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批斗王光美
1967年1月的时候，清华大学蒯大富一些人，用王光美的女儿出“车祸”的谎言，搞了一个“智擒王光美”事件。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搞的。总理知道以后，马上派他的秘书去把王光美接回了中南海。主席后来知道了说，共产党讲究光明正大，不准再搞这种骗人的事情。对这件事情，我们中央文革事先也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他们很可能是受到叶向真智擒彭真的启发，也想干出点惊人的壮举来。那个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风气，好像谁批斗的人级别高，就越能证明自己革命性更强。
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见报以后，清华大学又提出要召开30万人的大会来斗争王光美。蒯大富来跟我说。我说，这事我 决定不了，你得请示总理。后来经过中央开会讨论决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总理和我一个电话，汇报现场的情况，基本都是说，一切正常。
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给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乒乓球项链，这些都是蒯大富底下人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个女孩子， 来向总理要王光美出国时穿过的衣服、项链什么的，说要把她打扮起来，跟她出国时候一样。总理不赞成，江青支持总理意见，也不赞成。江青还特别跟我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
王光美在批斗会上回答了红卫兵学生提出的问题。她的回答都很得体、很巧妙。我都没有想到，一个大小姐出身的人，能有这样的才能。 只是可惜她这个才能用错了地方。
我和王光美认识很早。我进中南海政治秘书室工作以后，王光美就和我是一个党小组的。她经常来一起参加组织生活。那时过组织生活是很严格的，有时她不来，开会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意见，她也得在会上作检讨的。因为我是秘书室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所以有时她还会来主动向我谈一些问题。 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她给我讲过什么叫核裂变，什么叫核聚变。讲得头头是道。我总觉得，她看人的目光很敏锐， 她也很会团结人。
王力是首先执行毛主席指示，支持了王光美的对立面蒯大富的人，她心里对王力的怨恨不会小。但是，文革后，王力见了她，向她致歉时，她对王力说，你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一句话就把王力给拉过去了。
王光美历史上有过一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人员关系比较密切的记录。建国初审干的时候，我、王文、张维诚、沈栋年是中南海秘书室审干小组的，负责审查她。那时她说，抗战结朿后，自己一边同共产党的同志们好，一边却又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情报官员很好，但只是私人来往，从来没谈过情报工作。我们讨论后，认为她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员只是一般的朋友交往。她本人当时受共产党影 响，在国共和谈时给共产党当翻译，当时表现很好，所以她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
她们家是个大家族，她的兄弟姐妹一部分加入共产党， 一部分加入国民党。她是家族中的左派。可是，在文革中，她又因为这些事情被中央立案审查。 但她的胸怀不是很宽厚。我从秦城出狱以后，听说就是因为她向当时的中央提出，蒯大富不能留往北京居住和生活，以致蒯大富才被逼得离开北京，南下谋生。不过，也有人告诉我，她晚年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看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实，毛主席当年发动文革也许是必要的。如果她真是这么说的，那要比王力、穆欣等当年左得出奇、而现在又不遗余力地全面否定文革这些人要磊落的多。
7 ．围困中南海与批斗“ 刘、邓、陶 ”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钱的时候，建工学院的八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要求刘少奇到他们学校去作检查。刘少奇写信向 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不同意刘少奇去检查，并在1967年1月6日将刘少奇的信批转总理，让总理给学生做工作。不久，又有学生组织提供材料，说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叛变过。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建议，成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但毛主席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成立专案组。后来总理说，不管有没有问题，总要调查一下吧！于是把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调查，放在王光美专案组里做。查出一些问题后再请示主席，主席才同意设立刘少奇专案组。
1967年4月以后，天津南开大学、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了“揪刘联络站”，后来又联合其他组织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要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 当时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到中南海门口来楸刘少奇的有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也有一批学生本来都是刘少奇（和工作组）的拥护者， 现在他们却要表现得比谁都激进，最早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主要就是这两批学生。
刚开始的时候，人并不多。后来其他学校的学生听说后，都纷纷跑来支持。学生说，毛主席说了，要到群众中去，你刘少奇为什么不到群 众中来？可是刘少奇不出来是有理由的，因为毛主席有指示说，对他不搞面对面斗争，要搞背靠背斗争。我们中央文革和中央办公厅也是这个意见，真要让刘少奇到群众中去，弄不好会出事。 周总理让汪东兴派人劝说学生们回去，并向他们保证，可以按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刘少奇写书面检讨。可是学生们仍然不走，于是总理就让我出面处理。
1967年7月4日凌晨，我按照总理的布置，到“揪刘火线”劝说造反派撤离中南海，同时又支持他们批判刘少奇，保证让刘少奇写检查，学 生们同意了。7月8日刘少奇写出一份检查，汪东兴把它交给了建工学院“新八一”造反团。可这一下“老八一”造反团不干了，“老八一”是老造反，“新八一”是从“老八一”分裂出来的，你刘少奇只向“新八一”检查、不向“老八一”检査，那不行。另一方面，刘少奇的检查被他们指责是“假认罪、真反扑”，这样就引发了更大的批刘高潮。
“老八一”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到中南海的西门外安装了高音喇叭，一定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这样一来，除了学生组织，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也纷纷前来中南海西门楸刘少奇，到后来连郊区的农民都来了。在中南海西门两边人行道上安营扎寨，其状态如同我多年后去美国看到的美国工人在白宫外扎个纸板房包围白宫有点类似。这就是当年的包围中南海。
中央文革是支持批判刘少奇的，但对围困中南海是没有一个人支持的。一开始我们对这事并不太重视。没想到这个事就这么闹大了，真把中南海给包围了，最多的时候起码有几万人。而且，不分白天晚上，那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放着。给我们中南海办公区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连总理也被吵得没法工作了。我多次去讲话，陈伯达也去，都劝他们回去。但他们都不听。接着又闹绝食了。这就不好弄了，真要死了人，我们都没法交代了。 这时，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开会。总理说，包围中南海这个事影响到中央工作了，我不能工作倒不要紧，主席回来了，要是睡不好觉，怎么行？主席睡觉很敏感，连乌鸦叫，他都会醒。总理叫我和谢富治去说服群众撤离。
那时，北京市革委会已经成立了，谢富治是革委会主任。 于是，我就和谢富治一起去接见他们的代表。我见了他们就说：绝食的学生先去吃饭，不然我们就不接待了。他们就去吃了碗面什么的。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不同意把刘少奇交给群众斗争。你们开会批判可以，只要把道理讲透，从理论上认识走资派对中国的危害，不一定非要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不管我们怎样费尽口舌地讲，他们就是不同意，坚持一定要见到刘少奇本人，一定要批斗他。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审判我的人说，包围中南海是我策动的，这是我的一大罪状。我问他们有什么事实根据？在文革中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些学生找来问过，没有一个学生说是我在暗地里发动他们包围中南海，他们查了我接待学生的谈话记录，我所有的讲话都是劝说他们回去的。他们拿不出证据来驳我，就说这不用证据，这是“众所周知”的。我说我反对刘少奇确实是众所周知的，可说是我策动群众包围中南海，这是无根据的推测，怎么说是众所周知呢？他们回答不了我，只好用沉默来做回答。
1967年8月3日至4日中央文革小组又开会商量办法。总理提出：一个方案，他说，8月5号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是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开个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还有新近被打倒的陶铸。同时也在中南海开个批斗会，由警卫局、秘书局的群众参加。总理说，中南海里的人守纪律、好掌握，让他们开会斗争“刘、邓、陶”。外面的人不许进来。与此同时，把中南海里开的批斗会往天安门广场上拉线转播，来满足群众的愿望。大家都表示赞成，就这样作出了决定，并由康生、总理报告了主席。
总理叫谢富治和我去向群众传达这个决定，并说服群众开完大会撤离对中南海的包围。我们从部队调来两部大卡车，在车上架上大喇叭， 我和谢高治站到了卡车上，用喇叭向包围中南海的群众讲话。我们说，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批斗会，同时在天安门举行一个纪念大会。中南海里斗争会的实况将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转播。听完广播后，由红卫兵和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批判发言，作进一步的声讨。这样内外结合，才能显示人民的力量。纪念大会结朿后所有的群众都撤回原单位，把帐篷小屋都拆除干净，以后都集中精力继续在原单位深人进行大批判，我们问这个办法好不好？学生、工人都高喊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主席万岁。 于是我和谢富治就分头落实，谢富治去布置天安门大会，我去布置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当时叫来广播局的技术人员研究怎样把中南海的会和天安门的会连起来。他们说中南海和长安街原来就有线，不用拉线，接上就行。
对中南海里面的批斗会，我丝毫不敢怠慢。别以为中南海干部水平高，其中也有人挺莽撞的，一旦展开面对面的批斗，就有可能发生非理 性的情况。张霖之的死就是前车之鉴。不要说打坏了刘少奇，就是打了一下，他病两天，我就担当不起责任。所以，我和王良恩（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特别布置了专人来控制会场秩序。我叫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王道明、矫玉山这些人都到会场。王道明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支部书记，挺得力的一个小伙子，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我交代他，要他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就站在刘少奇他们的旁边，看到有人要接 近，马上把他隔开。我又与王良恩商量布置好警卫人员，万一发生武斗，随时出动，加以制止，并且马上就提前结束会议，由警卫局的负责人把他们送回家。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在会议上出现对立、冲突情况，或者“刘、邓、陶”他们讲个什么话来刺激我们一下，那就有可能会发生群众性的武斗，这样就会给运动抹黑了。这时候，你们就必须出动警卫马上上去制止。群众推你们也好，打你们也好，你们都不能反抗。他们如果喊“保卫毛主席”。那你们就喊“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就是你们的任务。而且规定，不准任何解放军战士带武器，也不准任何一个群众带棍棒。我们的这些个布置，当时的警卫团都有纪录可查。我布置好以后，立刻向总理、陈伯达、江青都作了报告。他们都同意，总理尤其满意由王良恩掌握警卫，防止武斗。王良恩为此还专门打长途电话，去向身在主席身边的汪东兴做了汇报。
开批斗会时候，我在中央文革的办公室里掌握全局，王良恩、王道明等每十几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现场的情况。而在整个批斗会的 进行过程中，总理也派人从头到尾地在现场观察。我们也是十几分钟向他和陈伯达、康生、江青汇报一次。 中南海批斗会，事实上是很平和的，整个会场上，没有出现武斗场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在现场拍摄了新闻片。在批斗刘少奇的会上，有个青年女干部用语录本要往刘少奇的脑袋上拍，因为距离远，没拍准。马上就有警卫上前制止了。在整个批斗会上也就是声色俱厉的口水仗，刘少奇也没有讲什么话，他知道这种时候他讲话也没有用。而发言的人也都是按照事先准备的提纲发言。刘少奇平时对下面人比较冷漠，所以包括他的秘书、服务员也都很起劲地参加了批斗。 批斗邓小平时候，我布置让他坐着参与。因为主席讲过，刘、邓要分开，应该把邓与刘区别对待。所以邓小平是一直坐着听批判的。 在批斗陶铸的时候，控制就差一点了，陶铸和群众发生了顶撞。当时我把防范的重点都放在刘少奇那边了。但在陶铸那里虽然有顶撞，也没有进一步的武斗情况。
8 ． 批斗 “ 刘、邓、陶 ”时陈伯达让家属陪斗
在中南海开刘、邓、陶的批斗会，是经过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在这个决定上，中央的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字，划了圈 的。但陈伯达却在文件的批示上加写了让他们的家属也—起陪斗的字样。 我看了陈伯达在批示上增加的内容，心里觉得不对劲，可我也不好反对。
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兼秘书，而且她在清华大学推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逼死了好几个学生，她一起挨批斗是可以的。
邓小平的夫人却不管邓小平的事。
陶铸夫人曾志，她和主席是老战友了，并冈山的时候就和主席共过事。她在资格上和陶铸是一样的老革命，他们之问不是谁听谁的。陶铸曾经为了表现自己的党性和无私的原则，把曾志的行政级别压得很低。主席知道了，就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批评了陶铸，陶铸这才把曾志的级别提了上来。再说曾志也没有参与陶铸的那些错误，她一直是希望陶铸紧跟主席的。
所以我对王道明他们作了特别的交代，我说，陶铸的事和曾志没有关系，不能批判她，叫她坐着听就可以，你们要保护好她。还要跟她讲清楚，今天开这个会，是要陶铸出来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的， 她的任务是保护陶铸。万一陶铸太激动了，可以去安慰他，或者突发什么病的话，就去护理他。
这件事后来在审判我们的时候，说三个夫人陪斗的事，是我瞎搞的。我告诉他们，那是陈伯达加上去的，不是我。他们问陈伯达，陈伯达不承认。但有文件可查，文件上家属陪斗的字样是陈伯达的笔迹，可他死也不承认是他写的字。后来公安部请了笔迹鉴定专家，专家的一致结论，这字是陈伯达写的。法庭出示了文件的复印件和专家鉴定书，陈伯达才承认是他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