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全球除俄罗斯外，已是犹太殖民地。在详细介绍犹太治术之前，我们先补上前传，究竟谁把这妖怪从瓶中释放出来。须知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各国禁止赋予犹太人基本的公民权利，只允许居住在专门为犹太人划定的被称为“隔都”的区域，犹太人需要佩戴标识身份的大卫星标志。除此之外，犹太人所从事的职业受到限制，需要缴纳特别的税赋，并且还时时受到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怀疑。
犹太人的“隔都”区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自由、平等的口号在法国流行，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法国国民议会在1791年通过了授予全体法国犹太人公民权的决定，法国成为授予本国犹太人公民权的第一个欧洲国家。但是，犹太人虽然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公民权，但是社会上对犹太人的观念并没有被改变，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得到一定的缓解。
拿破仑在1797年率军远征意大利时，废除意大利拥有欧洲最早、最典型和最肮脏的犹太“隔都”，下令去掉犹太人身上佩戴的侮辱性的“大卫星”标志，同时颁布法令规定犹太人可以居住在任何地方，允许他们公开信仰犹太教。在意大利期间，拿破仑相继关闭了罗马、威尼斯、里窝那、帕多瓦等地的犹太隔都，并且解放了这些地区的犹太人，废除了当地的宗教裁判所以及对犹太人的限制和各种特别税，允许犹太人自由从事各种职业。
意大利之后，拿破仑完全不顾犹太人引领穆斯林侵占西班牙长达800之久的历史，又将这些政策应用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西班牙的的西哥特人基督徒政府对犹太人采取压制措施，犹太人遂向摩尔人（阿拉伯人与黑人的杂种）求助，请其侵略伊比利亚，然后又在各大城市当卧底为摩尔军队打开城门。根据Lucas de Tuy主教的编年史记载，“基督徒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天离开托莱多，到神圣的老底嘉教堂去听布道。然后他们（犹太人）在天主教徒面前关上城门，向摩尔人敞开。”在格拉纳达、马拉加、塞维利亚等城市，犹太人也是这么干的，这些基督徒的城市陷落后，防务马上由摩尔人与犹太武装联合接管。犹太人可谓“簞食壺漿”以迎摩尔解放军了。
当摩尔人占领了大半个西班牙，犹太人随即协助摩尔人进行统治，压迫当地白人基督徒，成为当之无愧的“二鬼子”。正是由于犹太人不但一手出卖了西班牙，还与摩尔穆斯林一起压迫了当地人长达八百年之久，再加上屡行血祭邪祀，所以西班牙基督徒光复成功后，立刻将他们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上全部驱逐。
拿破仑在欧洲天主教中心关闭了当地宗教裁判所，当地许多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得以重新自由信奉犹太教。葡萄牙在拿破仑的影响下也首次给予了本国犹太人完全的信教自由，并且开放了当地已经被关闭200年的犹太会堂。
拿破仑的“共济会”手势
人们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印象是：一群表情严肃，内心凶狠的人，一旦认定别人的神学与他们的不符，随时绑上火刑柱上烧死。只是历史真相往往出人意表，为准备千禧年庆典，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要求学者们探明宗教裁判所时期所发生的一切。1998年，梵蒂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学者开放了宗教法庭（Holy Office，宗教裁判所的现代继任者）的档案。学者们最终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并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之公诸于众。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结论是：300年间拷掠并不多见，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审讯了15万人，被政府执行死刑的不到1%。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不能与教会内部的法庭相提并论，1481年，斐尔弟南及皇后依丽莎白的建议而创立的是混合法庭，裁判人由皇帝任命，且世俗君王的权力占主导地位。目的主要对付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及犹太人，主要是审批那些伪装成基督徒的犹太人与穆斯林。还为了当时社会上的谋杀，放高利贷，走私和伦理堕落，为了预防外来的危险错误思想及改革。同时进入16世纪，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西班牙向外扩展，他们把裁判所带到了新大陆，美洲及非洲。
宗教裁判所的程序，大家可以和当下的审判制度比较一下：
1、恩宠期（TIME OF GRACE）：承认错误，悔改而裁判人作轻微处罚，禁食，朝圣，此期为30天。
2、审判期：调查，为了公平而详细调查，也用各种刑罚。
3、判刑期：
A、无罪释放；
B、判罪——须经人审察，法律专家确定，以避免屈打成招，再由当地主教审批。
刑罚有两种：承认错误表示悔改者处以禁食，祈祷，朝圣，公开鞭打，身带十字架，没收财产，充军，终身监禁。如死不悔改者，开除教籍，交于国王处理。
在世俗统治者眼中，异端分子背叛了上帝和国王，因此死不足惜；而在教会看来，异端分子只是离群的迷途羔羊。中世纪的世俗领袖们汲汲于捍卫自己的王国，而教会则在努力拯救灵魂。宗教裁判所为异端分子提供了一种逃脱死刑并重返社群的方法。
事实上，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拯救了无数无辜（甚至是不那么无辜）的人，而那些人本来可能会成为世俗领主或是暴民统治的牺牲品。如16世纪，女巫大恐慌席卷欧洲，这股歇斯底里的狂热正是在那些拥有完善的宗教裁判所的地区得到了遏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受过训练的审判官对女巫集会和烧烤婴儿之类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并认定它们毫无根据。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德国，世俗和宗教法庭烧死了数以千计的女巫。
在1530年之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一直受到普遍的赞扬，被认为是欧洲最好、最人道的法庭。事实上，当时还有这样的记录：西班牙的罪犯故意做出亵渎的行为，以便被移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监狱。不过，在1530年之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新起的异端路德教，关于它的错误认识可能正是来自于新教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敌对状态。
不过新教所在的荷兰、德国北部和英格兰因为拥有印刷机，在宣传上打败宗教裁判所。所谓西班牙的“黑色传奇”从此深入民心。从16世纪开始，反对西班牙和天主教会的一些作家和历史学家写了大量著作来反映西班牙的残忍和不宽容，由此制造出了一个邪恶的西班牙形象。无数的书籍和小册子从北方的印刷机里涌出来，控诉着西班牙帝国在新世界的人性沦丧和可怕暴行。富饶的西班牙被描绘成了一个黑暗愚昧的邪恶之地。
由此可见，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诞生只是果，各国君主为了摆脱梵蒂冈的控制背后支持新教，分裂教会，从而损害梵蒂冈的权威才是远因。
1808年，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并要废除宗教裁判所，可遭到反对。1814年，重新恢复，直至1834年，取消了宗教裁判所。
另外，拿破仑通过战争打击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同时将许多德意志公国组成莱茵同盟，成为法国的附庸。拿破仑按照法国的模式对这些莱茵同盟中的公国进行了改造，捣毁了当地的隔都，当地的犹太人普遍获得了公民权，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到1810年时，德意志地区的大部分公国都废除了针对犹太人征收的歧视性的特别税。
普鲁士是中欧地区反犹传统深重的一个国家，这从后来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政策中即可见一斑。虽然法国当时并未征服普鲁士，但是由于法国强大的影响，普鲁士也不得不在国内提高犹太人的地位。1812年3月，普鲁士实行了改革，规定“承认犹太人公民地位，部分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取消对犹太人征收特别税，犹太人不再需要住在隔都”。由此可以看出，拿破仑解放犹太人的政策不仅直接在其征服的欧洲各国产生了作用，对于其它欧洲国家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许多国家的犹太人第一次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个魔鬼终于从禁闭他们过千年的瓶中释放出来了。对此，很多犹太人对于拿破仑感激不尽，当时的许多犹太家庭为新生婴儿取名为“拿破仑”，一位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德意志犹太人回忆起犹太节日礼拜仪式时说：“我是从安息日礼拜仪式上听大人们讲历史故事中知道拿破仑的，我母亲对拿破仑非常偏爱，她说她父亲在诵读到拿破仑的名字时，为表示尊敬，总要拽一下自己的帽子，他说拿破仑是犹太人的朋友”。
拿破仑解放犹太人的政策打破了犹太人的传统职业限制，大大拓展了犹太人经济活动的空间。而当时的欧洲又正值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和商业在欧洲都得到快速的增长，犹太人的金融幻术与经商才能在此时得以完全地发挥，许多犹太人成为了产业工人、海外贸易商、批发商和股票经纪人，此后闻名的许多犹太大财团都是在此时开始发迹的。
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犹太人也慢慢占领文学、科学、哲学、艺术等领域。现代艺术，文学，还有各种所谓新潮进步的左翼哲学也慢慢成气候。
犹太人终于从脏乱边缘化的聚集区解放出来，后来还慢慢占据政权，千年以来所积累的怨毒怎么会消除？加上白人的聪明才智，勤劳勇敢与人数众多，也严重威胁他们的少数统治。然而犹太人武功太弱，所以必须用精神上瓦解他们，摧毁他们的宗教信仰历史，让他们身为白人而羞耻。
所谓“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亡其文化。”
当然为魔鬼卖命出卖灵魂的后果是悲惨的。当拿破仑节节胜利，洋洋得意之际，他背后的金主已经开始谋划出卖他。毕竟当时欧洲各个君主国势力雄厚，单凭拿破仑一次突袭很难成功。不如操控战局，先巩固拿破仑解放犹太人，动摇了君主制这个胜利果实，同时获利。
一八〇五年，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为了孤立英国，祭出大陆封锁令，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马车却穿梭于欧洲大陆。首先，在英国的马车底层还暗藏一层载送咖啡、棉花、砂糖、纺织品，由多佛海峡的船送往法国，再由另一批马车接驳，分销欧陆各地。如此一来，罗斯柴尔德公司依靠走私货品，从中大赚好几笔。
接着，英国为了抵制拿破仑，与奥地利、普鲁士形成反法同盟，在战争期间，伦敦的情报密件是由罗家专用马车暗地送给同盟国。当时，在欧陆战场的惠灵顿将军已陷入财政困境，罗家为了强化和英国王室的关系，乃暗中赞助八十万镑军费。
不过，罗家固然投下大笔资金，但善于掌握情报，加上又抓紧关键时刻，暗中操作金融，又赚一大笔。奥地利犹太作家褚威格（Stefan Zweig）指出，在英军击败拿破仑的部队时，就有一个当时几乎名不见经传的人，乘着一辆马车开往布鲁塞尔，然后又从布鲁塞尔开往海边。他扬帆过海，以便赶在政府信使之前到达伦敦。此人就是罗斯柴尔德。
其实，这位神秘人物就是梅尔的三男纳森，平时掌管伦敦分部。在纳森由欧陆快速返抵伦敦时，惠灵顿的特使才刚刚出发。当时拿破仑大胜的谣言已经满天飞，纳森立刻到股市将大批债券抛售，使得大家更加确信这项传闻。如此一来，债券的价格更在短时间急速滑落，最后几乎形成废纸。不过，纳森眼见债券已经跌到最低点，又进场买进大批债券。过了不久，惠灵顿的特使传来捷报，债券立即急速上扬。显然，经过一卖一买，罗家赚进一大笔财富，同时体现“情报就是金融操作的最佳武器”。此外，在这次的反法战争中，罗家五个兄弟合作无间，也强化了政商关系。
罗家五个兄弟
大家想不到的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紫禁城中的乾隆皇帝对法国大革命也是了如指掌。康熙年间，中国同法国之间就有较为密切的官方往来。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曾经互派使团，相互通信，互赠国礼。路易十四称自己建立了“巴黎-北京”轴心。大概是受其祖父影响，乾隆对法国也情有独钟。供职宫廷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说：“乾隆皇帝重视法国、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
176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派遣两位特使高类思、杨德旺出访中国，觐见了乾隆皇帝。这两个特使都是在法国居住数十年以上的华裔。法国王室以此表示愿意同中国进一步加深官方往来。后来乾隆皇帝也打算派遣使团访问法国，由钱德明担任特使。钱德明在书信中写道：“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但是使团未能成行，因为这时候，法国国王被砍头了。
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关闭沿海各个口岸，只留下了广州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清政府在广州设立行商，负责对外贸易，称为广州十三行。广州地区一时商旅云集，洋行密布。花旗国（美国）、红毛国（英国）、双鹰国（奥地利）、单鹰国（普鲁士）、黄旗国（丹麦）、法兰西、瑞典、葡萄牙等国的商人都在广州开设夷馆。购买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贩卖至世界各地。这些外商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白银，也传来欧洲的各种新闻。
另外，乾隆时期，宫廷之中还有西方传教士在给朝廷服务。重要者如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蒋友仁，耶稣教会士，精通数学、机械。1745年来到中国，长期任职清宫。乾隆皇帝看到法王路易十四凡尔赛宫的图片，也想造一个有西洋喷泉的宫殿，于是蒋友仁便造了圆明园里的西洋楼和大水法。从蒋友仁遗留至今的书简中，我们知道乾隆从他那里了解的众多欧洲的情况。他与乾隆皇帝的谈话中就涉及欧洲众多国家。
乾隆对欧洲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十分在意，经常问及相关问题：俄罗斯与法国是否结盟？欧洲诸国之间哪些正在进行战争，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欧洲各国与土耳其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何有的国家是女主治国？英法西葡如何控制海外殖民地？荷兰的共和制是怎么回事？
就在法王路易十六掉脑袋的1793年，上文提到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我们从使团成员斯丹东的记录中可以窥见一斑：“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对此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
法国爆发革命，一国之君身首异处，这个可怕的消息，更在乾隆心中引起了剧烈震撼，坚定了他“闭关锁国”的路线。钱德明在给马嘎尔尼的信件说到“使节团越早来，效果越大。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如果以前英国特使来，还能有些成果，现在皇帝已经知道了法国的革命，机会就丧失了。”
魔鬼能直接感受到另外一个魔鬼的邪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