惨案的指挥者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可赵永夫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向群众开枪呢,他是否请示并得到过中央军委的同意呢?关锋说:赵永夫自己宣称,他们向造反派开枪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扬。如果真是林总表的态,那毛主席一定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是要向主席报告的;但如果是叶帅表的态,那林总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会去给总理报告的。这事大了,我们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 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是由我和关锋署名,我觉得仅我们两个人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一起在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给主席。

 

   3月11日,毛主席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主席的这个批示关键的是要査学生有没有枪,要是学生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开枪打军队的,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先后开了四次调査会。

   第一次是3月13日晩上,由我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接受调査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他们把经过叙述得很具体。

   第二次是3月21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我、萧华等,调査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査会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的问题进行的。两次调査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査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非常仔细。

   第三次调查是3月23日晚,总理亲自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査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 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这次调査会还没开完,总理在会上就把他写给主席的报告推过来给我看了,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面署名:周恩来。

 

   调查会结束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实际上,总理已经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査“八·一八”组织的枪支情况。令人吃惊的 是,连一支枪也没搜查出来。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 经过这三次调査,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总理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査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 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

   

   第四次调查是3月24日夜里从11点半一直到25日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总理。而调査对象除 了前三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一次,总理当着大家 的面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一个的问题。赵永夫开始是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总理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最后是前言不搭后语,矛盾重重,漏洞百出。 当问到赵永夫说这件事是请示了林副主席的,而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可当总理质问赵永夫的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总理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就上去撕掉赵永夫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叶剑英本来一直是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总理就不让他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可是,主席、总理去世之后,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抓了江青,紧接着他就把“青海2·23惨案”给翻案了,他亲自下令释放赵永夫。有人提 出,这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铁案啊,怎么能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执行中,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 要求出具中央军委的书面文件,才肯执行。叶剑英大怒,后来搞了个“冼(冼恒汉)、刘(刘贤权)反党集团”,把冼恒汉和刘贤权都撤了。

 

   我现在仍旧认为,对青海“2·23”大屠杀事件,即使在今天,无论你对文革持什么态度,也无论找出什么理由,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这么多人,都是严重的罪行,历史是永远不会宽恕其主犯赵永夫的。一些人文革后高唱保护人权,其实只是要保护他们自已的人权,对平民百姓的生命与人权是不在他们保护之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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