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梦如是（9）
类似中共这样的流氓革命，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此起彼伏的所谓“农民起义”。它们几无成功的先例，全在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氏族村社结构，和儒家伦理系统对流氓群体的制约与消解。氏族村社的社会自组织能力和私有财产的制度化，成为流氓建制化难以逾越的障碍。史上最接近成功的流氓建制化是太平天国，这些流氓革命者引进西方基督教思想资源，试图建立与血缘无关的公有制乌托邦社会结构，代替传统的村社氏族和财产私有。但在汉族儒家知识分子的合力阻击下，这场乌托邦恶梦最终烟消云散。
满清的崩溃和共和的建立，使儒家伦理秩序随之坍塌，废止千年科举制度更是釜底抽薪，西方现代教育的引进，切断了儒学的传承体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全国再无有组织的儒家知识分子。
曾读到过一段对此颇有见地的评论：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它并没有让人从国家——民族的传统运作链上被剥离出来，反而以民族情绪作助推，融合了浓烈的地下社团色彩。它为国家主义借助民族情绪保留了道德和心理接口。这就是辛亥以后国家——民族主义成为潮流，并使党团脱离了社会法人地位而成为介于黑社会与邪教混合体的原因。
儒家伦理体系的边缘化，增加了流氓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从苏俄舶来的马列主义因为其无神论性质，不会遭到无信仰传统的本土知识分子的抵抗，甚至颇受许多急于寻求救国良方的读书人欢迎。私有财产制度受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挑战，丧失了制约流氓运动的作用，以“天下大同”名义制造出来的乌托邦梦想，成为百年来多数知识分子的认知思维方式，最终演变成以暴力剥夺私有财产的“打土豪分田地”。
中共的本质，使它不可能成为历史上王朝或帝国的延续，即便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相似的特征。毕竟这些出身农民的统治者在中国下层社会的经历，耳濡目染只有历代帝王的丰功伟绩，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不断涌现的是帝王们各种各样的治国驭民之术，而他们所不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或其他西方的理论，仅仅只为掩饰这些不受民众欢迎的权术而已。所以他们后来的所作所为，其实可以在中国王朝的履历中发现继承的痕迹，从秦坑降卒、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株连九族满门抄斩，中国的历史上都已司空见惯。
尽管如此，然中共的流氓性压根为儒家的义理规则和伦理秩序所不容，而这是传统王朝的立国之本。何况以毛为首的中共历代首脑都难改恶习，去顺应传统王朝的统治仪轨和基本规则。所以从毛时代至今，中共对中国千年传统的毁灭从来不遗余力，其过程之残酷血腥，史上罕见。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消灭所有传统价值体系，中共的流氓建制化才有可能。
在儒家传统不复存在的今天，人类社会能够抵御和消灭流氓建制化的唯有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当年中华民国蒋介石，试图用已然百孔千疮的儒家传统而非民主宪政制度来对抗中共，结果只是一触即溃。加上西方世界几十年一直在天真和利益之间摇摆，导致对苏俄与中共的绥靖，终于在今天开始自食恶果。
历史进程的不尽人意，让一群梦想不劳而获者，在近一个世纪的混乱中，癌变成一个对人类现代文明社会有巨大威胁的不正常政治生态，之所以不正常，因为它具有与现代普世价值完全抵触的流氓特征。
首先， 历史上所有的流氓无一例外都是从不把人当人，所以他们不相信也不承认普世价值和人权。流氓社会登峰造极者，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本质就是以万民为刍狗。
其次是道德相对主义，从无道德底线，危机时放弃原则，屈从于敌，危机一过立马变脸，两次国共合作便是如此。自己如此，却习惯以道德名义绑架他人。
第三是反智主义，除建党初期外，中共后来的基本组织成分结构，文盲加流氓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人从来仇恨知识本身，并由此而排斥知识分子，他们仇恨和试图毁灭人类所有的知识特别是教科文传统，毁灭价值层面的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中共的主流意识，在中共眼里，所谓科学无非只是某种实用技术而已。
第四是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人类创建的所有理论无论精华糟粕，只要能为己所用，统统收入工具箱，即便相互矛盾也在所不惜，以革命名义打倒传统，以传统名义维持政权，以民主名义夺取政权，以人民名义抗拒民主，以资本名义生产财富，以共产名义掠夺财富。
另外毫无信用可言，无非一个“骗”字，从来视契约协议为无物，出尔反尔。对内从土改变人民公社，从大鸣大放到反右，从改革开放到“六四”大屠杀。对外从国共合作、重庆谈判、西藏十七条协议，加入WTO的协议承诺，香港中英联合声明，台湾九二共识，无一不背信弃义。最终敌视普世价值，漠视人权，为维持统治，无所不用其极。（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