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六三论纲
（真理不辨不明，谎言辩则现形）
1、真理只存在于活着的言语中，存在于自由流淌的言论中。即使人类真的找到关于理想和自由的绝对真理，视其为神圣的教条并完全按其去付诸实现，那么百年之后，这个世界既不会理想、也不会自由。
2、人性即非本善，亦非本恶，而是复杂的混合体，之所以有时给人一种恶大于善的错觉，无非是因为恶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善的弥补力，世上每一分恶行往往需要更多的善行来弥补。正因为这种不对等，一种理性或理想的社会制度绝不能建立在试图使人性都臻于美好、都能互帮互助、人人皆兄弟的童话想象之上，不能太过寄望于道德和教化，而应更多依赖于法律的制约，依赖于一种可以有效的将惩恶扬善的奖惩机制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相结合的良性的制度之上。
3、理想向来是一种崇高的信仰，但似乎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的却往往是理想主义者，这是为何？
很多人认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构想是造成了一个个暴政灾祸的根源，但所谓的乌托邦如果仅仅是一种设想并没有那么可怕，它更类似于每个人年少时都曾有过的种种美好幻想，是每个人梦想的起点和翅膀。所有产生了危害甚至灾难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强制”，不仅强制人的手脚，还要强制人的口舌和头脑，反映在如今的现实中即强权专制。靠强制性的揠苗助长并不能换来理想社会的早日降临，反而只会渐行渐远，这才是使理想滑落到深渊的悲剧根源。
4、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一生产力在于科学，而所谓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探寻真理、批判质疑的求真精神。朴素的实事求是，即为科学精神的雏形。自秦以来的专制制度自诞生之时起，一大特色便是即使面对指鹿为马依然千人诺诺、唯上是从，在这样一种延续千年的制度下，没有求真精神发展壮大的土壤，科学的贫瘠和落后所导致的国家一度没落危亡也是由此造就。由此推论甚至可以这样说，政治制度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5、小民尊严与大国崛起同等重要，国家强大的意义不仅是为了保护人民不受外敌欺辱，更是为了保障每个人每个家庭不受自己人的压迫和欺辱。“有国才有家”固然有其道理，但“有水才有河、有砖才有墙”的道理同样是辩证存在的。
一沙一世界，一人一乾坤。每个人的尊严不止是自身的尊严，更是作为人类、作为国民共同的尊严。一个值得公民去牺牲小我的神圣而崇高的国家，建立在视公民的自由尊严为同样神圣而崇高之上，否则任由“有国才有家”成为压倒一切的至高准则，那么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那句“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有何不同呢。
6、经济基础是可以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更可以决定经济发展，虽然两者互为辩证影响，但正如自然界创造了生命，但当生命演化到人类这种智慧生命的程度可以反过来对自然界加以改造甚至可以将其毁灭一样，当上层建筑也就是体制演进到一定体系完善的精密程度，便成为一个国家走向兴亡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成为超越经济基础、决定国运根本走向的第一因素。
7、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有力标准，但绝非唯一标准。真理既可以被证明，也可以被辩明。诚如萨托利所言：“证据不能代替论证，正像论证不能代替证据一样……证据证明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可能之事。”对于未来可能之事，严谨的逻辑思辨能力是人类作为万物灵长的最与众不同之处，将思辨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在诸如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上避免使之沦为一场唯实证是从的实验，避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惨痛浩劫。
8、反对意见是与真理本身同等重要的存在，因为检验真理的方式一般是两种——实践和辩论。而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前者一旦失败，代价往往是惨痛的，没有人愿意成为社会实验的小白鼠，且真理开始并不一定完美无瑕，往往需要细枝末节的打磨完善。时代在发展，人类永远面临着新的未知。因而最科学的办法是让真理不辨不明的争论。不经过争论，真理便不足以成为真理，不经过争论，真理便不足以令人信服。
9、人心是动态而非静态，在不停的生长发展中，不是向着阳光向上生长，便是向着阴暗向下伸展，当人们的高级精神需求被压抑时，只会向着低级的需求和趣味发展茁壮，如果不能伸向光明，便只能堕入扭曲和黑暗。而人类作为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大部分高级精神需求离不开政治的影响和制约，政治本能是人类作为高等生物的本能，当人们直接参与政治的本能热情遭到禁锢，便会在压抑中变相转化为政治的间接一面也就是军事和战争的热情甚至狂热得以加剧释放，从而置国家民族于可能陷入军国主义的危险境地。
10、愉悦感和安全感，是人类简单而纯粹的追求。有恒产者有恒心，钱是人的胆，私有财产是公民基本的安全感。一个人人没有安全感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譬如人类爱财的天性，在一个没有基本安全感的社会，这种本性会加倍放大，会使人不择手段的敛财如命。因此保障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既是一个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不致倒退沦落的保证。
11、这个世界上能够祸害人心的东西有很多，但如果论拯救人心，则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一种人性的社会制度。因为社会制度决定了教育制度，教育制度决定了思想和价值观，思想和价值观决定了国民的整体素质，而素质决定了人心的高度。没有什么政客可以相信，哪怕他看上去再侠骨柔情、一身正气，可以相信的只有制度。没有什么公正和平等可以依靠政客们的清正廉洁、自律自觉，可以依靠的也只有制度。
12、制度制度，顾名思义即是制约的尺度，就一种社会制度来说，主要就是对权力和资本制约的尺度。应该怎么把握尺度？制约得过度，它们不干活，制约得不够，它们干坏事，而让两者相互制约，又怎样防止两者相互勾结？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考验。
13、政治就是生活，无处不在的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一个政府之所以会对民众笑脸相迎，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民众手中拥有实在或潜在的政治权利，如果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拿手中的政治权利换取统治者给予的保障，当手中的一切政治权利都让渡出去之后，生生世世得到的庇护就只能是当权者们的残羹剩饭了。因此以自由换取保障，往往最后既没有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14、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绝对合身的，最关键的是纠错机制，是能及时发现并调整自身的不足。广开言论、集思广益人人都会说，但问题是要有言可开、有思可集，而思想的丰富多元便是这一切的前提。思想多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容置辩的压制和剥夺他者表达思想的话语权，任地下的暗火焦灼蔓延，让社会戾气在专制高压下持续积攒，早晚会形成水能覆舟的狂澜。
15、正当的权力从来都该是双向的，一种权力必然对应着一种权利，遵循着一种权力均衡的规则。当一种权力的存在却剥夺了对应的种种权利时，这种不平衡长此以往必然引发整个社会系统的紊乱乃至崩塌，最终结果就是这种权力结构陷入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重新洗牌。以权力的双向性来讲，与国家的征税权对应的即为公民的议税权，与强制执行权对应的则为辩争权和申诉权，而与统治权对应的正是弹劾权，而弹劾权便意味着有备用选择可以取而代之，对个别统治者来说是如此，对个别政党来说也是如此，简而言之就是自由普选和多党竞争制。
16、议税权是公民最基本的参政权力，也是国家财政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国家或地方财政的巨大浪费，其根源不只在于某些人的好大喜功，还在于“花别人的钱不心疼、没有代价的花别人的钱更不心疼”这种人之本性。而议税权不仅是一种制约，更是一种提醒，时刻提醒当权者们明白自己手中的钱来自纳税人的钱包，破除他们观念中公民缴税像是向政府交保护费一样的封建糟粕。一个视公民缴税如同向自己交保护费一样单方面行使征税权的政府不过是将自身拉低到等同黑社会性质的层次。
17、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应该只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而应该是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孟子》书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曰：“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理想的制度能否顺利运行，最终还是在于每个人心中的良知，只要将心比心的良知未泯，每个人都可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发挥建设性的力量。
18、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好人”，只允许自己被标榜为首善的好人；自以为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好人；对人类爱得那般深沉甚至不惜宣称只有自己对人类的爱才是真爱而其他异见者对人类的爱都是虚情假意的好人……像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还是少些为好，因为这种人的好意这个世界消受不起，因为这种人扭曲的爱整个人类承受不起，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人类的命运从来不是任某个人设计任某个人谋划的私有财产。
19、人类的命运从来不是任谁去设计、任谁去谋划的私有财产，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绝不可能仅仅出自某个人的设计。一种再美好的设想，如果没有经过自由公开的讨论和质疑、补充和完善，都只是不堪一用、不值一文的妄语。
20、权力和金钱似乎都遵循着一种社会学的引力定律，那就是手中积攒的越多越不肯松开哪怕一个小小的指头。被权力或金钱所奴役，是人类自由面对的两大威胁。资本是只狼，专制却猛于虎，妄图靠强权来压制和讨伐资本，无异于想用一只猛虎来赶走一头饿狼，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大的问题！每一场理智的社会变革，都要谨防跳出一方的陷阱却落入另一方的陷阱。
21、权力欲与金钱欲，是人类进化中藉以对抗自然界熵增法则的残酷无情而滋生的生命本能，是人性野蛮一面中最本质、最有决定性的本能冲动，当它们还很弱小即权力还不够绝对集中、资本还不能无限增殖的时候，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可以制衡着它们不至于产生太大的危害，但当让它们吃饱了肉、吸足了血之后，产生的力量就是压倒性的了，而权力的集中甚至比金钱的垄断对人性更具有碾压性。
22、权力能够给人世界上最大的满足和愉悦，大权在握的感觉是世上最美妙最刺激的毒品，对专制统治者自发的开明改革抱有幻想，比相信一个瘾君子能够自动戒毒、一个赌徒能够自动戒赌还要天真，没有强大的倒逼压力，当权者绝不会对权力哪怕是丝毫松手，只会像瘾君子一样越来越渴求更大的毒品剂量，追求更绝对的权力。
23、一种更通俗易懂的比喻：权力就像一只双头鹰，一边象征着行使权，另一边象征着继承权，要驯服权力，就必须从对行使权和继承权的制约同时着手，对行使权的制约即为分权制衡，多权分立；对继承权的制约即为通过选票选择掌控权力的后任者上台。
24、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其说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如说更多是与特权斗争的历史，是与特权造成的不公抗争的历史。对于资本，世人皆知商业领域的垄断会对社会和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那么对于权力，政治领域的垄断是不是危害性更为致命？
25、我们的历史从来都只是一部统治者的历史，普通人只是被当作历史的背景而存在。几千年来的历史，除了造就了少部分人的荣华富贵或名留史册，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都是水深火热甚至血泪成河的悲剧。
26、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面对过去。无论是领土还是人口，我们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完全是高山仰止的存在，却为什么一次次沦落到挨打受辱、任人宰割的地步？以中原王朝来说，先是晋代丢了半壁江山，后来的北宋又亡了半个国家，到了南宋直接举国皆亡，明代又再次举国皆亡，而清末更是开启了百年屈辱的历史……如果只是一次的不堪也就罢了，可以借口为一时的铸错和历史的偶然，但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堪，难道不该从自身寻找问题的根源？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正是两千年来这种自缚手脚将人驯化为羊群的制度，才将一个本拥有强大国力资源的国家一次次沦为豺狼砧板上的鱼肉。对野蛮和侵略的谴责惩罚是对今人的交待和前人的告慰，但唯有自身的反思才是对后人的负责。
27、这个社会的很多矛盾，皆是由于绝大多数社会资源被权力侵占，只留下很少一部分给底层百姓。肉食者们的饕餮盛宴过后，留给底层的只是一桌残羹剩饭，因为都吃不饱或是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人们抢起来吃相就很难看了。被极端不公正分配的财富与机会资源，让人们几近沦为丛林中的野兽去争得那份余存的资源，这便是一个社会何以良知缺失和道德崩坏的主要缘由。
28、“法治”不过是句太过空泛的口号，可以被人随意填充随意打扮。依什么法来治国？依谁来定的法而治国？才是不可不谈的本质。
秦法算不算法治？“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算不算法治？轻而易举修改宪法以图自己终身连任又算不算法治？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某些人口中的所谓‘依法而治’都如同橡皮图章任其摆布！归根结底，我们面对的不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是某些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又当主办方的问题。不是有法就是法治国家，而是依良法而治才是法治国家，而一个独立不受干涉的司法环境是一部良法得以诞生成长的土壤和前提。
29、专制制度过度的中央集权，不仅不会如统治者所期望的那样，令全国上下铁板一块、秩序井然，反而会导致严重的基层政治生态失序，将统治者一度苦心经营的统治秩序陷于比之前更为混乱的状态，就像大明以最严厉的肃贪政策开朝立国，却以史上最腐败的王朝落下帷幕。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是由一定社会发展水平下“秩序”和“熵”之间的衡量关系所决定的，是自然界的一种铁律，人类社会也无法避免，不是由统治者的一厢情愿所能逆转，正是一代代统治者们只醉心于权力却忽视社会规律的想当然，才终于导致“黄宗羲定律”中的“积累莫返之害”一再发生，导致一个个专制王朝最终崩塌衰亡的不可避免。
30、“黄宗羲定律”的根本在于基层政治秩序的失控，统治者理想中的中央集权制度只是个想当然的悖论，因为集权制度最便宜的是专制制度的代理人，是那些如土皇帝一般的地方主政官员，专制最高统治者即使再苦心经营，所有的政策最终还是要靠地方代理人来执行，这些真正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代理人便成为一个个手握实权的地头蛇甚至土皇帝，借最高权威狐假虎威，在地方上龙盘虎踞，使一切政策终至扭曲变形，落入‘黄宗羲定律’的陷阱。
31、很多专制统治者对于权力的执着建立在一种“团结才能强大”的历史观上，认为只有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为了营造全民团结、众志成城的气象，不惜把人民驯化为听话的绵羊。但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愿明白，团结只是强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真正恒久有力的团结只有建立在人民强大的精神之上，建立在一种更多是靠自发的向心力而非强制下的盲目狂热或貌合神离之上，一群绵羊再怎么团结也只是群绵羊，自由多元的思想才是强大的精神赖以成长的土壤。
32、鲁迅先生说过：“我们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窗和墙的至理便为如此。没有行动没有反抗，便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变革。哪一次打开窗子的变革不是迫于连墙和屋顶都要被拆掉的压力之下当权者被动的选择？没有让他们觉得连屋顶都可能被拆掉的压力，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变革！
只有拿出连墙和屋顶都要拆掉的气势，才能换来自身诉求最低限度的保障。而苦心呼唤、坐地巴望着他们主动变革，注定是天真幼稚、一厢情愿的幻想。
33、有人说：“老百姓一生省吃俭用的积蓄，不过就是为了孩子和一场大病准备的后事………”曾经我们搬开了压在身上旧的三座大山，如今又重新压上了住房、教育、医疗新的三座大山。历史就像一种循环，无论国家是强是弱，无论蛋糕是大是小，只要专制在，特权和压迫就无处不在，属于老百姓的永远只会是疲于生计、水深火热。
34、所谓专制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过是强权专制从来善于把小事拖成大事，然后再集中力量办大事。善于把小矛盾变成大矛盾，然后再自己充当起裁决调和的救世主。
35、专制的天敌是什么？是自由和民主？不，它最大的天敌是勇气。
沉默不是金，更不是什么所谓的美德，正如鲁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36、在部分人的观念中，“禅让制”被认为是一种美好的政治传统，而我们如今的制度正是遵循着这一优秀传统。但历史上真实的“禅让”，无非只是一种美化的传说。《竹书纪年》上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荀子曰：“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韩非子》中更是一言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就连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也不由感慨：“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此可见，上古时代并不存在纯粹的禅让，其间也不免夹杂着血腥毒辣的权力争夺，所谓理想中的“禅让制”只是一种童话般的包装。
37、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用政党的合法轮换来代替血腥的改朝换代，于国可以避免刀兵动乱，于民可以避免生灵涂炭。
38、专制制度的盛衰周期和社会危机，在节奏缓慢的古代小农社会，这一进程通常为数百年，但在快节奏的工业化社会，这一进程也会随之加快，原本数百年才会出现的社会全面危机，也许不到一百年就会出现，而且表现得更尖锐更剧烈。
39、在这个世上，我们所看不惯的一切，所厌恶仇视的一切现象，大都不会彻底消失绝迹……无论何时，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人类的地方就会有善与恶，如何努力去抑制去反制‘恶’而不是想着去彻底消灭‘恶’，才是立足实际的理智选择。恶是如此，所谓贫富差距也是一样，它既是人类社会最可恶的诛心之痛，却又是最无奈的自然法则，某些人所设想的那种均贫富或没有没有贫富差距的理想社会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它只存在于一个个窃国大盗笼络人心、煽动民意的谎言之中，不仅是因为‘恶’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更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可能走向消亡，如何去更好的遏制它们，而不是只想着彻底消灭它们，才不致堕入空中楼阁式的乌托邦。
40、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专制的阴影会是人类永恒的梦魇，作为权力的本能，它不可能会彻底消失，甚至会在一次次的死灰复燃中卷土重来，因此不能只看重眼前的成败得失，为了追求敌人受到最严重惩处的痛快而损害了长远的法律机制建设，最易变成恶龙的往往是曾经的屠龙者。
41、在这个世界上，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平衡特质很难改变，就像就像年有冬夏寒暑，人有高低美丑，海有潮起潮落，月有阴晴圆缺……但每个人依然是独一无二的，社会要做的是给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和展现自己独特价值的机会，用后天的机会上的平等去弥补先天的不平等，这种相对的平等才是现实可期的，而绝对的、机械的平等纯属对抗自然规律的空中楼阁，执意为之只会带来一场灾难！
42、专制统治者向来乐于对人民间的相互仇视和对立进行煽动挑拨，而自己则坐收渔利。比如让劳动人民只顾着和富人作斗争，让穷人和富人间势不两立、争斗不休，从而忘记了谁才是真正的不劳而获者，谁才是压榨着亿万人民的血汗、连人权都可以剥夺的最大的剥削者！
43、“有些人坚信理想中的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要泅得过这血海才能到达彼岸的天堂，于是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人类渡过那血海！”但他们可曾想过，建立在人们累累白骨之上的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理想国！建立在专制强权之上的世界怎么可能是公平公正的！需要渡过血海才能到达的，不是地狱还能是什么？
44、一个国家一旦陷入专制体制的桎梏，需要的便是根本性的变革，而不能指望蜗牛爬行式的缓慢开明进步，因为几届的缓慢前行不及一届的加速倒车，几十年的走向开明，不及十年的逆施倒行。而历史证明，出现一个能够掌舵国家前行的明君太难太难，但出现一个倒退败家的昏君、庸君则轻而易举。
45、专制体制常自我标榜的制度优势之一，便是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率”，但行政体制的高效率有两面，一面是建设性的高效率，一面是破坏性的高效率，只注重建设性的高效率是危险的，因为数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正面成效经不住一次集中力量办坏事的破坏力，更因为这种高效，太容易让人急功近利的定下不切实际的目标，从而把本该是建设性的好事急于求成的办成坏事。这种高效率若是在一个明君手中，可能会干出一些建设性的成效，但若是在一个昏君、庸君手中，之前的一切努力就会付诸东流甚至更糟。几代明君的励精图治，可能不及一代昏君的折腾败家，而以漫长的历史来看，明君太少太少，庸君和昏君则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率”所办成的坏事、带来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它所办成的好事、带来的建设性。
46、专制统治很大程度上是靠人们心中的恐惧才得以维持，而专制制度的爪牙和刽子手们即为恐惧的标志，正是那些对异见者执行抓捕、拘押和刑罚的爪牙构成了人们心中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专制最大的帮凶，这些执行者便是一个个艾希曼，如果他们得不到真正的惩罚，就算专制被一时推翻，人们心中的恐惧也无法彻底消散，如果专制有一天卷土重来，它还会轻而易举的汇聚起一帮艾希曼式的鹰犬爪牙，然后以这些鹰犬爪牙的威慑，迅速建立起坚若盘石的统治大厦！
只有以沉重的前车之鉴让那些爪牙们有所顾忌，他们才会对自己当时的行为和未来可能导致的切身后果多几分考虑，懂得就算无法抗拒上级的命令，但哪怕将枪口抬高一寸，做事巧妙的留几分余地，不仅对自己往后，也对所有的人都善莫大焉。当他们迫于自身未来的压力有了思考权衡利弊的能力，专制统治便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铁板一块、固若金汤，对后来的反抗者们而言，也多了一份生存甚至胜利的希望。
47、不管是对于富人还是当权者，平民的优势恰恰体现在数量对比的压倒性上，而选票制度是能最大化发挥这种数量优势的制度，是多数对于少数的有利武器。无论何时，平民百姓始终都占多数，当权者和富人则占少数，而民主选举正是一种最倾向于维护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它本身就是对权力和资本一种有效的制约。
48、面对问题争端，只有两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一种是动口，另一种是动手。谁都知道能动口就把事情解决当然最好，动手是最后甚至是最坏的选择。而民主就是动口的解决之道，专制则是动手的解决之道。面对问题和争端，我说我有理，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但事情总要有个结果，到底是辩出或表决出一个结果好，还是打出一个结果好，难道这不是不言自明？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生活中存在太多的意见相左和僵持不下，而每个人也都知道以沟通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重要性，知道处处争强斗狠去解决问题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动口去解决问题才可能避免最后动手的结局，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才可能避免争强斗狠的流血、避免生灵涂炭的暴力，这便是民主最朴素的道理。
49、有一种悲观的看法：“辩论从来不能说服不想被说服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和思想，自身存在的固有想法基本上很难通过说服被改变。
因此对待问题，不应该只关注于怎样去说服他人，还应该去寻找一种方法，即使不必说服对方或改变对方的想法，只需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能就问题的解决取得结果。这就是表决或选票的意义，以表决和选票来决胜负，是避免暴力、化解争斗的最好方式。面对自由民主的取舍，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赞同不参与，但无权阻挠别人通过表决投票选择是否赞同的自由和权利。
50、对一个理想社会的公民来说，政治人物伟大不伟大不是他们所关心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宁愿政治人物不要伟大，因为政治人物越伟大，往往意味着人们面临的麻烦越大，比如林肯的伟大来自于奴隶制的邪恶，阿森纳的伟大来自于德国被纳粹折腾为一片废墟，对一个理想制度下的国家来说，伟人越少，国家越好。每当有所谓的天降伟人下凡时，恰恰是最需要警惕和小心的，所谓自我标榜的伟大思想也是如此。
51、自由和民主不是天堂，只是通向新世界的一扇门，自由和民主亦不是什么现成的高楼大厦千万间，今天实现明天就能够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它只是那座大厦坚实的地基，因为没有自由和民主，实现人类的理想便无从谈起。
52、民主其实是一种“推恩令”，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制度，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民主制度是一种精密复杂的社会制度，简单的推行效仿，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使得社会混乱、国力衰退。西方社会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不停调整纠错才让这套制度得以顺利运行，因此他们有足够的底气断定其他新兴国家一时半会驾驭不了这套制度，因而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推恩令”在全世界推行。这是所有新兴国家在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的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迈过的一道坎，不是自我革新就是等待被革命，除了这两条路没有第三条选择。
53、有人说过：真正的改革就是，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白了就是斩断资本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构建一个杜绝权钱勾结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权力做媒介或掩护来实现自身的目的，摄取了权力或攀附于权力的资本才能张牙舞爪，没有权力做后盾的资本在人民的力量面前是可以驯服的。
54、民主的真谛在于制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制约权力，是一种权力制衡的社会制度。而权力制衡的形式分为外在和内在，外在的制衡可以理解为人民手中决定谁来民主执政的普选权，内在的制衡则是多权分立，只有外在的普选制衡是不行的，那样很可能重新造就一个以多数暴政为强权基石的新时代独裁者；而只有内在的多权分立也是不行的，没有手握普选权的人民的评判和监督，太容易类似于曾经的大明一样导致恶性的权争党争，使得最阴险诡诈者强势而出。因此可以将自由民主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自由民主=言论自由+多权分立+普选，言论自由排在最前，多权分立排在普选之前，也就是说先有言论自由和多权分立，这样的普选才能行之有效。
55、有人说立法权更适合民主选举，有人说监察权更适合民主选举，还有人说司法权才更适合民主选举，但通俗来说，民主选举就是最高统治者和每个老百姓手中连接的一根线，是保证国家权力真正掌握在老百姓手中的必要条件，这根线的两端之间需要尽量减少介质或杂物，任何打折和迂绕都给了在这根线中间黑箱操作的余地，给了别有用心者偷换概念、浑水摸鱼的空间。所以无论何时何地，对最高执政者的直接选举都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56、启动普选绝不是自由民主改革的第一步，而是最后一步，它看起来很简单很容易实现但却最急之不得，就像一座大厦最后的封顶，许多国家的民主改革就是太急于实现这一步或者干脆直接跨越到这一步，才导致了失败的例子数不胜数。因为民意的波浪一旦被选票席卷起来变得汹涌澎湃，而国家这艘大船的动力和掌舵系统还没有更新完善，就只能随波逐浪渐渐迷失方向，甚至造就查韦斯、拿破仑三世和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上台。
57、试点推行的民主改革，说白了就是在专制的大环境下划出一间温室进行民主改革的栽培实验。但民主和专制制度本是水火不容，用专制来栽培民主，就好比用特权去反腐，明明是特权导致了腐败，谈什么用特权去反腐，明明是专制制度最容易侵蚀民主，又谈什么去栽培民主？以专制的大环境去栽培民主，最终栽培出的只能是特色畸形、惺惺作秀的提线木偶，这种特色畸形的温室产品必因脆弱不堪而难逃失败的命运！因此“试点施行”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只会一边拖改革的后腿一边将改革引向歧途。一个人既然决定改过自新，就不要再给恶行留下周旋的空间和拖沓的时间。一个政府如果真有改革的诚意，就不要再谈什么“试点施行”。当然，改革需要深思熟虑、循序渐进，但只要开始行动，就务必全面推进、整体施行。
58、如果连人性都已失去，所谓的理想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人类最终的理想世界要靠暴力和强权才能去维持，这样的人类又同一群行尸走肉何异？
59、所谓的人间之道是什么?有人说世间的真相不过是争来争去罢了，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改变不了这一本质，顶多改善一下原有的规则。
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可以争来争去，有些东西却绝不可沦为人们争来争去的利益品，比如公民的正当权利，比如生而为人的尊严，在专制社会，统治者和他们的依附者们占尽物质资源的好处也就罢了，连公民的正当权利和尊严都要被特权和压迫所践踏剥夺，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底线的，它已不仅仅是争来争去，而是沦为一场人人自危而不得不将所有的安全感寄托于不顾一切追逐权力和金钱去做人上人的饥饿游戏……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则是一个存在底线的社会，拼命努力的人当然可以靠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不那么拼命努力的人也应该能够保全起码的尊严和体面，强者任由他强，弱者依然有不受欺凌和压迫的底线，竞争是永恒的存在，但人们却可以有不用靠做人上人才能获得成就和满足的选择，可以免受不去做人上人便会陷入永世不得翻身之命运的焦虑和恐惧。
60、国家要进步，教育要进步，但不管这种进步是多么重要多么紧迫，也决不能以牺牲最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如果说某种教育制度是一株恶之花，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培养孕育了它？一个有问题的体制造就了一个有问题的社会，一个有问题的社会衍生了一种有问题的教育，体制的问题根源不改，教育问题的改革只能是一纸空谈。因此在社会没有实现一个公正公平的环境之前，或者说如果社会的公正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改革注定是场无果而终的闹剧甚至灾难。
61、世上有一种关于理想社会的信仰，建立在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为基础之上，但如果把“生产资料”的范畴进一步引申，那么国家便是所有生产资料的集合体，才是最广义的生产资料。既然这种信仰的目标是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化，那么国家这个最庞大的生产资料集合体做到了真正公有化即民主化了没有？是不是应该先把“公权力”先真正公有化的交到每个公民手里？如果这种信仰的信徒们没有真正做到这点，自己手里的权力紧紧攥着不公有，却只盯着人民手里的那点东西去公有，是不是有些太说不过去了？
62、如果说公产主义思想是席卷了一个时代的人间厉火，那么催生出这股人间厉火的是什么？是悬殊的贫富差距，是社会的巨大不公，是那些对底层疾苦毫无体恤的为富不仁者！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使暂时改变了目前的现实，一切也终究会卷土重来，陷入一种永不停歇的恶性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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