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
连夜乘火车从煤矿赶回来的父亲抱着我，在他的大手中我显得更加瘦小，婴儿的大脑袋似乎下一刻便要从小细脖子上掉下来。屋檐下的一窝还没长毛的小燕子们正张着嘴，等着燕子妈妈回来喂食。
“和那小燕子一模一样，又瘦又小，就叫燕子吧”，父亲告诉母亲。
我72年出生时父亲25岁，已经在永川煤矿当了四年的机电矿工。他家在的生产队离我母亲家的生产队只有40分钟的步行路程，两人经过媒人介绍相亲认识。煤矿工人和纺织女工，老家都是农村，家里其他人都是农民，都是一穷二白，颇是门当户对。两人工作单位不在同一个城市，父亲每年只有两次探亲假，在见过几次面以后就很快结婚。两人两地分居十几年，直到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才艰难地调换工作到了一起，一家人才终于团聚了。
父亲出生于1947年，是家里的老大，有三个弟弟。上过几年旧学的爷爷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取名“发，财，龙，凤”，寄予了美好的祝福与愿望。他们住的地方叫做南屏乡，之后叫做南屏公社，我总是会想到那首八十年代的台湾校园歌曲“南屏晚钟”。
土地肥沃，嘉陵江边的南屏公社，在59年到61年三年时间却是一个极度饥饿的地方。农民们整日下地劳作，分到手的粮食却越来越少，饥饿像乌云笼罩，久久不散。因饥饿引起的肿病在家家户户里都开始漫延，我父亲家里首先是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把嘴里的粮食省下来给孩子们吃，全身浮肿，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我爷爷最后被送进南屏公社办的肿病医院，喂食肿病糠圆子，就是用糠壳混着极少量的面粉煮的糠圆子，每顿能有一小碗。可惜已经太晚了，一周后死亡。
家里失去了唯一的壮劳力，只剩下寡母和四个孩子，五岁到13岁的年龄，饥饿与灾难更加深重。紧跟着父亲10岁的二弟也全身浮肿，躺在床上静静的死去。两个月以后，五岁的小凤，睁着大大的眼睛，在大哥怀里停止了呼吸。寡母躺在床上饿得重病，13岁的哥哥把他最喜欢的小弟弟放进了一个小木箱，拿着锄头一个人艰难地挖了坟坑把小弟弟埋葬。
145人的村子，三年饥荒过后只余下110人，父亲一家六口只余下三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