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冬天，凯撒率兵渡过了卢比孔河，直逼罗马，统治了罗马几百年的最高政治机构元老院四散奔逃，罗马共和国自此名存实亡。虽然凯撒没有称帝，但已从事实上终结了延续了几百年的古罗马民主政体。
我对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的兴趣，始于赴美初期对民主政体的思考。当时我很想知道，西方古代文明巅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古希腊式和古罗马式民主政体为何最终走向消亡。不过这个问题探讨起来很复杂，以后有时间再详述。 今天想说的，是作为大独裁者的凯撒的身上，自始至终都能看到的一种人性中的光辉品格 - 宽容。
“Vercingetorix throws down his arms at the feet of Julius Caesar,” by Lionel Royer, 1899 (Musee Crozatier, Le Puy-en-Velay, France)
在针对异族的一系列的扩张战争中，尤其是凯撒在高卢长达九年的征战，凯撒始终都是以宽厚之心对待敌人，包括那些被自己战败的对手。在凯撒心里，罗马军所到之地，当地人如果选择拼死抗争，本非这些人的错误。敌方战败，大多时候凯撒允许俘虏自由选择去向，可以降顺，可以出走，甚至可以选择回敌营继续抵抗。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以攻心为上的政治需要，但这与我们所熟悉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维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凯撒也有例外，就是对已降顺者的再次反叛会严惩不贷。因为凯撒一贯忠实古罗马的契约精神，对他来说归顺是一种契约。一旦毁约，就已经超出了文明的底线。在高卢战争的决定性战役阿莱夏之战战败后，主动将自己交予凯撒处置的高卢叛军主将Vercingetorix六年牢狱后还是被凯撒处死，大概就是因为凯撒心中最终还是难容这种叛变行为。
“The Victory of Julius Caesar Over The Belgians,” by Engelen Louis van (Belgian Academic Classical artist, 1856 – 1940)
在凯撒的著作《高卢战记》中，有很多关于高卢地区宗教和风俗的描述。凯撒从来没有跟罗马文明相比较来指出其落后，而是客观地将它们视为当地的文化并加以尊重。文化是个人的东西，个人的自由。 文明则是不同文化的人接触时的必要规矩，是共同生存必须遵守的礼节。对凯撒而言，只有不当拘留罗马使者或背弃誓约，才是违反了民族之间接触时必不可少的规矩，才是不文明的野蛮做法。
在对待内战和罗马政治的对手时，凯撒对同胞的宽容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内战刚刚开始时，即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之后的第五天，凯撒的副将拉比埃努斯也渡过了卢比孔河，但不是追随凯撒，而是投奔了凯撒的对手庞培。拉比埃努斯是凯撒当年赴任高卢总督时亲自点选的副将，多年来一直得到凯撒的重用和栽培，但却在这个重要关头选择投奔自己的旧主庞培，这次站错队也直接导致了他在后来的蒙达会战中兵败身死的下场。但此刻得知副将反叛消息的凯撒，却没有派兵追击或堵截，唯一做的事情是派人把仓皇出逃的副将没来得及带走的行李全部送还。
内战打响，凯撒的军队在意大利半岛连奏凯歌，庞培军节节败退，大批来不及逃走或在战场上战败的庞培军的将领和士兵被俘。每次凯撒都是将被俘的将领和士兵悉数释放，让他们自决去留。科菲尼昂城被攻取后，驻守科菲尼昂城的庞培军高级将领，一度被称为“凯撒接班人”的阿赫诺巴尔布斯也被凯撒俘虏。凯撒也把他无条件释放。阿赫诺巴尔布斯去希腊重返庞培军中，继续也凯撒为敌。
Depicted in a fresco by Cesare Maccari, Cicero（西塞罗） denounces the Catilinarian conspiracy（喀提林之乱） in the Roman Senate. Palazzo Madama, Rome.
西塞罗，这位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著名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和雄辩家，一直是元老院政体的忠实维护者，凯撒政治上的死敌。喀提林之乱被平定时，凯撒主张关押叛乱分子而不杀害，而西塞罗则坚持不经审判便处死这些叛乱者。凯撒在高卢战争时期，竟然可以不计前嫌，重用西塞罗的弟弟为前线最高指挥官之一。即使是为了拉拢西塞罗，这种委以军权的做法也是需要及其强大的内心。西塞罗的弟弟骁勇善战，功绩卓著，也算是凯撒用人用得其所。内战伊始，西塞罗跟随庞培逃跑，后被凯撒追上，劝其留在罗马。西塞罗未从，之后逃脱并渡海至希腊再投庞培。庞培在希腊法萨卢斯会战被凯撒击败后逃亡并命丧埃及，逃至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布林迪西的西塞罗惶惶不可终日，心想这次凯撒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原谅他。而凯撒回国在布林迪西港口登陆后，看到人群中情绪低落与周围格格不入的西塞罗，特地下马当街拥抱西塞罗，并亲热交谈一道走过数百米长的欢迎夹道，让西塞罗感到什么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The Death of Cato the Younger (of Utica)” (小加图), by Jean-Paul Laurens, 1863 (Musée des Augustins, Toulouse, France)
小加图是凯撒在政治上另一个死敌。庞培死后，小加图和残余的庞培和元老院派死党在北非负隅顽抗。战败之刻，死意已决的小加图把城中要员和家人交给自己阵营中凯撒同族人路奇乌斯（路奇乌斯·凯撒），但没有让路奇乌斯带领这些人逃离，反而劝他们前往凯撒营地。自杀之前的小加图用这样的方式安排自己的亲人和余党，是因为他确信凯撒会无条件地护送他们回国。但他自己从未想得到凯撒的宽恕，因为他既不想让凯撒享有宽恕自己的特权，更不想看到凯撒宽恕自己时的愉悦。他对凯撒这种不惜生命的恨之入骨也算是极致了。小加图自杀后第二天，凯撒入城，未等路奇乌斯求情就允诺保证小加图子女及庞培儿孙的安全，没有处置城中的任何一位庞培余党， 更没有将小加图的首级挂在乌蒂卡城中广场示众。小加图不惜以死来谴责凯撒这种反共和制的“宽容”，而凯撒仍然用这种“宽容”精神来对待他所有的敌人。
“The Death of Julius Caesar,” by Vincenzo Camuccini, 1806 ( Galleria Nazionale d’Arte Moderna, Rome)
西塞罗得知自己昔日的盟友小加图死讯后，大概是出于惭愧，忘记了自己是因为凯撒宽恕才得以生存，写下并发表了赞美小加图的《论加图》一文。我想即使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凯撒，读到此文之刻也定会气得七窍生烟的。难能可贵的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凯撒，对此所采取的唯一的抗争竟然只是写了篇《反加图论》予以反驳，既没有禁止西塞罗文章的发行，更没有用其他任何手段惩罚西塞罗。不仅如此，凯撒出任终身独裁官时，有人在罗马广场墙上张贴斥责凯撒的大字报，凯撒也没有对此追究。凯撒的内心，无疑是崇尚言论自由的。作为普通人，崇尚言论自由很容易，而作为在政坛和战场上出生入死征战了几十年才取得唯我独尊地位的凯撒，如果要想碾灭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言论和发此言论的人，应该是易如反掌，甚至仅仅给手下人一个暗示就足可以达到目的。但凯撒没有选择这样做，甚至禁止了其他人去这样做，即使是在2000年后的今天，都令人感叹不已。
凯撒的对敌人的态度，与早前的苏拉截然不同。苏拉带兵回罗马政变后，曾制定了几千人的黑名单，凡是反对他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杀掉。即使凯撒后来的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清洗异己也是毫不手软。多次被凯撒宽恕的西塞罗，最终就因为马克·安东尼而身首异处。凯撒重来没有黑名单，在那个可以随意杀掉俘虏的年代，也几乎从来不行使这种战胜者赢来的权利。凯撒一边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可能再度成为他的敌人，却一边还是会无条件地释放他们。正如他在一封给西塞罗的书信中写道：
“从我手中重获自由的人，哪怕再次用剑指向我，我也绝无后悔可言。不管面临何种状况，我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活，因此我也认为别人也当以此为准则。”
“Caesar,” by Adolphe Yvon, 1875 (Musee des Beaux-Arts, Arras, France)
《罗马人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盐野七生，高度评价了以上这段凯撒的话，称之为比18世纪思想家掀起的人权运动早了1800年的“人权宣言”。美国国父们在建国之刻，也曾大量参考了当年古罗马的蓝本。纵观西方世界几千年的历史，有两个最光辉的时期，一是古罗马时代，二是文艺复兴后的现代西方社会，这两者之间有很多东西其实是贯穿和传承的，这也是我对古罗马历史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以凯撒为代表的这种宽容或包容，其实是融化在西方社会的根基里边的，这一点还需要国人，包括在西方生活的国人去用心体会。
（古罗马感怀系列01 – 原稿写于2020.04.25 by 雪山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