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背成诵的文章于我有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
高中语文课，有《纪念刘和珍君》，第一次见识到，真有每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个字都舍不得错过的文章。
文章里真有心可以见到，真有情可以与共，也因此开始信。这心，沉着且安静。情，亦然。它把痛递过来，也把对人生的透视递过来，十几岁的自己觉得，第一个怎么感受世事，怎么判别真伪的椿，打下了。
而且，《纪念刘和珍君》的美感，使读不自禁，思不自禁，情不自禁。什么《白杨礼赞》《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散文》，也会随着哈哈。内心里却傲着：它们和《纪念刘和珍君》比，算什么？
直到网上偶遇张爱玲。
并不觉得张的文采怎样得好，但中文里没有的亮丽和清楚，惹得自己不敢读点就算了。这亮丽和清楚中，还有一种由自己而来，向自己而去的天然气廪，它芒一样的在自己积久的认知上划出一道血痕。
背诵《纪念刘和珍君》和《呐喊自序》是多年的自我消谴。记不清在哪儿，为什么，自己又默诵《纪念刘和珍君》起来。骤地觉得，它好“写”！
先生持着毛笔，文思一阵阵地涌，那样得稠和洋溢，把要说的伤感和沉痛包裹成过于绚丽的花环。
“文过饰非”的通病，并非都是十分有意的施恩惠于过与非，常常起源于那个叫文采或文笔的东东。
汉赋晋骈，文采之下，几乎见不到说得是什么；唐宋八大家，把彰显文采的虚头八脑的去掉，剩下几句？《古文观止》的下册，不读也罢，不过一堆弄辞。
这毛病，鲁迅有染。《纪念刘和珍君》就是。中年男人之于青年女子的情契意合，“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说得很准；“怎样的一种伟大啊”，流于弄辞了。觉得。“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是写实；“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飘到文笔里去了。觉得。
鲁迅，可谓通日语，也可谓身心被日本的人文说服了的。以在日本所见的开明人文，回到北京尾巴胡同后，拿着不薄的薪俸，却埋头抄古碑而不热衷五四之哄，实在是种了不起的人格清醒。但与其说是经不住“时代的诱惑”，更不如说是撑不住文笔和文采的涌动，自《狂人日记》，一路写下去。当我们将他所有的著作读遍，几许窃窃私情？多少“中国人”！就是和自己的儿子逗着玩，也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不清爽啊！
上帝的针锥戳向各个自己的真实，而不是什么“历史的真实”和“事实的真相”。解剖出的全是忠心赤胆，没个悄悄话栏，怎么办？
《纪念刘和珍君》的私处，在于一个处世已深的中年男子对清纯青年女学生的爱怜。
《哭范爱农》，“旧鬼烦怨新鬼哭”，“一生得一知己，足矣！”是痛，是惜。而《纪念刘和珍君》，是疼。虽然很“写”，但写出来了。所以，仍然好读。
张爱玲，则疼始疼终。而以积久的文章审美，总觉得不及《纪念刘和珍君》的文采，文笔。但闻听外国语的经历，使自己对积久的审美持疑。譬如自己感受得到的张爱玲字里行间新鲜的亮丽和清楚，那恐怕是自己的望洋兴叹处吧？
《纪念刘和珍君》开启了自己，也罩住了自己。没法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