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约黄昏》之十七：巴黎人情
辛夷楣
盖瑞对科学技术的爱好非常执着，他的钻研精神与上进心特别强。他经常阅读各种科学、科普杂志，包括各种电脑杂志；对医疗测试领域内的最新发展动向，他更是了如指掌。他们公司研制出一种非常复杂的高效新仪器，已经推向欧美市场了，盖瑞非常想尽早学会维修这种新仪器，以便为它推向澳洲与亚太市场服务。他总在我耳边念叨这种新仪器，生怕自己在这个领域里落后了。其实他此时已经年过60，离退休没有几年了，他的技术与经验已经在公司里名列前茅，不学修理新仪器，也不愁没有活干。但是，盖瑞没有一点儿吃老本的心态。
2006年8月，盖瑞突然告诉我，公司将派他10月去巴黎出差3周，学习如何修理新仪器。他的同事、这种新仪器的澳洲项目经理大卫对我说：“这种新仪器比较复杂，维修力量特别重要，有盖瑞配合我，我就放心了。他是我挑的。几年前，另一种新仪器也是他配合我，结果非常成功。别的工程师技术和经验不够，一时很难掌握，所以我必须先让盖瑞去学。”
盖瑞一点畏难情绪没有，充满跃跃欲试的兴奋。他反复地说：“宝贝，我好好学习，你好好欣赏巴黎！”我自然乐不可支。为了倒时差，我们当然要早到两三天；公事完了，再让盖瑞好好玩几天，那就是整4周啊！
上次去巴黎，我们只待了3天，浮光掠影地看了塞纳河畔的主要景点，简直没有时间和巴黎人接触。但是，那座城、那条河以及那座城里的人，却老是萦绕在心上。自从和盖瑞在一起，我的生活圈子扩大了，在世界各地游走与结交，就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小旅馆
在巴黎下了飞机，找到盖瑞公司巴黎分部为我们订的小旅馆，一位年轻姑娘立即笑容可掬地欢迎我们。她说：“你们找对地方了，我正等着你们哪！”我奇怪她的英语这么好，连口音都听不出来。
她说：“我曾经在澳大利亚住了一年，我非常喜欢澳大利亚！”对以澳洲为家的我们，她的话立即使我和盖瑞觉得如沐春风，我们像老朋友似地聊起来。
她叫安娜。安娜的美是全方位的，她褐色的秀发，褐色的眼睛，甜美的五官，丰满的胸部；她态度安详，风度优雅，笑起来温暖灿烂。我觉得，她仿佛是从卢浮宫的某幅法国名画上走下来的。
安娜微笑着拿出一张巴黎地图，先划出旅馆所在的位置，又划出附近的几个地铁站。盖瑞想买啤酒，问她超市在哪儿；我感到饥肠辘辘，问她附近有没有餐馆。不管你问什么，她都耐心回答，而她的笑容让你安心，让你温暖。
有一天我下楼时，见是一位打扮入时的中年妇女值班，她说她叫依莎贝拉。听说我从澳大利亚来，她兴奋地说：“我们的蜜月旅行是去澳大利亚。我们喜欢那里。最后，我们在悉尼机场要离开时，你猜怎么样？我们哭了。”我不敢相信她的话，巴黎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吗？她怎么会那么留恋澳洲呢？
“我们真的喜欢澳大利亚。我们结婚25年了，一直忘不了澳大利亚！”
“25年？可你还显得这么年轻呢！”我更吃惊了。
她高兴地笑着说：“是25年了，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那就将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澳大利亚！”
她笑着点头：“是呀，是呀！”
除了安娜和依莎贝拉，晚间则由三位男士轮流当班。他们都很友好，一位年轻的黑人男士一见我们，总是微笑。
盖瑞夸他英俊，他就笑得更灿烂了：“英俊倒不见得，善良却是真的。”
这个三星级旅馆是包早餐的。但是，安娜第一天忘记告诉我们了。两天之后，盖瑞偶然想起来问她，她才笑着说：“哎呀，对不起，我忘记告诉你们了！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供应早餐。”我俩一声都没埋怨她，我们早已掉进她笑容的罗网里了。
有一天是星期天，我们起晚了，9点40才来到餐厅。这时又有一家老小也来了，慌得厨房的黑人姑娘急忙上楼去找值班的安娜。原来，面包吃完了。安娜让黑人姑娘快去买面包，又下来安慰我们。一会儿，黑人姑娘就买了新鲜面包回来。
每天清晨，盖瑞和几个同事吃了丰盛的早餐，就出门上班。他和几名公程师从世界各地飞来接受培训，一名法国工程师负责培训他们，还有别人协助，美国总部又派了一人来督导。
我是独行侠。早上出门之前，下午云游归来，总会和安娜或依莎贝拉聊上几句。早上，她们总是问：“你又准备去哪儿？”下午，她们又很有兴趣地听我讲述我的观感。有的法文地名发音我怎么也记不住，就反复地让她们教我。我真没想到，我会遇到她们这样完全没有语言障碍，又这么友好热情的旅馆服务员。上次来法国，有位旅馆女服务员脸总是拉得特别长，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个小旅馆的位置相当好。距最近的地铁站10分钟，餐馆、超市、面包房、洗衣店及银行的自动取款机都在步行几分钟的范围之内。还有一点相当重要，它位于一条背街上，门外是单行线，车很少。巴黎是一个拥挤喧闹的城市，城圈里住着二百多万人。据说，人口密度仅次于东京。上一次，我们从网上找的旅馆，比这一间便宜，但是紧邻大街，清晨五点就车声隆隆。
我和盖瑞很快就爱上了这个小旅馆。原先我俩商量，如果公司给订的旅馆贵而不好，培训结束，我们就换一个地方住。但是一住下来，我们俩人都不想再搬了。
大街上
巴黎的美，不仅仅是几个著名景点，大街上处处布满经典建筑，到处洋溢着艺术氛围。我不仅要把想去的宫殿、博物馆都去个遍；还要在塞纳河边，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转个够。
真后悔在北京没向爸爸学几句法语。旅游书上都说，跟法国人讲话，最好先讲几句法语，再开始讲英语。这样法国人会觉得舒服一点儿，也会对你友好一些。可我连用法语问好都不会，他们会怎样对待一个一句法语都不会的华人呢？
我曾听一位澳洲朋友讲过，20世纪80年代，他到巴黎的一家餐馆吃饭。他看不懂法文菜单，也不会讲法语。他要了最简单的火腿煎蛋，餐馆的女服务员明明听懂了，却装做不懂。折腾了半天，他才总算吃上了饭。他的结论是：“巴黎真美，但是法国人真傲！”
我和盖瑞第一天上街回来，出了地铁站，走走就犹疑起来。我俩刚拿出地图，一位法国老太太就凑过来，指点我们。她满口法语不停地说，还伸手比画。我们虽然并没听明白，还是一边按她指的方向走，一边连声感谢。她这才放心地走了。
有一个周末，我和盖瑞坐在杜伊勒利花园的石凳上休息。杜伊勒利花园位于卢浮宫与协和广场之间。那天阳光灿烂，游人如织。在我的旁边坐着一位很有风度的女士。她正用奶瓶给婴儿车里的婴儿喂奶。
我不由自主地盯住那可爱的婴儿，随口问了一句：“是男孩吧？”
她微笑着用英语回答：“是女孩。”
“那你是祖母了？”
“是呀！你们从哪儿来？”
这时，盖瑞插进来：“我们从悉尼来。”
“真的吗？我女儿刚从悉尼出差回来，可惜她只去了4天，没有时间多玩。你们在这儿多久？”
知道我们可以在巴黎住4周，她连声说：“好好玩吧，这座城太美了！”
这时，一位老先生走过来，婴儿一看见老先生就笑了，这是祖父了。祖母显然在用法语向丈夫介绍我们。老先生亲切地和我们打招呼。
盖瑞问他们住在哪儿？远不远？他们说，就住在郊区。盖瑞不由地感叹：“你们真幸运啊！”
他们告许我们，女儿工作忙，又有三个孩子，所以婴儿由他们照顾。聊了一会儿，他们要走了，盖瑞就说：“我们一起照张像吧！”
他俩欣然同意，老先生伸手搂住我的肩膀。盖瑞给我们4人照了一张；我又给他们4人照了一张。
婴儿并不明白我们在谈什么，她一直乖乖地坐在婴儿车里。可是正因为她，我们4个不同民族的成年人有了美好短暂的邂逅。
看来，法国的老年人热情，但大多不会英语，像这对夫妇这样的人不多。所以，我在请人给我照相或者问路时，尽量找年轻一点的。
有一天，我去参观先贤祠（Pantheon）。先贤祠是对法国有贡献的伟人的陵墓。我看到，雨果和左拉在一个墓室，居里夫妇在一个墓室，心中有种欣慰的感觉。先贤祠就在巴黎大学旁边，街上满是三三两两夹着书本的男女大学生。我请一位女大学生给我在先贤祠前照张像，她的同伴们在旁边友好地笑着，还说：“很漂亮，很漂亮！”
我高兴了，指着先贤祠旁边的古教堂说：“再以教堂为背景照一张。”我又环顾一下：“再以你们大学的法学院为背景照一张。”照完了，我一连声地感谢，她们嘻嘻哈哈地笑着跟我再见。
4周里，我请生人给我照了100多张照片，他们（她们）全都十分友好。当然，有的人是外国游客，但起码一半是法国人。因为我去的一些地方，外国游客很少。
有一天，我独自坐火车去距巴黎六十多公里的枫丹白露宫。拿破仑曾在那里长住。1814年4月，他在那里签署了退位书，又在马蹄形的大台阶上向自己的卫队告别。我在宫里细细看了一遍，又来到宫外的花园。
花园里湖水碧绿，景色旖旎。我想请人给我照张相，就向湖边的3个女中学生走去。我把相机递给一位女学生，另一位女学生笑着用英语说：“你等一等。”
然后，她很清晰地用中文说：“你好！”
我很高兴，也对她说：“你好！”
她又用英语说：“你再等一等。”
然后，她又蹦出一句中文：“你好吗？”我高兴地夸奖她。
她告诉我：“我去年就开始学中文，但是实在太难，学不下去了。今年我又开始学，我一定要学下去。现在，只要学好英文和中文，就可以和世界上大多数人沟通了。”
这时，拿着相机准备给我照相的女学生问我：“你从哪里来？”
我回答：“我住在澳大利亚。”
她立刻说：“你很幸运，那可是个好地方！”
我惊讶她们信息灵通意识前卫，就问：“你们是从巴黎来玩还是住在枫丹白露镇上？”
她们三人都点头说：“我们住在镇上。”
我在湖边的草坪上散步，久久舍不得离去。住在小镇上的法国中学生在刻苦地学习中文，且对中国人如此友好。这难道不让人感动吗？
餐馆里
4周里，我们去了不少家餐馆。无论是大餐馆还是小餐馆，服务员几乎都会讲英语。有一天，我和盖瑞去我们地铁站对面的一家西餐馆，那家餐馆生意很好，楼下的桌子几乎都坐满了食客。一位年轻的男服务员把我们让到一张临窗的小桌边，对我说：“库尼齐哇！”
盖瑞笑着说：“她不是日本人，她是中国人！”
他马上用很标准的中文说：“你好！”
我也笑着说：“你好！”
那天，我要了意大利海鲜面，盖瑞要了牛排，我们又点一份沙拉。那位服务员很热心地建议：“就要西红柿沙拉吧！”
我们用餐期间，他跑进跑出服务周到。饭菜味道不错，价钱也不太贵，我们满意而归。
后来，盖瑞对与他一同培训的同事们说了，有三位同事就说，哪天要和我们一起去这家餐馆。
那晚，我们五人刚走到这家餐馆前，我就看见那位男服务员正好站在门口。我笑着说：“喂，我们给你带生意来啦！”
他立刻张开手臂把我们往里面让。我们酒足饭饱之后，他又请出大厨，跟我们握手。
盖瑞培训的第二周，关于这一新仪器的全球推销会议也在巴黎召开。澳洲的项目经理大卫和盖瑞商量，应该请美国来的项目总经理查尔斯等同事吃顿饭，联络一下感情。大卫问盖瑞该去哪家餐馆。
盖瑞和我商量，我说：“城里我们去过的那家名气大，装潢好，但饭菜贵，味道一般；还不如我们地铁站对面这家，离大家的旅馆都近，又物美价廉，可以替你们公司省点钱。”
盖瑞和大卫欣然接受。那天，我们七人在地铁站聚齐，浩浩荡荡往那家餐馆走。到门前看见那位男服务员，我忍不住说：“我们又给你带生意来啦！”
他的眼睛睁得老大：“几位？”
“七位！”
他高兴地说：“来啊，大家跟我来！”
然后，他像跳法国宫廷舞一样，夸张地拉着我的手，在前面引路，上了木楼梯，来到二楼的一张长桌边。
他一边把菜谱递给每一个人，一边和大家打招呼。一位加拿大来的推销经理是意大利裔，他就和他讲意大利语；大卫是黎巴嫩裔，他就和他咕噜咕噜讲起阿拉伯语；查尔斯是日裔，两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盖瑞就指着查尔斯说：“你和他说日语，他是日裔。”他立刻冲着查尔斯“库尼齐哇”起来。
查尔斯连忙笑着摆手：“我不会说日语！”
大家都好奇地问这位服务员到底会几国语言。他说：“七国。”
大家又问：“你在哪儿学的呢？”
他答：“我在学院里进修，我喜欢学语言。”
真没想到，巴黎一家普通餐馆的服务员都会讲七国语言。巴黎，你真是一个具有世界意识的城市！
那天，大家吃得十分尽兴。饭后，这位男服务员请出大厨，拿了一瓶柠檬酒，挨个给我们斟酒。他说，这是送给我们的餐后酒，让我们尽情地喝。我们真的把那一瓶甜甜的柠檬酒喝完了。
盖瑞拿出相机要跟这位男服务员合影。他赶忙拿了一张餐馆的名片，在上面写上他的名字，递给盖瑞说：“你一定要把照片寄给我！”
培训结束的那个周末，其他人已经飞回去了，只剩了我们和美国督导斯蒂夫。法国培训师阿努本说要车盖瑞和我下乡去玩，但三周的培训实在太累，他去不动了，就说周六一起吃顿晚饭吧。阿努带着他的女友，另一位法国同事赫曼带着他的女友来了。
赫曼送给盖瑞和斯蒂夫一人一瓶法国红葡萄酒，他俩连声道谢。
我们刚在餐桌边坐下，斯蒂夫就微笑着掏出一本小书：“看，这是我今天得到的礼物呢！”
原来，他去一家礼品店买东西。他用英语讲了好几分钟，人家也搞不清他要买什么。店主拿出一本英法小字典让他找，他还真找到那个关键的单词了。
店主一看，高兴地笑了：“你要买开信的开信刀啊，我们有，我们有！”
斯蒂夫高兴地买了他要的开信刀等小礼品，正要离开，店主却叫住他说：“带上这本英法小字典，这是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学点儿法语吧！”
听了他的故事，盖瑞感慨起来：“阿努，赫曼，我不知道你们法国人怎么想。但是，我觉得法国人真的变了。记得我80年代来巴黎，不管是在街上或餐馆、商店，遇到的法国人都很冷淡。”
斯蒂夫也说：“没错，80年代，我也来过巴黎，那时觉得巴黎人很傲慢。现在，他们非常热情友好。我真没想到，店主会送给我这本小字典！”
阿努点头，他说：“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有机会和世界各地来的游客接触，眼界开阔了，想法和态度都在改变。”
阿努说得太对了。巴黎游客数量之大，不仅维持了巴黎的繁荣，也在改变着巴黎人的性格。游客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几乎养起了半个城的人口，游客增加的政府税收使法国政府有能力实施定期维护粉刷巴黎所有临街建筑物的庞大计划。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不想起北京的城墙、城楼和牌楼。假如从20世纪50年代，我们不拆毁它们，又陆续把保护维修四合院的工程做好，我们今天不也可以把北京城的历史完整地展示给世人了吗？
现在，真是后悔莫及，谁叫那时我们一心革命呢！这使我不能不从心底对法兰西民族肃然起敬。人家命也革了，法国大革命影响多么深远！不就烧光了一座巴士底狱吗？巴黎及至全国的文物却保护得这么好！
收费厕所
任何地方都不是完美的。在巴黎，我们也有一次不快的经历。那个周六，我和盖瑞在城里游逛。在经过卢浮宫时，他说：“我们走地下通道，我记得那儿有厕所。”
巴黎哪儿都好，可街上厕所太少，而且要收费，女厕所往往要排队。
到了厕所外面，盖瑞说：“你付钱，我先进去了。”说着，他往男厕所走去。
我指指盖瑞，对收费的黑人男子说：“两个人。”我给他两欧元硬币。牌子上写着一人40分，他却找给我80分。我懒得和他计较，硬币多了怪讨厌的，不如赶紧去排队，免得让盖瑞久等。
等我上完厕所，出来洗手时，一位穿制服的白人女子指着手里的硬币用英语对我说：“钱，钱！”
我本能地回答：“我付了！”
这时，那位黑人男子竟站在女厕所门口，当着排队的女士们大声用英语说：“你没付！”
我直直地向他走去：“我付了你两欧元！”
盖瑞一下冲过来，推了那个黑人一把，气哼哼地说：“你别跟我来这套！”
那个黑人吓傻了。他没想到我们会反击，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拉着盖瑞就走。我想，大概我没让那个黑人找够零钱，他就以为我连欧元硬币都分不清，又不会说法语，一定是刚到的游客，正好诈一诈。
盖瑞仍然余怒未消：“巴黎市政府太小气了，赚了游客那么多钱，应该多建些免费厕所，去了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只有这里上厕所要钱！”
盖瑞是英裔白人，我不愿他因这件小事对黑人留下不好印象。当今世界，黑人及有色人种仍是弱势群体。我们旅馆的黑人雇员不是都在辛勤地工作吗？像刚才这个黑人这样想投机取巧，恃强凌弱，来诈点小钱的人，应该是很少的吧？盖瑞把怨气发泄在巴黎市政府身上，我想是罪有应得。
这时，我们正好看见前方有一家麦当劳。盖瑞就说：“走，咱俩到麦当劳去好好地喝些咖啡饮料，再去上它的免费厕所！”
我俩要了饮料咖啡，舒舒服服坐下。巴黎的麦当劳就像其他餐馆一样，店堂不大座位不多。这时，一对年轻人端着盘子伸着脖子在找座位。盖瑞热心地向他们招手，他们就过来坐到了我们的对面。
小伙子买了冰激凌，姑娘买了冰牛奶。姑娘起身离去，小伙子一直静静地坐着。他英俊端庄，风度优雅。好半天，姑娘拿着一根吸管来了。她虽也身材苗条，但相貌平平。小伙子让她先尝一口自己的冰激凌，然后才开始吃。
我忍不住笑了：“他是个好男孩。他一直等着你，直到你先尝了冰激凌，他才吃。”
姑娘也笑了：“他是。”
小伙子问我们从哪儿来？又问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他的英语很流利。
听说我们从悉尼来，而且是报上登广告认识的，小伙子惊讶地扬起眉毛，又微笑着一指姑娘：“她从西伯利亚来！”
虽然我们在巴黎街上看到黑人新娘白人新郎依偎着拍照，也碰到黑人妻子白人丈夫抱着巧克力肤色的孩子谈笑走来。但我们还是很惊讶：“西伯利亚？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小伙子讲道：“我是工程师，我去莫斯科出差，我俩在那儿认识了，产生了感情。后来，我特意跟她去了西伯利亚，看望她的父母家人。今年上半年她来到巴黎，我们才结婚五个月。”
姑娘说，她正在学校学法文。
听说姑娘是俄罗斯人，我像找到知音：“你知道吗？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很好，我从小看了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
她却睁大眼睛问：“什么？文学？”
显然，姑娘的英语不太好。小伙子就用法语给她解释，又提到托尔斯泰。姑娘才懂了。
我又说：“我们从小就唱俄罗斯民歌，看苏联的芭蕾舞……”
姑娘又问：“什么？芭蕾？”急得盖瑞伸出两臂学着跳芭蕾的样子。还是小伙子用法语解释一番，我又提到“天鹅湖”，姑娘才懂了。
我不由好奇地问：“那你们之间通常讲什么语言呢？”
他俩都笑了：“我们什么语言都讲，直到互相理解……”
姑娘承认：“刚开始，非常困难，现在好多了。”
我们四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无拘无束地聊着。小伙子说：“你俩没有这个问题，你们认识前早都有了澳籍。我们现在很麻烦，我把她申请来，我们要填很多表，要提供照片等等证据，非常麻烦。三年之后，她才可以有永久居留身份。”
盖瑞安慰他：“澳洲也这样，要两年。原来澳洲很松，但有些人利用这个做假，所以才严起来。你们会顺利的。”
他俩和我们告别。隔着桌子，我们四人热烈地握手。我和盖瑞一再真诚地祝愿他们幸福美满！看着两个年轻人的背影，我不禁想，假如地球上的所有角落都像巴黎城这样充满各民族祥和共融的气氛该多好！
巴黎华人
未到巴黎之前，我就想，要是他们公司给订的旅馆附近有中餐馆就好了。我们结婚数年，在家基本吃中餐。悉尼的中国食品菜蔬之丰富令人咋舌，盖瑞虽是英裔白人，又在澳洲生活几十年，但他的胃已几乎中国化了！我的中国胃之顽固自不待说。
那天在戴高乐机场下了飞机，到达旅馆，已是傍晚时分。我俩饥不择食，在旅馆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简单吃了一餐，发现贵而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了旅馆，刚一转弯，没走几步我就看见了一家中餐馆的招牌。走近一看，一位华人青年男子正在门口。他看见我，就用普通话说：“11点开门。”
我对盖瑞说：“今晚，咱俩就来试一下！”
那天傍晚竟下起雨来。看着窗外密集的雨点，我问盖瑞：“是去对面的意大利餐馆还是冒雨去中餐馆？”
“当然是中餐馆！”他毫不犹豫。
我们沿着墙根，一溜儿小跑到了那家中餐馆。店堂宽敞明亮，门口的玻璃柜台里，玲琅满目摆着许多菜肴。盖瑞喜欢的糖醋肉、柠檬鸡、炒西兰花以及炒饭、炒面、炸春卷应有尽有。我俩点了荤菜素菜和炒饭。最妙的是，这里还有盖瑞喜欢的青岛啤酒。
我付了钱，竟然只有意大利餐馆的一半。老板娘把饭菜一样样在微波炉里热好，又给我们端上来。我俩吃着丰盛的饭菜，大喜过望。以后的几天，我俩不断光顾这家中餐馆。其实在我们的旅馆周围，也有其他两三家中餐馆，但是不如这家店面宽敞。
盖瑞少不了向同事们吹嘘，说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一家价廉物美的中餐馆。有天傍晚，盖瑞回到旅馆，高兴地说：“今天，他们都要和我们一起去中餐馆！”
我们七八个人拥进餐馆，他们好奇地打量玻璃柜里的各种菜肴，老板娘高兴得乐不可支。大家这会儿才发现，我这个翻译太重要了。老板娘和另一位女服务员都只讲中文与法文。盖瑞和他的同事们，包括督导的夫人却只会讲英语。我就依次让他们每个人选喜欢的饭菜，又一一翻译给老板娘听。
南非来的杰克还说：“这么好的菜，我得来瓶法国红葡萄酒！”
大家吃着喝着，不住地称赞。督导夫人说：“这不是一般的便宜，简直是太便宜了！”
老板娘面带微笑地给我们送来餐后酒，她说：“这是送给你们的！”大家自然更高兴了。
渐渐地，我们和老板娘熟络起来。有时候，客人不多，她就索性站在我们桌前，和我们聊一会儿。她还把看完的中文《欧洲时报》借给我看。
她和丈夫都是浙江人，已经来法国十几年了。六年前，他们买下这间中餐馆。原来的老板经营得不太成功，生意清淡。他们接手后，首先对餐馆进行全面装修，使店堂显得干净明亮；然后又在菜式和服务上下工夫。丈夫带着帮手负责厨房；她和其他女服务员则站柜台及上菜。中午进来坐下吃的客人多，晚上则以外卖为主。几年下来，生意已相当稳定。
有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和盖瑞又来这家中餐馆。三位打扮入时的华人女士坐在我们旁边的桌上，嗑瓜子聊天。
盖瑞说：“她们肯定是成功的生意人。你看她们的衣服，她们脚上的高跟鞋，都质量上乘，价格不菲！”我把盖瑞的话翻给老板娘和几位女士听。
老板娘笑盈盈地指着那几位女士：“她做时装；她做餐馆，她做进出口。我们浙江人很会做生意，人嘛，又长得漂亮，对不对？”
当然，也不是所有法国华人都像她们这么成功这么如意。这家中餐馆里的一位女服务员老是板着脸，我们去了那么多次，从没见她笑一笑。有个周末，我们看见一个10岁左右的华裔女孩在一个小桌上做功课；有时候，女服务员又跑过去跟她讲一两句话。
后来，老板娘告诉我们，这位女服务员和丈夫离婚了，孩子刚从中国接来不久。她一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比较困难。我不好深问，心想：这就是她老板着脸的原因了。
盖瑞却评论道：“没准是因为她老板着脸，丈夫才和她离婚的！”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同。
有一天晚上，盖瑞公司的法国分部头头宴请来培训的工程师们，我也在被邀之列。晚宴是在塞纳河的一条豪华游船上，我们可以好好欣赏灯火璀璨的巴黎了，大家都很兴奋。
法国男士真有礼貌，坚持让唯一的女士——我坐在窗边的最佳位置。开始点菜了，一名高高大大穿着漂亮制服的亚裔男服务员拿着纸笔走到我面前，又是女士优先！可我尽顾欣赏夜景了，还没顾上问盖瑞的法国同事，法文菜单上到底写的是什么。
看出我尴尬犹豫的样子，盖瑞说：“他好象是华人，你问他会不会讲普通话？”
我用英语问：“你是华人吗？”
男服务员用英语答：“是！”
我碰见过不少只会讲英语的海外华人。所以，我仍用英语问，“会讲普通话吗？”
他立刻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说：“会！”
这下我可高兴了，立时把供挑选的三道开胃菜、三道主菜和三种甜点搞得一清二楚，而且翻译给盖瑞听。我俩迅速点好了菜，盖瑞又兴高采烈地向他那些说英语的同事们解释菜单的内容。
我感叹：“我真没想到他是华人。”
盖瑞笑了：“宝贝儿，华人到处都是。你以后，看见亚裔面孔就不妨问问他是不是华人？”
酒足饭饱之后，我向船上的卫生间走去。女卫生间外面有两位女士在等待，女孩子说着软软的普通话。
我忍不住问：“你们是从台湾来的吧？”
女孩子惊讶地睁大眼睛：“你怎么知道？”
“我听你说的普通话就知道了！”
原来她们是母女，两人都长得相当清秀，母亲依然年轻美丽。知道我是北京人，现在住在澳洲，母亲说：“我们在南京住过四年，现在住在荷兰。”
“你们是从荷兰飞来巴黎还是坐火车来？”
“我们坐火车来，才两个小时。”
“两小时，这么方便，那么你们可以常来常往呀！”
母女俩都高兴地笑着说：“是呀！”
我告诉她们澳洲也很好玩，很美。女孩子的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光芒。她和妈妈一样高，我以为她是大学生。她说，她还在读中学呢！我又落伍了，现在的华人女孩大都长得很高了。
回到座位，我告诉盖瑞：“你说的真对，华人到处都是。刚才，我去卫生间，碰见一对台湾母女。”
我们下船时，在大厅里，又碰见了那对母女。我赶紧把盖瑞介绍给她们：“这是我丈夫。”那位台湾母亲笑着拉过身边一位男士说：“这是我丈夫。”
盖瑞建议：“我给你们照张相吧！”
那位丈夫赶紧闪开了，并笑着用英语说：“仅仅女士！”盖瑞给我们三位女士照了相。照完了，他又把相机给我，让我给他和两位台湾女士也照一张。
在巴黎的四周，我确实碰到不少华人，有大陆来的，台湾来的，有散客，也有旅游团，当然还有定居当地的华人。令人高兴的是，法国的各大博物馆，例如卢浮宫、凡尔塞宫及卢瓦尔河谷的三座著名古堡都有中文说明书及出版物。这显示着大批中国人真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有一天，我和盖瑞去参观卡那维莱特巴黎历史博物馆，那里只有英文和法文的说明书，我俩一人拿了一份英文的。
盖瑞故意与工作人员开玩笑：“有中文的说明书吗？”
服务台后面的中年妇女摇摇头。我俩笑着离开了。这时，就听她在用英语叫我们：“回来！回来！”
我们走回来，她的脸笑成一朵花：“今年没有，明年也许就有了！”
我和盖瑞都笑起来。这句话太好了，太有预言性了！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明年肯定会比今年多。
古老的中华民族闭关锁国太久了。和平勤劳的中华民族打开国门之日，走出国门之日，就是昌盛之始，就是持续繁荣之始。
选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人约黄昏》
照片说明：2006年10月，辛夷楣（左）与法国老夫妇及婴儿在巴黎杜伊勒里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