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餐、公筷、不扎堆、一米线、勤洗手……疫情爆发以来，街头巷尾，社区内外，这些格外醒目的防疫警示、反复播放的防疫须知，谁不习以为常？可仔细一想，所谓警示和须知，针对的不都是那些陈年的习俗吗？假如放在过去，谁敢这么说？尤其那个分餐，被斥责为崇洋媚外，我看是免不了的！
可见，在疫情面前，与惜命相比，什么国情、什么历史，何足挂齿！
重大疫情，我遇上几次
重大疫情，再加上引发的后果，一生能遇见一次已经不易，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不到20年居然撞上了两次，非典到新冠，一次比一次来势凶猛，一次比一次后患严重。
回想起来，我不但赶上了非典，而且上海甲肝爆发时，也曾身临其境。
那个年代，各个城市的生存环境都不怎么样，而上海又最为拥挤，好不容易享个口福，吃点毛蚶，还传染了甲肝，高达30来万人，别提多倒霉了。
我由沪回京，写了篇文字，描述那种状态下的上海人，标题叫“螺蛳壳里做道场”，很快就在人民日报副刊登出。杂文家舒展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定要我来个上下篇。下篇说的就是如何接受甲肝爆发的教训。
灾难，对人类而言，好像不可避免，但每赶上一次，起码应该接受一次教训，如果借此下决心革除一些弊端和积习，当然最好不过，否则，真是白过了。
所谓白过，一是所有的弊端和毛病照旧，二是健忘。从这么多年的各种情形看，大抵是十年一个大概忘，十五年则是基本忘，二十年一过，那就是彻底忘了。有些更早的灾难在我们的大脑里早就了无痕迹，连史书上都难觅只字片言。
就说非典吧。
有谁还记得非典时期，北京街头生活有哪些改变？
那个时期，大家最怕的就是飞沫传染，别的不敢说，排队人贴人、粘痰脱口而出、捏住鼻子擤鼻涕、说话吐沫星子满天飞、动不动就往一起凑的毛病，顿时收敛。既不用号召，也不必管控，因为人人担心，自觉抵制，谁要是一不小心故态复萌，肯定遭到歧视！
世纪初，我曾在新民晚报副刊辟有专栏“无笑不谈”，时常以陋习当做调侃的对象，有的朋友不以为然，戏称我是“五讲四美”的专家。还有读者来信称尽管说的都是事实，但他们那份感情受不了，因为那是传统，所以“敝帚自珍”。
直到非典来了，大家才终于明白，原来生活习惯之类的小事还能影响国计民生！
可惜，非典疫情过后没多久，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切恢复原样。这次新冠病毒一来，不知为什么，与戴口罩相比，吐痰却没人在意了，一遇吐痰旺季，时不时摘下口罩啐出一口，好像特别流行。有人吐痰直接就上了新闻直播，也有少年与老年，为了一口黏痰，打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想对簿公堂。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至今，也有一年多了，平时读微信、看跟帖，耳闻街谈巷议，发现指点全球、纵论天下的比较盛行。我想，对平头百姓而言，与其在那里指点全球、纵论天下，还不如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身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毛病。
指点全球、纵论天下，多半于事无补，最多过过嘴瘾手瘾罢了，而改掉自身的毛病，却利在自己、功在社会，起码没白过。
这次防疫，更说明了生活习惯绝非小事，其影响之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对各种家丑，很多人以为绝不可外扬，个个因此还能义愤填膺，但一说到陋习这种家丑，所幸现在起码在口头上，已经没多少人再敢当成敝帚在那里自珍了。你敢公然反对公筷行动？你有本事抗拒一米线？
社交距离，究竟是什么
社交距离，这是个新鲜词儿，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可能闻所未闻。打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没听说过人与人之间还要保持距离的，干什么都是人贴人、人挤人，尤其是排队。
我经历过的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要排队。排队的时候，理所当然的是后一个紧贴着前一个，你不贴上去，更后面的人就会吼你，跟紧了，别留空儿！
后来市场经济起步，买日用品不必再排队了，但出行的人又猛然多了起来，结果，火车站排长龙成了各地一景。春运前火车站排队的恐怖景象估计终身难忘，那种排队谁也不敢有丝毫距离，没贴你背上搂着你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改成叫号前，过去在银行窗口排队，基本也是后面的嘴巴贴着前面的脖颈子，我每次都能深切感受到后面那种手握余款的急促呼吸声。好不容易挨到窗口，忽然又想起密码是不是会暴露在后面那位的眼皮底下，赶紧高耸双肩，低头遮住，后面的那位也很识趣，用一个很大且鲜明的动作将头扭向一边。
几十年间，一进医院，从挂号到看病到划价到交费到抓药再到各项检查，数小时里，更是亲密式排队为主，无距离接触为辅。医院空间狭小，想不亲密都不行。这种排队，我一直以为是一种将没病转成有病、将轻症加为重症的过程，精神受伤就更别提了。
后来转为喊号，还有网约，再加手机付款，病患终于可以坐等，也不必事事都要望眼欲穿了，但一进诊室，密集型接触还是扑面而来。每当我坐在医生对面，总是不断有人过来探头探脑，时不时还会围着一圈人。至于隐私、病况，是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姑且可以不论，但各种感染呢，那么些嘴巴对着你，不感染只能说明自己尚存一定的免疫力。
有的医院设置重重关卡，不准病患拥入诊室候诊，但也未必见效。我曾在一家有名的军队医院看病，医生正在为我填写病历，忽然间，他的同事为了托人情，率领一群老乡鱼贯而入，一边闲扯，一边围着我，扫视我的病历，看到他们与医生勾肩搭背、亲密互动，我没敢表达不满。
一说社交距离保持一米开外，我就记起了去年夏天去做核酸检测的场面。等待检测的众人都在露天排起长龙，安保人员用喇叭不断地呼叫：请保持一米距离！不错，大伙还都乖乖地相隔一米！可再一看那几张填表的桌子，每张桌子都是头挨头、肩碰肩，几乎是俯身挤在一起，基本是零距离。看来，保持社交距离究竟为了什么，根本没人在意！
最近，疫情才缓和不久，很多人就已经急不可待地在那里故态复萌。
我住在北京六环外，行人不多，好不容易看到几个人，还是横队而来，他们看到对面来人时从不知改改队形，非要与你擦肩而过不可。电梯口，多数人依旧是堵着门口等电梯，硬要和你打个照面，来个亲炙，不如此似乎就不足以证明他们有天大的急务要办。一进商场，明明有空间可以保持点距离，可有人偏偏要找出摩肩接踵的感觉，好像除此之外，都不能称之为逛。
即使不是防疫，我想，在未来的生活中，保持社交距离也是必不可少，这不但为了防传染，更是隐私和安全的需要。只是，如我们这样人口密度极高的地方，在很多场合要想维持必要的距离，难度确实很大，尤其是挤在地铁，没有嘴对嘴已是万幸。但在有可能的情形下，我以为，还是需要尽量有点距离，既利己，也利他。道理很简单，世上没多少人想与你亲密无间，也不会有什么人愿意与你呼吸对流。
分餐，八十年代已倡导
看见满大街倡导分餐制，我就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记得胡耀邦当时就倡导过分餐制，有的地方还真推行过，但没多久就难以为继了，有人指责这是罔顾国情、照搬外国。
当时，吃来吃去，大伙最终还是觉得合在一盆一盘里，你来一筷子、我嘬一口、起筷时再抖一抖，比较有集体感、亲热感，起码可以劲往一处使、筷子往一处凑、目光往一处瞄。假如埋头只吃自己眼皮底下的这份，冷冷清清，心理上的疏离不说，外观上也欠热闹、缺人气、没有场面感，连究竟有几个硬菜都记不住。
最早自觉实行分餐制的，我想，应该是火锅。
我曾经住在张自忠路，附近的宽街十字路口有一家清真饭馆，我读中小学的时候叫“宽街回民小吃店”，九十年代后又称白魁老号。在那家饭馆吃涮羊肉，最早的火锅是一个巨大的炉子，炉子中间竖个烟囱，吃客围成一圈，来了客人就发两片不知是用什么材质制成的篦子，意思是让你在炉子里隔出一段。等坐下左右一瞧，这才明白，原来，涮锅的汤与其他食客是共用的，那汤通过篦子，流来淌去，也不知熬了了多久，周围更不知换了多少拨人。
后来，这种巨型公用火锅不见了，可能还是因为心理不舒服，眼见旁边那位嘴里的豆腐渣、羊肉沫掉进锅里，又流转到自己嘴下，毕竟有点恶心。往后吃的火锅，先是一桌共享一个，又逐步过度到一人一个，基本属于分餐了。
西餐是分餐的，但我们吃西餐，往往改为西餐中吃，为何要中吃呢？就是因为老朱嚼着盘里的牛扒，却还想请老牛尝一口，小杨吃着自己的煎鱼，又忍不住想再品品小李的那份猪排，于是乎，干脆把盘子都放在中间，还是你一刀、我一叉，凑在一起吃着过瘾。
在不知道公筷为何物的时代，我们吃饭，人人都用沾着自己口水的筷子和勺子在一个盘子里面来回扒拉，在一个盆中翻江倒海，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难堪。为了表示亲热，好客，还盛行用自己的筷子，在嘴巴里嘬一撮，砸吧一下，再给客人布菜，客人还会感谢一番，以为主人很讲礼貌，待客周全。
应该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吧，生活逐渐富足，饭局大增，有很多人从国外回来，也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觉得一双双筷子从几张嘴里到一盘一盆里出出进进，确实不干净，从此就有了公筷。尤其宴会，公筷成了必备。
不过，尽管公筷已经实行了很久，只要在像样的馆子请客吃饭都有预备，但常常形同虚设。想想也是，吃个饭还要如使双枪一般，两双筷子来回换，吃得兴起时难免忘其所以。在外餐叙，我常常发现公筷不知何时就不见了踪影，一寻觅，原来某位朋友正拿着公筷往嘴里送红烧肉呢。
防疫戴个口罩，过后呢
防疫期间，出门的标配就是戴口罩。不过，什么多就乱扔什么，这也是实情。有的口罩居然挂上枝头、吊在栏杆，时刻在眼前晃荡，这大概标志的就是口罩已经普及到了一定程度。
虽说口罩如今普及了，但往后呢，一旦时来运转，疫情过去，口罩还需要吗？
在我小的时候，平时老是张着个嘴巴，是会被长辈训斥的，打喷嚏、打哈欠、咳嗽时不掩口，也会令家长难堪的。
有事没事非要张着个嘴巴，张嘴的人还是不知不觉，这，其实就是习惯，一种缺少家教的习惯。当家教这个词只剩下家庭教师这一种解释时，大街小巷、写字楼里，张着嘴巴走动的人就开始成倍增长。挤在地铁车厢里，只要一股股异味扑面而来，稍一搜寻就会发现，肯定有人正在那里张嘴哈气呢。
现在，公交里，对着所有人猛咳，是无需任何遮掩的；当众大口打哈欠，是不必难为情的；公共场合，将喷嚏喷到你身上，是不必道歉的。走在路上，坐在屋里，万一见到有谁还知道掩口，甚至用纸用手绢，那恐怕就是在看个老古董了。
无论习惯张着嘴巴的，还是从来不知掩口为何物的，其实就是任由自己身上的病毒、细菌、臭气四下传播。防疫期间戴个口罩，只露两个眼睛，有意无意间，恰好让这些传播渠道从此不再。所以，陋习不改，口罩就不妨一直戴下去，成为公共生活的必需！
防疫期间，除了戴口罩，大概就属勤洗手最自觉了，既不必监督，也无需强制。
不过，勤洗手是要讲条件的。
40年前，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在北京也很普遍，一脸盆水是要反复使用的，那时讲勤洗手确实强人所难。而且，当时如果老是去洗手，还有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之嫌。为了向劳动人民优秀品质学习，我们去农村参加劳动，在地头吃饭，不洗手是会被黑板报表扬的。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很受用的；用袖子揩揩，在衣服上蹭蹭，这样的清洁方式，当时也随处可见。
家家有了独立的厨房，用上了自家的卫生间，这应该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后来亚运、奥运、世博等等国际盛事相继来临，公共厕所不再是旱厕，起码在城市里一律有了上下水，而且水管里确实流水，勤洗手才终于转变为现实。
如今，你再与年轻一代讲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不被喷才怪呢。
扎堆聚集，会海算不算
平头百姓聚会，离不开吃、喝、牌，一有热闹，也会围着一群人，喜欢扎堆，连下个棋都会有一群支招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大家兜里开始有了点钱，不但公款，即使私款，同事、同学、亲友，也会隔三差五地来个饭局，饭局之后有人还要唱上几首，或是打上几圈。
饭局最喜欢要个密闭式的包间，或是一群人凑在一张桌子，席位不够，就喊加椅子，一张桌子可以围着十几号人，胳臂肘碰来撞去，口气吐沫互相传递。有时明明是两张桌子，还会高呼不热闹，非要让服务员拼在一起，以便扎堆。扎堆少不了推杯换盏、高谈阔论，所有的飞沫都在毫无保留地四下散布。
我发现扎堆时有一个独特的景观，就是，话题越大，飞沫越多，而且喷得越远，等到议题缩小到自己周边的事情时，飞沫也就只能咽在肚子里了。
与聚集吃喝不相上下的聚会就是会。会，不能不说也是一种聚会，更是一种扎堆，而且还是大聚、大扎。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参考消息》转载了一篇文章，里面采访一位逃港的人。没去之前他干的是脑力，去了后他干的是体力，人家问他为什么还要偷渡？他的回答就是：开会！开会！开会！那时真是改革开放，这样的内容居然也敢登！这个故事让我一直不忘，因为由此得知，人们对会海的反感居然如此强烈，不惜以身冒险！
自疫情爆发以来，会议骤减，可开可不开的基本不开。即使开会，也改视屏了，不但减低了传染的可能性，还降低了经费，让多少年无法消除的会海，终于显露转机。
多年间，我对两种事情不堪其累，一是开会，二是饭局，想推又不能推。疫情来了，谢天谢地，开会、饭局没了不说，连有限的约请都有了谢绝的充足理由，卸去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但将来呢？这些还会卷土重来吗？很难说，因为这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的习惯，不开会不足以说明他们在工作，没饭局不足以证明他们还活着!怎么改？
电梯前，显露一堆毛病
在我上学的年代，北京可供大众使用的电梯只有北京火车站，上下还有专人看管，怕的是有人跑到这里以电梯为乐。后来，电梯日渐增多。最初是派员专司把守，估计还拨有专款，一进电梯门就会听到一声喝问：几层？有的电梯看守员干脆坐在椅子上，手握一根长棍，对着按钮一杵一杵的。直到家家户户每天都离不开电梯时，电梯看守员的经费日益增长，这才改为自助。不过，只要稍稍留心，你就会发现，不知有多少人至今还不知该如何上下电梯，叫电梯盲亦无不可。
电梯门前有上下两个按键，上当然是按上键，下自然要按下键。在按键上按一次与按一百次，大概也无多大区别。可有人性急，也可能过于无聊，为了催促电梯，居然能在那里来回按，我曾目睹某人按了三十多次。还有人是上下两键一起按， 大约在急着要下的那些人的想象里，先把电梯赶紧叫上来了才可以下；而在急于想上的这种人的认知里，只有把电梯按下来了才有上的可能。
电梯终于来了，是上是下无不显示，可偏偏有很多人从来不看标识，每次都是对着门里毫不客气地质问：上还是下？
有人羞于启齿，干脆先钻进来再说。一看目标相反，无不是一副奉陪到底的模样，在里面陪着别人上上下下，开开阖阖。我曾经与一家演艺团体出境，某日清晨，我们在三楼吃过早餐，准备下去乘车出发，等电梯来了，一位杂技名流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有人眼快，忙喊他，这是上。这位老兄碍于颜面，就说了一句：上也能下！还招呼助手也一道上去。那座大厦几十层，他们就这么一直升空到顶，再折返而下，大伙只得坐在车里干等。
疫情来临，个个电梯里面都备有纸巾，为的就是避免手触按键，减少病毒流传。可自从疫情稍缓，我发现，按键不知不觉又成了多数人的癖好和雅兴，不但在外面技痒，在那里来回按，进来之后手也不闲着，低头就按，即使已经有人按过，他们也要按上加按。好像多几次触碰才是进电梯的首选！
进入电梯，第一急务就是按关闭键，这是无数人的铁定习惯，有人连自己去哪层都没按呢，直接就将手伸向了关闭。假如有些电梯门张开时间过长，你又有天大的要务要办，按个关闭键也未尝不可，可我们平时的电梯门大都设置在几秒、十几秒，基本是前脚进、后脚关，又何必非要去按关闭键，多增加一次触碰感染的机会？
也有一件往事，每次说到电梯时都难以忘怀，估计会记一辈子。某次在单位等电梯，电梯门一开，旁边两位不知有什么急务，还是要赶着去投胎，不等电梯里面的人都下来，就挤了进去，而且立马按住关闭键，结果，当最后一位下电梯的人撞着电梯门挤出来后，门当即阖上。我呢，当然就被远远甩在下面，独自望梯兴叹！
吐痰，为什么长盛不衰
吐痰是传染源，这个大概没人反对。可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形容的那种“咳痰于地”，至今仍然随处可见。请勿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吐痰，这种号召应该很有年头了，然而，全社会始终定格在随地这一级，言外之意，不随地就可以时不时啐一口了。
其实，蔡先生还形容过“拭涕以袖”。这个好像比较稀少了，大概是因为衣服变得珍贵起来，但捏着鼻子往外擤，然后再甩在地上，或是用手抹在墙上、树上，仍未绝迹。
爱国卫生运动，来来回回，算下来也有几十年了，无论阶级斗争的年代，还是大干快上的时期，或是改革开放以来，隔三差五就会来那么一次，每次爱国卫生，禁止随地吐痰都是必备，但从请勿到禁止，虽说措辞原来越严厉，可最不见效，好像吐痰对很多人来说与生俱来，如吃饭喝水一样，属于天经地义。过去把随地吐痰归结为旧社会的陋习，可现在吐痰的大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了，看来，吐痰不分新旧。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运动，哪个运动都是重创，只有爱国卫生运动，五十年代还比较见效，一声令下，千军万马，没人敢说个不字。但往后渐渐就不灵了，规模无论多大，次数无论多少，口号无论多响，都没多少人在意。尽管卫生被抬到爱国的高度，也没用，连那些爱国喊得最响亮的人似乎也不认可。大概在他们那里，只有比较抽象、比较宏大、比较国际化时，才有爱的可能。
其实， 爱国卫生运动短效还是有的，一时间焕然一新，也是多年的一景，只有长效比较难。而一说长效，似乎就只有干等、苦熬了，熬到重孙子那代以后再说。可我们不能眼看着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陋习却还在那里一代代坚挺。比如吐痰，任你再怎么起来，只要吐痰声此伏彼起，什么都等于白说。
对陋习，有的朋友主张重典，可陋习在我们的眼里都是小节，而且人数庞大，所谓法不责众，罚不胜罚。八十年代对吐痰就有过罚款，北京是罚款五毛，街头有人吐痰，被罚后掏出一元，再吐一口，还说别找了！结果是，多少年过去了，只有这么个故事留存下来，而吐痰的势头却仍旧很旺。
为什么只有爱国卫生运动没多大效力？有朋友解释说，别的运动都是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那一大堆的罪名谁不害怕？所以特管用！而爱国卫生运动既无罪名也不批斗，谁还在乎？假如也弄个吐痰分子、痰奸什么的，填表时再填个“乱扔垃圾反动骨干”出身，本人成分是“擤鼻涕”，大概就会事半功倍了。当然，这属于玩笑话。
吐痰是习惯，一个习惯要改变，没个两三代人恐怕很难；改变陋习也一样，只有经过几代人的磨洗才有可能。这次疫情确实是个天大的机会，或许能缩短改变的历史，就怕时过境迁，甚至还没过呢，有人已经开始遗忘了。
作者： 顾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