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劲桦，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3年赴美国留学，获MFA艺术学位，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顶尖电影学院拿到最高电影创作学位第一人。2010年在国内出版作品集《梦回沙河》；2013年翻译出版老师理查德·沃尔特的专著《剧本：影视写作的艺术、技巧和商业运作》中文版，在亚马逊同类作品排行榜中曾名列第一。现为电影公司CEO，定居洛杉矶。
本文作者摄于2000年前后。
（一）
我是在1983年出国热潮前出的国，不似尔后蜂拥而至的留美学生们那样目标坚定明确，准备充足，心血澎湃。诚实地说，那时我对美国茫然无知，尚处于幼稚的幻想状态，每每回想都不可思议，问自己出国干嘛？懵懂忐忑不清楚，唯一的回答是,渴望去看一眼心底默默憧憬的好莱坞。
人就是活个年轻，虽然一无所有，却不乏勇气，年轻时的我，“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为了个单纯的梦，就会舍弃一切，还舍得那么彻底。然而，现实是残酷且无同情心的，不成熟则受惩罚，当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这朦胧的憧憬突然对我变得具体，心里顿时产生了空空的恐惧。数数机上的乘客总共加起来只有七八个人，比空中小姐还少，于是想哭，眼泪接着无声地淌了下来。
飞机降落在美国陌生的土地上，蓝天碧海，第一印象是安静温和还有干净，但是，我孑然一身提着箱子站在那里，无论如何都迈不出一小步。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口袋里还没有银子，感觉茫然。终于等来了一个拐了七八道弯的陌生女人，手里举着个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一路无话。
女人把我送到UCLA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后，就消失了。于是，我像件行李一样被存放在一家又一家。开学两个星期后，系主任弗兰克打电话来，他说终于在研究生宿舍为我找到了一个床位，但是……后面的话没说完，就挂断了。
那几天我正寄居在一对台湾来的夫妇家中。他们家很小，一房一厅的结婚学生公寓，为我在靠近厨房的走道里搭了一张小床，用书架隔开。女主人姓杨，是UCLA东方语言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先生姓许，电机博士，已经在公司上班。夫妻俩与我素昧平生，却待我这个大陆来的学生极好，这恩情此生难忘。
那天晚上，许先生开着他那辆破旧的雪佛兰帮我搬家。来到 UCLA的研究生宿舍，看见是一座不大的三层小楼，叫做Hershey Hall，坐落在Westwood的Hilgard大街上，此楼去年已被拆掉。许先生帮我提着箱子，上到二层，发现正对楼梯的屋子就是我的房间：206室。
房间大门是敞开的，远远看见屋子中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别致的灯，灯的正下方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孩，栗色卷发软软地搭在胸前。待走近门口时，许先生和我都不约而同地突然止了脚步，为眼前的景象呆住了。
屋里有两张床，两个书桌，两个书架， 整个房间乱七八糟像个大垃圾箱，各式各样奇怪的书，纸片，脏衣服，鞋子袜子满地都是，简直走不进去，没有下脚的地方。再看那女孩，正仰着脸独自微笑，腿上放着一本厚厚的黄颜色大书，上面却没有字。她的双手在书上摸来摸去，时而停下来沉思，时而皱眉，我马上意识到，她是一个瞎子。
突然我无故紧张起来，气也不敢大喘，我还从未跟盲人近距离接触过，仔细看她的眼睛，眼皮是闭着的，略显空瘪，似乎没有眼球，却有长长的睫毛。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许先生转过脸，看着有点可怜兮兮的我，温和地用中文说：“还是回我们家住吧。”我微微地摇了摇头。
女孩听见我们说话，双手停住，坐直了身子，像小鹿一样凝住神，微侧着脸，显出美丽的轮廓。
“嗨，我叫玛丽，你是我的新室友吧？“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嗨，”我迟疑地，“我叫劲桦，很高兴认识你。”
她接着叽里呱啦说了一长串，我什么也没听懂。许先生在一旁翻译，说她下午就接到通知说室友会搬来，问我是哪里来的，在哪个系，等等。
我坑吭巴巴地一字一句又说：“我的英文不好，只会说一点点，听不懂你的话。”
玛丽马上又说了一大堆，笑得眉飞色舞。我只是盯着她的表情看，听不懂也答不了。许先生连忙帮我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箱子拖进来，放在靠窗的那张床前。
他站起身，再一次问我：“你确定住这里吗？”
我轻轻地点了下儿头。
“你们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聋子和哑巴，怎么办啊？”他略显无奈地呵呵笑了，然后说：“那我先走了。”
屋里剩下玛丽和我，空气变得尴尬，她说一大串话，我只能重复地抱歉：“我英文不好”。她终于放弃了，眉头皱得很紧，接下来是彼此间的沉默，清晰地听见闹钟在一跳一跳地走。
我坐在床边，心里虚弱无助，眼睛时不时盯着她看。只见她站起来，张开双臂，抬到胸口那么高，空然摸索，随后移动脚步。她朝我挪过来了，越走越近，双手摸来摸去，眼看着就要碰到我的脸，我躲闪着，吓得闭上眼睛，小声呼叫“玛丽！”
“啊，”她像小猫一样嗖地缩回了手，“I’m sorry”，声音细细的。
关灯睡觉了，我没敢开箱换睡衣，和衣便躺下。那一夜对我来讲真是难熬，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对面床上酣睡的玛丽，我心里有点儿怕，怕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凌晨，我才沉沉入眠。
“咣咣咣咣……”震耳欲聋的摇滚把我从梦中突然惊醒，我本能地抱起毯子就缩到角落，只见玛丽身穿睡衣，蓬头乱发，在屋子中间像块大木头似地双脚一起随节奏上下蹦落。我惊恐地睁大双眼，茫然无措。好一会儿，我鼓足了勇气问：“玛丽，你在干嘛？”
“锻炼”，她气喘吁吁，“跳舞，我妈妈说每天早上7点都要像炒鸡蛋一样地跳。”她认真地说。
本文作者刚到美国时留影。
（二）
我们文革中长大出生的人，虽然受的教育远不如日后众多的天才少年们多，常常被讥笑为孤陋寡闻的弱智老帮菜，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深刻地懂得地球不围绕着自己转，懂得在艰难面前自杀的是懦夫，懂得改变命运要靠自身而非怨天尤人，尖酸仇恨。
我缩在小床的角落里，看着像神经病一样乱蹦的玛丽，即刻意识到我和她之间不仅仅是瞎子和聋子哑巴的关系，更严肃的还有文化震惊的隔阂，而需要被打碎重捏的泥人，不是她却是我自己，别无选择。
开始的几天，她和我都体会了巨大的挫折感，彼此忍耐着，深深浅浅地相互试探着：我每天怯生生地向她问好，一旦看见她扬颚凝神的姿势，呼吸就不由自主地凭住，本能地想逃跑；而她总是两只脚交替地把身体的重心换来换去，像个不倒翁似地左右摇晃，一边说着我听不懂的东西，一边若有所思。
出国时我带了两本字典，一本是硬板黑皮的英汉词典，一本是棕皮的汉英词典，都像砖头一样厚，从那时起，这两本字典几乎就没离开过我的手。
我们尽最大努力交谈，因为她是盲人，所以打手势没用，我一边请求她说得慢点儿，一边飞快地翻着词典，迅速将重要词汇写在小纸片上，手上，桌上，床单上或任何可写的的地方……直到把我的字典翻烂，内页一片片地掉下来，又用透明胶条粘回去。
再后来，双方的心有了灵犀，只说一个单词，彼此就懂得意思。
我最先熟悉的词汇是关于所有的美国食物，因为牵着玛丽到餐厅，她告诉我吃什么，我就给她盛到盘子里。当时玛丽周围有一批经常帮助她的朋友，大家都同在一张长条桌子上吃饭，自然而然，我也成为他们的好友。
我记忆最深的是澳洲来的男学生山姆，6尺3寸，又高又胖，长着一对儿像妈妈似的温和大眼睛，说英语有极浓重的澳洲口音，玛丽说她有时都听不懂。
另外还有个残疾人布莱恩，他除了有一个大脑袋以外，身体基本没有发育完全，双腿像两岁的幼儿一样细小，不能站立，左手是个拳头，右手只有大拇指和食指，照顾他的学生叫瑞克，学希伯莱语的，每天把他像小孩子一样地抱来抱去。
布莱恩懂9门语言，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希腊语流利到令人乍舌，是比较文学的博士候选人，我每次和他交谈，看着他眼睛里忽闪忽闪冒出的奇异光彩，就觉得好像懂得了睿智这个词的定义，也想起英国著名的科学家霍金。
布莱恩每次见到我，就期待地要求拥抱，我这人不喜欢抱来抱去，后来理解了残疾人非常需要被抱，需要身体的接触，从而感到慰籍和安全感，玛丽也有同样的毛病。布莱恩拿到博士学位后在蓝登工作，他是我眼中的天才。
那时在UCLA研究生宿舍住的国内留学生除我之外还有两人，一个叫王诗宬，北大来的，数学系博士生，和我坐同班飞机到美国；另一位是上海人，电机系的唐昌年，相貌堂堂，气质极为出众，一看就是上海的世家子弟。
我和王诗宬关系很好，每次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默默地吃饭，我就会把玛丽先安顿好，然后端着盘子坐在他的对面，用中文闲聊，觉得紧绷了一天的神经松弛了下来。
现实中我较少言，一般是他说我听，王诗宬是个极有意思的人，最喜谈深奥的哲学问题，神态专注执着，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后来他回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吃饭时我是专注不了的，手里虽然用叉子卷着意大利面条，抬起头来看着他微笑，但心里却满是焦虑，不知如何应付种种棘手的难题。
玛丽是法学院的研究生，异常聪慧，但相当的单纯，想必因为失明，看不见人世间的险恶。渐渐我们熟了，她特别好奇我家的事情，一遍遍地让我讲，问极细致的问题，津津有味地听，一点不烦我蹩脚的英文。
有一天，我也小心翼翼地问她为何会天生失明？父母是近亲吗？她咯咯地笑，说父母相识前在同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分别住在美国的东西部，有一次都去德州达拉斯开会，双方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闪电结婚并生下了她，哪知她是个看不见的婴孩。
父母的伤痛无与伦比，决定再生一个看得见的，于是又生下弟弟，居然是个哑巴。父亲做工程师养活不了两个残疾儿，决定辞掉工作，开了一家烈酒店。玛丽轻描淡写地说，我却听得张开了嘴，心惊肉跳。
很快我就见到了玛丽的父母，看起来都是精明干练的美国白人，他们从不一起来。玛丽的爸爸高大随和，有个大啤酒肚子；她妈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相当礼貌，问东问西，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她内心有点儿冷漠。
一个周末的早晨，玛丽妈妈来接她，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件粉色沙的半旧长裙让玛丽穿上。裙子穿在玛丽身上显得瘦小寒碜，紧绷着胸部，泡泡短袖口掐在丰硕的胳膊上鼓起了肥肉，看着可笑。我问为什么要穿？玛丽说她今天要在教堂独唱。
玛丽妈妈似乎无意识衣不合体，只是不耐烦地催促，我突然心里有点悲凉，幸亏玛丽看不见自己。
总体来讲玛丽是个快乐的女孩，常常开怀大笑，我每次都特别羡慕，从我幼年起，就不曾记得自己这样快乐地大笑过，一次都没有。我的心底深处永远压着一块悲伤的石头，掀也掀不起，可能是我没有信仰，时时觉得自己像一片无着无落飘零的树叶，随风飘到天尽头，却不知身栖何处。
而玛丽不同，她笃信上帝，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只要有了麻烦事儿，她就马上丢给神父，就像小女孩把脏衣服随便一丢，让妈妈去洗，然后自己又高高兴兴地玩去了。
UCLA电影系海报墙，挂的都是毕业学生的电影作品。
（三）
我们宿舍楼斜穿过Hilgard大街，有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每天傍晚听到教堂的钟声响起，就让我回想起幼时读翻译小说常看到的描写，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在秋天里。
玛丽每周都要去这个教堂做礼拜，如果没有别的教友陪伴，她就会请我拉着她去。我好奇心强，喜欢看不同的事物，神父嘟嘟囔囔说什么没听懂，就一张张教徒的脸望过去，如果见到长相特殊或生动的面孔，我的目光就多停留一秒。
有个修女专门在精神上照顾玛丽，每隔两天玛丽都要给这个Sister打电话，比打给她妈妈的电话多多了，什么大事小事都诉说，非常不可思议。
玛丽虽单纯，但依旧充满着神秘感，似乎永远不能触摸到她的内心。我总在想为什么，结论还是由于她无眼睛之故。我们生活里新结识人，你瞟一下他的眼睛，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做出判断，皆因眼神直通心底。人常说的眸子不能言其正，意思就是歹人眼里出不了正气，而温和的眼神，较容易使他人放松心智。
我看不见玛丽的眼睛，就找不到感觉；玛丽看不见别人的眼睛，就不必为他人的目光而活，这点上她远比我幸运，她拥有更多精神上的自由。我常常看见玛丽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不出声地微笑，沉浸在思想中，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不动窝，如果换成是我坐着，大家肯定会觉得有毛病。
当玛丽心情愉快的时候，她一定会坐在床边，双腿搭拉在床护栏上前后地晃，手里抱着袋巧克力，大包的，一块接着一块地吃，边吃边乐，直到全部吃完。情绪低落时，她也是拿着巧克力吃，不过双脚放在地上，神情颓唐。
她读书很努力也十分不容易，比如说，她的每一本科教书，都要被送出去翻译制作成盲书，盲书很大很沉，四寸厚，不翻开的平面积就像一台十八九寸的手提电脑那么大，而且一本普通的书翻成盲书就变成了好几本。
隔三差五，就会有人推车送来一大摞盲书，堆在屋里小山一样的高。另外，每天有一位名叫茱莉的女学生会来宿舍给她念书，玛丽缩肩坐在椅子上，神情专注地听，手指像弹琴似地在腿上搭拉拉地敲，敲的样子又好像是不耐烦。
经过了一段磨合，玛丽和我的相处逐渐融洽，我的英文口语也长进迅速。我十分忙碌，在宿舍的时间很少，晚上回来时已经累得半死，尽管我很不习惯屋子如此的脏乱，进屋后需要一跳一跳地找落脚的地方，但因实在没时间清理，也就视而不见了。不过我心里每天都在发誓，下个周末一定要做大扫除。
在屋里，我最怕的事情和玛丽最怕的事情不同，我怕睡觉时开灯，但凡有一点光亮都无法入睡，我就如实告诉玛丽，她很痛快地说没问题，对盲人来讲，尽管也许他们有光感，但差别不大。
我们的房间在二楼，窗外是植物系巨大的花园，很深也很漂亮，外面看不见楼上屋里的情况，所以天气不冷的时候，我们熄灭了灯，不拉窗帘并留着一扇打开的窗户。玛丽每天晚上洗完澡，都会很奇怪地站在屋子中间，光着身子，沉思默想一会儿，有时还幽幽地哼着歌。开始我很不习惯，就把脸转朝着墙，闭眼入梦。
那一夜，是十五月圆之时，我闭灯躺在床上，看见高高的月亮柔和明亮，光从窗外流泻进屋里，干净的清明。窗外树木婆娑，我心静如水。扭过脸，又看见玛丽裸露地站在黑暗里，柔软的长发披落肩头。月光洒在她的脸上，苍白的轮廓，长长微颤的睫毛，十分美丽。
她的皮肤雪白，乳房丰腴饱满，腰肢不似那种中国男人喜欢的小细柳腰，也不似当下流行的排骨瘦，而是均匀宽厚，大腿修长壮硕，像极了文艺复兴时拉斐尔画中的那些圣经里的女人。
我原本以为那画笔下的女人都是夸张，现时里不会有人长得那么完美，而此时此刻亲眼目视着凝神的玛丽，就好像佛罗伦萨街头一座伫立的汉白玉塑像。
我惊在那里，大气不敢出，心跳急促，美得不忍再看，我轻轻地把毯子拉上额头，遮住了眼睛。
突然，我脑海里浮现出美国超市里又大又漂亮的红苹果，来美国之前我见过的都是半青不红但有点儿酸甜好吃的小国光。于是，我偷偷在毯子下面乐了。
玛丽不在乎灯光，但她很在乎声响，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那时没有电脑，我又没完没了地要写paper，需要打字，而且大多是在晚上。我用打字机不熟练，还经常打错，花去了很多的时间。有天深夜，我正在打一篇第二天要交的文章，可能是听着实在太烦了，玛丽从床上一跃而起，摸摸索索地走到我桌前，说：“劲桦，你念我来打怎么样？”
只见她特别利落地摸到一张白纸，卷入打字机，然后开始打，手指速度之快，我念完一句，她就已经打完了一句，从头到尾，十几分钟的时间。
最后，她对我说：“第一段第六行的第十三个词，convey我打错了一个字母，是e不是i，你帮我找到，改过来。”
我赶紧找回去一看，真的是那样，我佩服死她了。
然而，就在我们和睦相处的日子里，突然爆发了一件彼此谁也没想到的大冲突。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与UCLA编剧专业主席理查德·沃尔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