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5）
在西藏各地的抵抗逐渐被平息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 这就是1962年与印度的边境战争。这次战争已有许多研究者做出过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毕竟这次战争与西藏的地位问题并无太大关系，它只是一个继承了西方早期扩张意识但不具备现实扩张实力的新兴国家，与另一个以东方意识高度专制的新兴国家之间，因为地缘政治因素所发生的冲突。
其实，毛泽东对于领土问题，并不像他后来的继承者们那样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毛一直以共产主义乌托邦迷思（中共称为国际主义，上世纪下半期就已被各国共产党先后放弃）和机会主义结合的态度处理国家之间边界问题。他在1967年12月13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说过，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领土让给印度。这块地方上世纪被印度占领，后来建立了一个“阿鲁纳恰尔邦”，成为几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重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曾为中共收回，但停火后毛泽东即下令撤出，还从实际控制线后退二十公里。
印度的失败使他们的自尊受到了久难愈合的创伤，也使得他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个地区乃至全世界存在的地位。对于中共，战争自然打乱了在西藏建立政权机构的时间表，但也提醒了他们西藏在整个亚洲地缘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这次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然消耗着中印两国的巨大资源，从而使喜马拉雅山成为极易引发的火药桶。
不过在这次战争中真正感到尴尬的，应该是流亡的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因为战争的双方都是他们的敌人，但又是其中一个敌人给了他们避难之所。不知道当时这些背井离乡流亡的人们心里作何滋味，但肯定他们当时身处某种难言的境地。
战争结束后，中共继续在西藏建立并完成他们的统治。1965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所有的行政、司法和机构都按中国其他省份的模式设立。
与此同时，尽管世界大多数人们都不知道西藏在发生什么，但在西藏之外也有许多与西藏相关的事情发生。其中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在生存困窘中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奔走呼号，一方面也开始对西藏过去的反思，他们在流亡的小王国里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允许设立一些世俗的党派团体，选派部分藏族青年到国外的大学接受现代教育，并于1963年制定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
他们的这些做法，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回到西藏并用此来改变西藏，抑或只是为了在国际社会面前改变自己的形象？这一切在当时都显得不太重要，世界严峻的冷战格局，使人无暇关注遥远偏僻的喜马拉雅山南麓那一小群不太惹人注目的流亡者。但这些做法肯定与中共的顽固不化拉开了差距，成为西藏努力走向现代文明的开始。
1965年以后，中共在西藏的统治逐渐稳固。这得益于中共擅长建立社会基层组织结构的能力。过去西藏的社会结构，庞大的上层总是缺少基层结构的支持，从而对下层社会难以进行有效的数字管理。基层组织的运作获得下层民众支持和拥护，使得中共管理趋于容易。尽管那时中共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企图遭遇了重大挫折，持续几年经济下滑令中共元气大伤，但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并未波及西藏。中共仍倾其全力保证西藏基础设施的继续完善，除了原来修建的几条干线公路之外，加强了西藏内部公路兴建并在几年内初步形成了网络。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共斥巨资建成了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全长1080公里的输油管道，保证了西藏军事和民用油料的需要。在拉萨、林芝等地建立了一些工厂，各地兴建了许多水电设施。新的农牧业技术和农业机器应用使得1965年比1958年全西藏粮食总产量增长了88.6%，牲畜增长54.1%。中共的统治看起来似乎呈现一帆风顺的迹象。
不过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祸及西藏，用武力威胁维持的“红色恐怖”使整个社会生活变得灰暗萧条。生产与日常生活秩序被破坏，大多数寺院被毁，喇嘛们被驱逐还俗（先辈们留下的历史记忆变成了现实），宗教活动基本被禁止。每天都有对不同人们的批判斗争、关押、殴打和侮辱。尽管灿烂的阳光还在蔚蓝的天空闪耀，但日常现实已经毛骨悚然，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论汉族还是藏族都变得诚惶诚恐。这里并不想反复控诉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切，尽管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那个恐怖年代。其实那时西藏的人们所遭遇的，也是所有中国人所遭遇的，甚至中国的内地所受破坏要比西藏严重的多，因为中共统治者认识到西藏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皆敏感的区域。
“文化大革命”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对中国和西藏都是一次历史大灾难，它最终阻断了这个国家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路径。即便自以为是的中共，在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犯下的重大错误，尽管这种言不由衷的承认也是中共宫廷内部党争（粉碎四人帮）的结果。
1976年9月，毛泽东离开了人世，折腾中国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结束。在经历两年多权力争夺和重组后，1979年中共新的领导人邓小平抛弃毛泽东过去诸多做法，在中国开始了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时期，同时也开始了中共对西藏统治的第三个时期。
1980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到西藏考察，这个在中共历史上被公认比较开明和务实的领导人（后来他的结局并不好，因此他的去世引发了震惊世界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发现中共过去以暴力和意识形态灌输的统治，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局势处于危机边缘。于是中共上层决定大幅调整对西藏的统治策略，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相对应，西藏自治区政府于1980年发布放宽经济政策的八条规定，宣布从1980年开始，在全西藏免除各种税收并一直延续了十年。
在宗教和文化层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宗教活动可以正常举行，过去被毁坏的寺庙和宗教设施得到修复，原来被迫还俗的僧人又回到寺院，新出家的僧人也日渐增多。甚至中共地方官员开始出席一些重要宗教活动，恢复了每年一度的拉萨传召大会，许多寺院又重开晒佛、跳神、辩经和各种法会。撤销关于宗教节日的禁令，具有宗教内容的旅行不再被限制，普通民众的朝圣和对宗教的供养也成为正常。
同时，在社会各方面鼓励藏语文的运用，除了在中小学恢复藏语文教学，所有的报刊杂志都有了藏文版。政府规定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所有公开悬挂的标牌和商业广告，必须有汉藏两种文字。我们这些汉族公职人员，必须参加专门的藏文补习，而所有的公文和法律文书，都要求有藏文翻译件。
在体制内部，官员的任免，除党务部门和军队，凡是独立政府机构的行政正职，皆由藏族担任，汉族只能担任副职。由此大批藏族年轻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并由此进入体制。中国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有相当数量的藏人通过考试进入了中国的各种大学，如我校友中的达娃、多吉、扎西央拉，白玛和央金以及次卓嘎都是在1980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的。这些在上世纪八十或九十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藏族年轻人，成为西藏未来历史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本土一代。
中共的这些务实政策，在以后的几年里有了成效。我1984年进藏时，西藏至少在经济和物质供给上已大大改善，尽管还在某些方面存在匮乏问题，但和几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