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去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劳动
1 、毛主席和人民一起度过困难时期
1959年下半年我还在四川农村的时候，就发现粮食的供应已经很紧张了。我发现，就是在天府之国的四川，当时的粮食供应都有了问题。 但是我觉得，四川的人民真是伟大，尽管他们自己的粮食很紧张，我亲眼看见他们还是用“鸡公车”，驮着粮食一车一车的往火车站运，去支援更缺粮的省份。
回到北京后，翻秘书室每天都会收到各地群众大量的来信，反映缺粮的问题。有的还把他们吃的、用不知道什么东西掺在一起的、一种黑咕隆咚的东西寄过来。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写成报告呈送给中央和毛主席。
毛主席也让他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利用他们回家探亲的机会，了解一下他们所在地方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回来向他报告。
一次，一个警卫战士从他老家带回了当地群众吃的糠团，我们也都看了，那东西黑黑的硬硬的。后来这位战士把它拿去给主席看了，毛主 席拿着这个糠团就把它硬吃了下去。一边吃，主席还一边流下了眼泪。那位战士后来跟我们讲了这事，我们都还怪他，不应该把这种东西拿去给主席看的。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吩咐他身边的人，把分配给他的肉和蛋，全部送到中南海的大食堂里去，他不再吃这些东西了。并说，要到全国的农民也能吃上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才吃。总理知道以后急坏了，他怕影响到主席的健康，想了很多办法。可是总理自己却也把分配他的东西送去了食堂，自己也吃得很少。
那时候很多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知道国内供应紧张，就寄来很多食品、营养品到中南海来送给毛主席。那里面什么样高级的东西都有。我们秘书室收下这些东西后，就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就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去，用来招待外宾。一位印尼的华侨送来了好几斤上等的燕窝给主席。主席也让把它送到人民大会堂去。后来有一次主席咳嗽得很厉害。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听说吃燕窝可以治咳嗽。就去问大会堂还有没有燕窝，大会堂说，就留了一点了，大概二三两的样子。就把这些燕窝拿回来悄悄地做在汤里面给主席吃了。这恐怕是 毛主席一生中的最高的享受了，那还是在他自己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享受的。
直到1961年的春节，那时我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我让身边的工人把他们回家过年时、当地群众吃的东西了解一下。他们回来后就向 我反映说，现在的情况好多了，过年的时候村里还杀了猪，都能够吃上饺子了。我把这个情况写了个简报给了办公厅，办公厅就把它登在 了“情况简报”上。主席看了这个消息，在上面划了道道。
现在有些人一说起这三年困难时期来，就把它说得昏天黑地的。其实，正是在这个困难时期里面，我国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来 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和精神，是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放在任何其他的国家，或者我国的其他时期的话，那才不知会闹出怎么样的人间惨剧来。 当然，在困难时期，也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袖，都有毛主席周总理所表现出的那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范的。
2 、和以前整过我的人一起下厂劳动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始了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北京市委向中央办公厅反映，那些因为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里犯了 错误而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的干部，在背地里牢骚很大，有的甚至还流露出了对彭徳怀的同情。田家英知道后就把他们叫回来进行了整风，并向他们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粮神。当田家英把这次整风的结果报告给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就对田家英说，你们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很好的去关心和照顾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尽管他们以前做的是错误的，但你们那些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且要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
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这个指示。然后田家英就问：你们谁愿意带他们下去劳动？可是好一会没有人应声。本来田家英并没有考虑让我下去。因为我差不多下去了整个1959年，刚从农村回来。但我觉得主席称我们是积极分子，叫我们带犯错误的人一起下去劳动，如果大家都不报名，这不太丢人了么。于是我就报了名，田家英很高兴。田家英叫我再选一个人做我的助手一起下去。我选了五科的姜徳久。
安排去哪里劳动，田家英觉得现在的农村的粮食很紧张，一些农民情绪不高，怨言较多，容易给犯错误人的思想造成负面影响，工厂的生活条件要比农村穏定，工人的觉悟也高，这样比较有利于犯错误同志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我们选工厂，有人提出到首钢或北京机器厂，而我选了北京郊区的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这个厂以前叫长辛店铁路工厂，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而改名的。这个工厂的工人富有革命传统。毛主席在他的青年时代也去过这个厂，蔡和森，邓中夏等好多革命前辈当年都在这个厂工作过。大家都觉得好， 最终就选了去这个厂。
1960年夏天，我和姜德久就带着王刚、程之、张道静、张一平、马之江、袁西林、张万祥、张殿科、武允胜等一共十几个人去了二七机车 车辆工厂，田家英指定由我担任支部书记。
到工厂后，和工人师傅一接触，那个感觉可真好。工人们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却很少有什么牢骚和怨言。他们工作积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他们可能是听说了我们都是犯了错误下来的，开始以为我也是犯错误的，就跟我讲，吃一亏、长一智嘛，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改嘛！他们很会讲道理，怎么认识错误，怎么改造自己，都能讲出一套来。
在生活上他们也挺照顾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感觉到心情很舒畅。工人师傅带着我们一起劳励，我们就老老实实的给他们当“学徒工”，看到自己劳动马上能出成果，加工好的零件马上就能派上用场，那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觉得自己真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份力了。而且工人们都很直爽，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很少，不像在机关里那样。
到了热情豪放的工人中间，那些犯错误同志的郁闷情绪很快就没有了，大家整天都在一起劳动，晚上又都睡在一个宿舍里头，有说有笑 的。过去那些你是我非的事，个人受到什么委屈的事，就都放到脑后去了。
王刚在“八司马事件”时是秘书室主任，因为执行“何载路线”，受到了主席当面的批评。下去劳动的时候情绪一直很低落。他的身体不好，我就安排他去干一些检验之类的比较轻的活。他对我挺感激，觉得我不但没有报复他，还很照顾他。
就在王刚下放劳动的时候，他听说刘华峰（原来是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处书记）调任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李东冶（原来是中南海机关 的党总支书记）调去辽宁省当了省委书记处书记。他就很有意见了，他跟我说，当初都是这些人派我去秘书室的，我也都是按照他们的意见 来整你们的，犯了错误，结果我下来劳动，而这些人怎么反倒升官了？我把王刚的意见汇报给了田家英，田家英对这事也很有意见，他就汇报给主席。主席当时也从报纸上看到李东冶为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报道。这样主席就批了，怎么犯了错误反而升官，是怎么回事，要邓小平去查。后来就把那两个人都被降了级。所以那两个人后来对田家英都恨得要命。
渐渐地王刚和我的关系就逐步改善了。他把当时他们怎么商量整我们的事都跟我讲了。文革后，邓小平把杨尚昆的原班人马都召回到中南 海，刘华峰还是当中直党委书记，王刚重新做秘书室的主任。那时我的妻子仍在秘书室工作。我出狱后，听我妻子说，王刚对她不错，并没有反过来报复她。相反对她还挺照顾，还悄悄地问过她要不要到秦城监狱去看我。
我出狱的时候，张万祥第一个跑来看我，他也不管别人会说什么。武允胜后来在辽办省委办公厅当处长。他知道我要去东北，大老远的派车子来接我，给我安排好吃好住的，每天陪着我玩。我问他们，当初你们不埋怨我吗？他们说，开始挺埋怨的，可看到你整天都跟我们一起劳动，我们心里知道你这也是受了我们累的。而且那时你对我们都挺好，以前我们整了你，开始还怕你会报复，可你一点也没有。所以我们的怨气也就慢慢地消了，对你没有意见了。
马之江是个三八式的干部，原来是彭德怀“一野”的。调来秘书室之前他是在部队搞情报工作的。庐山会议后，开始他还同情彭德怀。我们在劳动中熟悉了以后，他也跟我说些心里话，他说彭德怀这个人其实他自己也是很蛮干的。打宝鸡的时候，都是彭德怀在指挥，那时已经收复了延安，主席过了黄河了。当时我们的伤亡很大，底下向他反映，说这样打不行。可他还是坚持一定要这样打下去，结果不知死了多少人。
3 、和工人打成一片
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是个万人大厂。主要是修理火车头和研制内燃机火车。厂里的设备很齐全，从炼钢、锻造一直到研制开发出新的产品出 来。
我是在工具车间劳动。工具车间是厂里比较重要的一个车间，很多新的技术设备都在这个车间。那里几个老师傅都对我非常好，手把手地教我学习掌握各种技术和手艺。时间一长，我都和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每逢休息日，我还常骑着自行车到他们家里去。但是那时正是粮食供应最紧张的时候，所以我去工人家里的时候都是自己带着吃的，或者带着粮票给他们。
1960年正是最困难的时期。农村农民的口粮不足，中央决定，要减少城市的口粮标准，支持农村。干部、工人都要减少，各人自报，大家 评议。工厂里的情况就复杂，工种不一样，劳动强度就不一样，像炼钢的、翻砂的，体力消耗很大。我试着干过几天锻压，那干活时是满头大汗，干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肚子不吃东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时吃一碗饭，这时吃五碗饭都不够。
工人的总体粮食平均是40多斤，轻体力劳动三十五斤，重体力劳动的四十几斤，最多的有五、六十斤。除了考虑工种还要考虑个人情况，有个人天生就是大肚子， 他们的饭量比普通人要大一两倍，吃不饱就叫唤，这种人即使是在一般的工种，也得按重体力工种照顾。而女同志呢，就要让一让。按照我的工种（机器工人），可以报三十五斤，但我只报了二十八斤，因为我并不是每天都参加劳动。其实即使是三十五斤也是不够吃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人每月能节省下五、六斤粮，拿到农村就能够养活很多人了。
我们中的马之江，他身高体壮，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时就是吃五、六十斤，可按工种定量是五十斤。他问我该报多少，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人，带个头，就减两斤吧。他减了两斤后，老是叫肚子饿。我 在四川农村种地时得到一个经验，饭吃不饱，喝点糖水就过得去，我就叫马之江饿了去喝点糖水，就这么对付过去。
后来我们想办法自救，节假日去荒山中摘点可以食用的野菜树叶，晚上回来把这些野菜树叶洗干净，蒸一蒸当饭吃。在公路边上有很多苦 菜叶、蒲公英什么的，我们都挖回来吃。苦菜叶洗干净，揉一揉，拌点盐，吃到嘴里有点苦，但别有味道。
尽管生活很艰苦，但工人们的劳动干劲并不减弱。赫鲁晓夫跟我们闹翻后，把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去了。二七厂那时正在试制三千马力的内 燃机，之前都是苏联专家在帮着搞的。有些苏联专家和我们的关系还挺好，走的时候就故意的把内燃机的设计图纸留了下来，回去就说， 是早给了他们的，现在要不回来了。后来二七厂的工人和干部就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内燃机火车给制造出来了。我把这个喜讯也报告给了中南海。
自在工厂时间久，慢慢的我也发现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基层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搞一些特权。那时一个基层的支部书记权力还挺大的，他领导的车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车间所有的人和事都得听他的命令，书记叫干啥就得干啥。诸如调换工作岗 位、增加工资，这些都是书记最后拍板的。而且经过了反右运动以后，谁如果给书记提意见，那严重的他就可以说你是反党了。
我知道有 个车间的支部书记，长期压制一个给他提过意见的工人，同样条件的人都提级了，可就是不给他提级，也不给他长工资。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劳动最好，成分也好，可大家都提了，就是不给他提，别人也不敢说什么。还有个车间书记，车间里的漂亮姑娘有好几个都给他霸占 了，其中有两个姑娘分别被工人们戏称为东宫、西宫。这两个姑娘，没做出过什么突出成绩，但级别却是工人里面最高的。这事是一个老工人跟我讲的，老工人还说：你们总在上面呆着，不知道下面的事。老百姓的反映你听听就是了，不能说没有，没有的事老百姓不会随便说。但到底有没有我也没看见。这个老工人的意思是明确的，但话说得非常圆通。我说，你这样说不等于没说吗？他说：那你就自己捉摸去吧。
4 、《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査》
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中央重新印发了毛主席早年写的一篇《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干部深入到工厂、农村，帮助群众克服困难，解决群众所遇到的问题。中央连续召开了几次工作会议来落实这件事情。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也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带一个小组下去了，各中央机关和各个部委也都闻风而动，一时间调查之风真兴起来了。
当时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也来了好多调查组，因为它是个大厂，上面的主管部门多。有铁道部的、国家计委的、北京市委的和总工会的，都来了。但是有些调查组下来，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他们是因为都不愿意去农村，因为农村苦。所以就都到工厂来。可他们来了工厂以后也不参加劳动，厂里还得请他们的客。一些工厂的领导也都乐意陪着这些下来调查的人一起大吃大喝。
那时国家供应虽然十分紧张，可为了保障一线工人的需要，国家还是规定要给在第一线的工人保证供给一定量的油、肉和鸡蛋。比如对高温作业的工人每天有半斤肉，重体力劳动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几斤肉，还有油、鸡蛋、大豆、花生等。此外，对技术工人和身体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特供。 现在为了招待上面下来的调查组，就把这些国家规定给一线工人的东西扣了下来，给调查组的人吃了。工人们对这种做法意见很大。
我们一起下来的有两个同志是在食堂干活的，他们就把食堂每天都招待了些什么人来吃，吃了什么，吃了多少，都记下账来。谁来食堂开小 灶，他们都记了账。当时食堂有个像现在饭店的包房一样的小客厅，每次厂里干部来陪调查组吃饭都有肉、有鱼、还有酒。而调查组一下来，也就开个会，开完会就吃，一吃就一两个小时。然后再在厂里的招待所住两天，写个报告，就算完成调查了。如果有个部长或副部长下来，那就更不得了了，吃吃喝喝要到晚上十点多。那两个在食堂工作的干部告诉我，那些给重体力工人和技术工人等的特供和专供，至少有一半是这样给吃掉的。那时二七厂的党委书记姓吴，是个抗日干部，他倒还好，不怎么陪着去吃。可厂长就不管那么多了，厂长姓关，是个长征干部，在战争中断了一只胳膊。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经常陪上面来的人来食堂小客厅里吃吃喝喝。
这些事情听多了，看多了，我就有了个想法，你们是来调查的，却不深入到基层去，不和工人搞“三同”，就这么吃吃喝喝的，道算是什 么调查研究啊？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于是我就写了一篇《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报告。我在报告里写道，毛主席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家都说好，都纷纷起来响应。但是，有些调査组下来以后并不好好深入下层，也不找工人、干部谈话，就是听了 几个领导的汇报就写了调查报告，也不管其中的内容有些根本就不符合下面的实际情况。现在是调查成了灾，十几个上级部门都派人下来搞调查，把工厂招待所都住满了，整天都在那里吃吃喝喝，把相当大一部分配给工人的肉、鱼都吃了。
在报告里，我把问题总结为“十多十少”，像“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其实不是少，是根本就没有）”等等。 这个报告是在1961年5月上旬写好的，然后就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了报告以后，觉得这个报告写得很好，他对我在报告中所反映的情况也感到很气愤，再好的政策到了底下就都歪了。他在报告前面还附了一个他写的短信。 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对这个报告一连写了三次批语： （以下是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的内容） 5月28日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5月12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 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30 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 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 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可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却故意遗漏了毛主席写下的下面的一段批示： “现将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应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
5 、共同劳动结成的友谊
1961年6月，我们结束了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劳动锻炼，我仍回到秘书室工作。一回到秘书室。我就给田家英打了个报告，说跟我们一 起下工厂去的王刚等人在劳动中表现得都很积极，他们的思想也都有转变，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从工厂劳动回来以后应该给他们分配工作，而且对他们以前所犯的错误，也可以取消或者减轻原来的处分了。 原来对王刚的处分是开除党籍。通过在二七厂一起劳动，我们彼此都增进了了解，相互之间产生了感情，他也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
从二七厂回来后，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把对他的处分改为“缓期执行”。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表示同意。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主席说这是个成功的经验。主席还说，“缓期执行”这一条可以试试看，如果效果确实好，可以写进党章。王刚高兴极了，说多亏了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去跟主席说话啊！
文革中，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讨论过，想把这条用来处理犯走资派错误的一些干部。1976年10月以后，王刚又被调回到秘书室当主任。 其他的人也都分配了工作，有的继续留在秘书室。张一平原来是从中央警卫局调来秘书室的，就又回了中央警卫局。后来他当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去看过他，我们一起谈起了汪东兴。他很蔑视地说，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他还告诉我，1968年我被捕审查以后，汪东兴为了整我的材料，把他们这些人都找去，要他们揭发、批判我。汪东兴原以为他们都因为“八司马事件”而受到了处分， 所以是都对我有仇的。结果他们几个除了说我有些自高自大、批评人太厉害之类的小事，其他的什么东西都弄不出来。倒是原来在“八司马事件”中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几个人，后来我进中央文革后又加以重用，在我被捕后，可能是为了撇淸自己，和我划淸界线，而乱说我一气。 通过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劳动锻炼，我深深地体会了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思想是何等的英明伟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