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91：“藏宝图”之迷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4年第05期
文：易明佳
一、女老板自尽
这是还差几天就要交小暑的一个夏日黄昏，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雷阵雨就要来临时特有的闷热。太阳已经沉入地平线以下，最后一抹余晖给路旁白杨树的枝叶染上了一层浅红。六十多年前的山城重庆，许多马路有着明显的坡度，有的还比较陡，这条用清一色的麻石板铺就的狭窄马路就是特别陡的那种。
此处名唤下马坡，位于长江、嘉陵江的北岸，属于重庆市第二区。几分钟后一起拦路抢劫案的受害人华锦秀，这时正从马路的东头往上走来。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穿着天青色的连衣裙，体态稍胖，在坡度较陡的这段路上从下往上行走，感觉倒像是在爬山，已经有点儿吃力了。
老天爷似乎存心要跟她过不去，说变脸就变脸，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天空倏地罩上了一层黑色天鹅绒。又是几下隆隆的雷声，蓝色的闪电轻而易举地把天鹅绒撕破一道长长的缝隙，在大地上投下一片短暂的强光。在蓝光消失之后，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华锦秀出门时没带雨伞，匆忙之间一边抓起肩上挂着的那个紫罗兰色的坤包遮在头上，一边快步往路边的树下跑。雨太大了，白杨树的茂密枝叶也难以挡住从天而降的雨水。而这一带路两旁都是一两米高的石坝，石坝上面才有人家，华锦秀无处可躲。正在她觉得犯难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奔来一个跟她年岁差不多的男子，手里撑着一把直径足有一米的浅黄色油布伞，罩在了她的头顶。
华锦秀心里一喜，可是厄运随之降临。她还没来得及开口道谢，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已经直直地对准了她！
“拿着！”
匕首就像一个控制大脑思维的遥控开关，华锦秀顿时失去了思维能力，机械地从对方手里接过了雨伞。
对方似乎懒得开口了，把雨伞交到华锦秀手里后，就猛地扯下了她另一只里手拿着的坤包。雨还在下，那人也不走，就和华锦秀并肩站在雨伞下面。这时如果有路人经过，看到这一幕，一定以为这是一对夫妻或者情侣。
夏日的雷阵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强盗和华锦绣也就不过在雨伞下站了五六分钟，雨就停了。华锦秀的头脑此时已经逐渐清醒，可是，她还没想好自己应该作出什么反应时，那个男子已经朝前跨出数步，撒腿朝下坡的方向逃窜。华锦秀发现自己的坤包已经不在他手里了，而他拎着的是一个被当时老百姓称为“洋面袋”的长方形白布口袋——想来那人已经把坤包装进洋面袋了。
华锦秀眼睁睁地看着那人从视线中消失，想呼喊“捉强盗”，可这时路上并无行人，她担心强盗听见喊声会返身回来捅她一刀，于是定定神，收起那把大雨伞，继续往前走。
华锦秀此行的目的地是“金富祥饭馆”，今晚有一个名叫裴俊君的人在这家饭馆请人吃饭，她是唯一的陪客。裴俊君是华锦秀的同居男友，半个多小时前，裴俊君给她打电话说他要请人吃饭，邀她作陪，并嘱咐她从二人住处的那口皮箱里取出五十万元（旧版人民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五十元。下同），连同一本《七侠五义》一起带去饭馆。现在，钞票、小说连同她的坤包一起被强盗抢走了，饭费怎么支付？华锦秀想了想，寻思着还是先走到高处问一问“金富祥饭馆”离这儿有多远再说吧，如果离得不远，那她就先去跟裴俊君打个招呼，然后再回家取钱。
所谓的高处，其实是一块巨大的平坝，华锦秀顺着斜坡一步步走上去，待踏上平坝的路面，她发现根本不必向人打听，前面数十米处正亮着“金富祥饭馆”的灯箱招牌。
“金富祥饭馆”是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两开间的门面，有三进，中等档次，很干净。华锦秀是个爱干净的人，如果在平时，她肯定会很喜欢这里，可是今天遭了劫，她心情不爽，进门也没有兴趣看饭店的装饰了，问清裴俊君订的包房便径直走过去。裴俊君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正在里面吹着电扇喝着冰镇汽水，见华锦秀进去，便指着对方向她介绍：“这是陈先生……”
当他注意到华锦秀神色不对，也没带以往出门不离身的那个坤包时，便感觉到不对头，急转话题，“锦秀你怎么啦？”
华锦秀刚张口说坤包被人抢了，里面装着从裴俊君皮箱里取的钞票和书时，裴俊君和陈先生两人便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一个惊呼“啊”，另一个的眼睛睁得比牛眼还大，直直地瞪着她，吓得她恨不得转身逃出包房。陈先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随即恢复正常，朝裴俊君看了一眼。裴俊君也恢复过来，询问华锦秀是怎么一回事。华锦秀刚说了说被抢劫的时间、地点和强盗的身材模样，裴俊君便拔腿往外奔，陈先生甩下了一句“华女士你先点菜”后，也跟着跑了出去。
裴、陈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这边华锦秀听了陈先生的话还真点了菜，并且要了一箱啤酒。可是，冷菜、热菜都上来了，啤酒也搬进来了，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那二位却还没有回来。华锦秀又等了将近一个钟头，终于意识到裴俊君二人今晚是不会再来了，便想离开。可是，她却走不了了。那箱啤酒没有打开过，饭馆可以收回；可那些冷菜热炒，虽然没有动过一筷子，店家却是必须全价收费。华锦秀对此表示理解，可问题是此刻她身无分文，没法儿支付。于是，华锦秀就让跑堂请来老板，把情况说了说，问是否可以让她写张欠条，明天派人把饭钱送来。老板面有难色，说：“这个……这个……”华锦秀便知对方不同意。于是，又提出了另一方案：麻烦饭馆派人随她回家去取。
这个提议听起来比较合理，老板愿意考虑，便问华锦秀家住哪里。华锦秀说住在第五区铜元局那边。老板就摇头了，说你那儿是南岸，要过江的，现在是晚上，我店里生意正好，派一个伙计出去还不知几时回得来呢，这不妥，这不妥。
华锦秀本就因被抢劫加上裴俊君和陈先生一去不返而心情糟糕，眼下见老板这也不好那也不妥，顿时恼了，说你总不能把我留这儿一宿吧？说着，她突然有了主意：“这么着，我们去派出所吧，听凭派出所民警发落，我正好遭了抢劫还要报案呢。”
饭馆老板想想也只有这样了，反正派出所也不远，步行过去不过七八分钟。到了辖区的寸滩派出所，这餐饭钱就好解决了，倒不是民警同志垫付了，而是华锦秀回答民警的问话，姓名、住址、职业一说，民警进去里屋打了个电话，出来后对饭馆老板说你可以走了，这顿饭钱少不了你的，明天绝对可以送到饭馆来。至于原因，稍后下文会有交代。
老板走后，华锦秀说了说遭劫的经过，民警做了报案笔录。记完，已经快八点钟了，民警说这个案子我们会调查的，让华锦秀快回去，晚了就不方便了。华锦秀刚遭了劫，现在让她一个人回去心里还真的颇为忐忑。她期期艾艾地跟民警一说，民警也觉得犯难。于是就去向值班的副所长请示。副所长说这好办，请隔壁何木匠送她回去，让她到家后付一点儿脚力钱就是了。
就这样，华锦秀平安返回了南岸家里。当时，派出所民警也好，华锦秀自己也好，根本没有想到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竞只能以小时来计算了！
华锦秀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她的父亲华遐敏是民国时的一个县府办事员。不过，出身富家的老华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思想开明，眼界也宽，所以女儿刚满八岁就让她上学了。华锦秀一直读到初中毕业，中考落榜，方才结束学业。这时，华家所处的南岸这边已经划入重庆市区，老华在市政管理处当科长，手里有些小权，不用也浪费，就通过关系给华锦秀在铜元局找了一份会计工作。这铜元局开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到了1930年改成了专造子弹的兵工厂，不过当地人叫惯了，仍以“铜元局”称呼。华锦秀在铜元局工作期间，结识了一个机械工程师。那人名叫李纯道，湖北汉口人，是个留英的海归。回国后被汉阳兵工厂聘为工程师，据说对步枪颇有研究。抗战爆发，汉阳兵工厂内迁重庆，李纯道也跟着过来了。有段时间，他受命主持测试铜元局（当时的官方名称是“中华民国第二十一兵工厂”）制造的步枪子弹。李纯道是带着一个测试组来铜元局的，所以活儿自有那班组员干，他则待在办公室里抽烟、喝茶、看报纸，听听汇报，看看材料。办公室对面就是会计室，李纯道渐渐就跟美女会计华锦秀相识了。到他完成测试使命离开铜元局时，华锦秀已经成了他的未婚妻。
华锦秀和李纯道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根据父母和李纯道的建议，她为保胎而辞去了在铜元局的工作，在家休养。可是，后来生下的却是一个死婴，华锦秀当场惊晕，从此不再考虑怀孕之事。这时，李纯道在铜元局附近开了一家榨油厂，华锦秀就负责工厂的财务，并帮助丈夫管理生产。榨油厂属于加工行业，赚取的利润有限，可是能够保证每月都有进项，加上李纯道在兵工厂当工程师的薪水，夫妻俩的日子过得还是蛮滋润的。可惜好景不长，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半年，李纯道在参加一种仿美式枪械的实弹射击试验时，枪膛发生爆炸，当场殒命。
丈夫死后，华锦秀获得了一笔抚恤金，她分文不拿，托人全部捎给李纯道在武汉的父母了，她自己从此就靠着经营榨油厂过日子。不久，抗战胜利，李纯道生前的一个名叫蒋志平的结拜兄弟，得知李纯道遭遇不测，前来重庆探望其遗孀。华锦秀以前从李纯道口中听说过蒋志平，只是没有见过，谁知这次两人竟一见钟情，迅速同居。蒋志平是国民党的陆军情报军官，抗战期间一直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还没安排他的工作。他跟华锦秀好上了以后，干脆就留在重庆不走了，很快就在重庆警备司令部谋得了一个职位，还是干老本行——收集情报。
华锦秀与蒋志平一起过到1949年3月，蒋志平忽然失踪了，不知是给哪方干掉了呢，还是奉命撤往台湾了，反正多方打听，依然杳无音信。华锦秀的父母觉得，她一个女人，要想在没有靠山的情况下打理工厂难度颇大，而其父亲此时已经退休，无权无势，无法助其一臂之力。于是，他们就给女儿找了个对象，就是今晚在“金富祥饭馆”请客的裴俊君。
裴俊君是重庆人，经营荐头业——就是如今的职业介绍人，说起来跟华锦秀那个失踪的“丈夫”蒋志平还是朋友。华锦秀对裴俊君印象还不错，再说她一向唯父亲之命是从，也就接受了裴俊君。不过，她坚持采取与对待蒋志平一样的方针：只同居，不结婚。因为，她心里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已经永远离她而去的李纯道。
华锦秀在南岸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女人，只要提起“铜元局华小姐”，大家就知道是“纯道榨油厂”的女老板。这就是寸滩派出所警察在跟铜元局派出所通过电话后，马上认可华锦秀提出的“明天派人把饭钱送到饭馆”方案的原因。同样，华锦秀被民警指定的那个何木匠送回家后，立刻拿了一张两万元的钞票作为酬金给了对方。所以，次日何木匠听说华锦秀自杀的消息后，连说“她是个好人”，为其遭遇唏嘘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华锦秀还是经营着她那家榨油厂。她跟裴俊君同居时双方有过约定：各做各的生意，互不干涉，经济独立，相当于现在年轻人实行的AA制。两人同居将近两年以来，一直相敬如宾，不但没有吵过架、红过脸，互相之间连重话都没说过一句。因此，华锦秀对于裴俊君突然对她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殴打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接受。
裴俊君直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才回家，当时，华锦秀已经睡了。裴俊君进了卧室，把华锦秀唤醒，开口就责怪她路上不小心，让强盗把坤包抢了去。华锦秀听着就觉得很不爽，她原本是不想去当陪客赴那个饭局的，而且裴俊君事先也根本没跟她打过招呼。直到下午榨油厂快下班时，裴俊君才把电话打到隔壁铜元局仓库警卫室，说让她去陪同接待一下陈先生，并回家带上放在皮箱中一个信封里的五十万元钞票和那本《七侠五义》。华锦秀说她有些头痛，是否可以不去。裴俊君说这可不妥，我已经跟陈先生说过你要来的，再说我还得付饭钱呢，没那五十万元不行，华锦秀听裴俊君把话说到这份儿上，才决定去一趟。
没想到，出了点儿事裴俊君就这样不依不饶地责怪她！熟睡的华锦秀被叫醒心里已经很不爽了，这会儿听裴俊君为五十万元钱跟她喋喋不休，愈加烦了，说不就五十万元吗？我赔给你就是！说着，起床拿了五十万元给了裴俊君。裴俊君没收她的钱，说五十万元确实是一笔小钱，可问题是我受不了这口气。华锦秀说你受不了，我还受不了呢！不过这口气总是可以出的，我已经报案了，派出所警察说会进行调查的。令华锦秀没有想到的是，裴俊君听说她已经报案后，竟然开口骂骂咧咧起来。华锦秀哪里受得了这种冤枉气？当下就跟裴俊君吵了起来。裴俊君见她顶嘴，大怒，二话不说打了她两个耳光！
华锦秀自小到大从没挨过任何人的打，这下更是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她的性格内向，平常沉默寡言，吃了这等大亏只知道嘤嘤地哭泣。而裴俊君动手后，可能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一声不吭地回卧房休息去了。等他一觉睡到七点醒来，下楼进入客厅，不禁吓了一跳：华锦秀悬挂在屋梁上，身体已经发硬了！
这天是1951年7月3日。
二、池塘里的浮尸
当时，南岸地区属于重庆市第五区，分管这里的公安机关是重庆市公安局第五区分局，简称“五分局”。五分局接到报案后，随即派了三名刑警前往华锦秀家勘查。裴俊君发现华锦秀悬梁后，立刻出门叫人报案，自己则把大门关上，不让任何人进入。
此举给刑警勘查现场提供了方便，一番例行程序进行下来，他们初步认定华锦秀的死亡原因是上吊自尽。这个结论是从现场，包括楼上两人的卧室、书房中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和死者口袋里的那封遗书等证据得出的。稍后，市局派出的法医也赶到了，经对尸体颈部索沟痕迹以及解剖检验，得出的结论跟刑警的相同。
这时，华锦秀的父母、兄弟也陆续赶到了。刑警、法医的现场工作已经结束，离开时带走了裴俊君。此举并不意味着对裴俊君有什么怀疑，而是需要他去分局进行正式调查，还要制作笔录，同时也有对其进行保护，以防其被愤怒的死者家属殴打的意思。
次日，重庆市公安局技术室对华锦秀的遗书笔迹、指纹鉴定的报告也出来了，确认遗书确是华锦秀本人亲笔，而且遗书的纸张上只有她一个人的指纹。至此，警方对于华锦秀自杀事件的最终结论也就形成了，认定华锦秀自杀是因同居男友裴俊君为五十万元遭劫的事打了她两个耳光，她一时气恼，愤而悬梁。从法律角度来说，裴俊君对华锦秀的自杀无须承担刑事责任；至于民事责任，那应根据华锦秀遗属的态度决定是否追究。
五分局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时，刑警去了接受过华锦秀报抢劫案件的寸滩派出所核实情况。寸滩派出所属于重庆市公安局二分局，分局领导对于该案引发严重后果非常恼火，下令刑警队立案侦查。刑警队人手紧，这个案子的案值又不大，所以也就只指派了一个留用刑警老储单枪匹马调查该案。
老储在调查下马坡抢劫案的时候，另一个人也在忙碌，甚至比老储忙得更起劲。这人，就是裴俊君。
华家的亲属还算是讲道理和比较斯文的。华锦秀的父亲华遐敏这时已经年近七十，虽然曾在民国政府中当过小官，但是属于技术型文职，没有参与过残害共产党人、民主人士的活动，也没有百姓向人民政府检举过他有欺压民众的恶行，而且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退休了，因此新政权建立初期，只根据他自己填写的登记表将其叫去谈了一次话就完事了。不过，老华自己还是很识相的，知道应该夹着尾巴做人。现在女儿出事，他对家人反复叮嘱，按照政府说的做，政府怎么说我们都必须服从。因此，警方向华家人解释了裴俊君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后，他们也就认了；至于民事责任，他们也放弃追究了。
老华只对裴俊君说了一个字，那个字是从胸腔深处吼出来的——“滚！”
这样，裴俊君算是逃过了一劫。不过，此刻就是华家教训他一顿的话，他也无所谓，因为他的心里是一心一意要把那个强盗找到，跟其清算间接杀害华锦秀之罪的。
裴俊君要寻找那个强盗，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裴俊君以前做中药材生意时，因为经常要跑三关六码头，有时甚至要去青海、西藏，为了安全的考虑，他必须得寻找靠山。在旧时的四川民间，最牢的靠山就是帮会，最大的帮会就是袍哥。所以，裴俊君早在抗战前就已经参加了袍哥组织，四川人称为“操袍哥”。不过，裴俊君的本意不过是找个靠山，所以“组织上”通知他需要出钱的时候他很主动，让他出力的时候他就推三托四了。因为，他做生意也是需要时间的，时间就是金钱这观念早在抗战前就已经深深刻在裴俊君的脑子里了。如此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裴俊君改行经营荐头店了，他跟袍哥组织渐渐就疏远了。这倒也好，新中国成立后，公安局的帮会成员名单上根本没有出现“裴俊君”这个名字。
裴俊君虽然不操袍哥了，但并不等于他跟袍哥的弟兄就形同陌路了。他跟以前的一些袍哥份子还是偶有交往的，逢年过节吃个饭，平时听说谁遭了事儿手头短缺的，也会慷慨解囊。在江湖上，这叫“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现在，他裴俊君摊上事儿了，就需要原袍哥中的朋友伸手相助了。这几天，裴俊君一直在外面四处奔波，寻找那班已有一段时间没联系的袍哥朋友。之所以要用“寻找”这个词，是因为这段时间正值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他那些哥们儿被捕的被捕，失踪的失踪，很不好找。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两个，也是公安局正在寻找的对象，他们哪里还敢出面替裴俊君去查访强盗？
以上裴俊君的经历，是7月7日他在重庆第二区铁马街遇到一个朋友时告诉对方的，然后裴俊君自己也失踪了。过了一天，7月8日下午两点多，有人在第二区观音桥的一个池塘里发现一具浮尸。重庆市公安局二分局接到群众报案，派出刑警到现场把尸体打捞起来，根据其口袋里做生意的票据、信封等物调查后确认，死者正是裴俊君！
二分局刑警队对裴俊君其名已有印象。华锦秀因遭遇抢劫引发与同居男子裴俊君的口角自杀之后，二分局这边自然是要对这起案值不算大，但后果很严重的抢劫案予以重视的，刑警队每天上午的例会上都要把该案说一说，要求刑警们在调查各自分管的案子时顺便对该抢劫案件留一份心，如有线索就报刑警队采取措施。现在，强盗的线索还没有发现，华锦秀的同居男友裴俊君的尸体却在池塘里浮起来了！
重庆市公安局根据二分局的请求，立刻指派法医前往观音桥现场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得出结论：死者是被人毒死后抛尸池塘的。法医认为，死者的死亡时间大致是在前一天，即7月7日晚上八点至十点之间，从其胃内尚未消化的食物来看，被害前他曾吃了一餐有牛肉、鸡鸭和鱼等荤菜的晚餐，还喝了酒精度较高的白酒。死者尸体的外表并无伤痕，脸部神情也呈平静的状态，由此可以推断其死亡时并未感受到什么痛苦，似乎是在醉酒的昏沉状态下死亡的。所以，可以初步认定，死者服下的是一种通过麻醉神经导致心脏停止搏动的毒药，很有可能是混在白酒中喝下的。
1951年时公安刑警的技术水平还很低，刑警队伍中别说什么博士、专家了，就是持有大学——哪怕是跟刑侦专业没有关系的大学毕业文凭的人也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因此，现场一个只念过三年小学、从部队转业的年轻刑警向法医提出质疑也属正常。这个刑警其实是那种肯动脑筋的年轻人，他对法医关于“死者是被人下毒杀害后抛尸池塘”的说法感到不解，提出质疑说：死者是否有可能在服下毒药后自己走到池塘边上投水自尽？
这个法医是从上海市公安局调到西南公安部又分配到重庆市公安局的，是个留用的老法医。面对质疑，他是先检讨后解释，检讨自己未能把情况说清楚，解释是：如果被害人是在服毒后自己投水的，那么不论他服下的毒药怎么厉害，投水之前他是应该有呼吸的，所以肺里也应该吸入了水。可是，这个死者的肺内没有水，就说明他在落入池塘之前就已经停止呼吸了。
二分局领导当即决定组建五人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刑警队队长金必旺出任专案组长，四个组员分别是储兴德、陶大根、章凤翔、马疾，其中的章凤翔，就是那个向法医提出质疑的年轻刑警。
当天晚上，专案组就开会分析案情。出于刑侦职业的敏感，五个刑警都对裴俊君在华锦秀死后没几天就遇害感到蹊跷，但一时又不知道两个案子的联系在哪里。当时，刑警们还不知道裴俊君这几天正在联系袍哥分子，企图查访那个抢劫华锦秀的强盗，专案组只能就案论案，从裴俊君被害的情况进行分析：法医认定裴俊君是中毒身亡，那专案组的调查方向就是他是被何人下的毒。法医认为裴俊君所服的毒药很有可能是连同白酒一起进入体内的，那就循着这个方向去调查——死者生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是跟谁吃的？在哪里吃的？
议到这里，金必旺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立刻去隔壁屋里给法医打电话询问。问毕返回会议室，他脸上的神情似乎比刚才轻松了些。原来，金必旺想到死者胃里有尚未消化的牛肉、鸡鸭和鱼等荤菜时，心里忽有所动，就打电话向法医请教：死者胃里的食物残渣中是否有辣椒、花椒之类重庆人每餐必吃的调料。法医说死者生前是否食入花椒还说不准，不过辣椒、辣椒酱肯定没有，因为那是红色的，就是嚼碎了也还是红色，应该一目了然，可是解剖时没有发现红色残渣。于是，金必旺就形成了一个观点：裴俊君的最后一顿晚餐，应该是在外面的饭馆吃的，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像裴俊君这样土生土长的山城人，不可能不吃辣。而且，裴俊君吃饭的这家饭馆应该是下江人（旧时重庆人对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诸地人的统称，意思是长江下游）开的，专门经营不放辣椒、花椒的菜肴，应该是准扬菜或者沪菜。
这样，专案组就有了调查方向：全重庆市也没几家这样的饭馆，盯着这条线索调查，很快就可以查到裴俊君最后一顿晚餐的进餐地点。
不过，次日专案组还没有开始行动，就获悉了裴俊君最后一顿晚餐的地点。这个情况就是前面提到的裴俊君7月7日下午在铁马街遇到的那个朋友主动来二分局反映的。这个人名叫窦雄生，是裴俊君以前的老邻居，也是小学同学，现是个南货店老板。前天下午，窦雄生去铁马街参加南货行业同业公会会议，散会后，正巧在街头遇见裴俊君。两人已有半年多没有见过面了，便在路边一处茶棚内坐下喝了几杯茶。窦雄生听裴俊君诉说了他最近的事儿，才知道华锦秀遇劫自杀之事。裴俊君说他这几天正在托原来操袍哥时的那些朋友帮他查摸那个强盗，查到了就立刻报公安局抓人惩办，也算是替华锦秀报仇。裴俊君说他今天来铁马街就是为了跟原袍哥一个“公口”（即“堂口”，袍哥组织的称谓）的一位“红旗管事”柳五爷见面，托他查访此事。他还告诉窦雄生他请柳五爷在一家名叫“鸿洲馆”的广东饭馆吃饭。窦雄生说此事兄弟我也义不容辞，老兄你可能不知道，兄弟我也操过袍哥，还在“公口”里做过“黑旗管事”，我也替你打听，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裴俊君听了大喜，当时就告诉了窦雄生他在南岸第五区的住址。
四川地区的袍哥都是横向的组织结构，即一个地方有数个、数十甚至数百个“公口”（如重庆、成都等地袍哥最盛时就有三百多个“公口”），互相之间没有层级关系。每个“公口”的组成人员分为十排，但四排和七排按规矩是不设的。头排首脑人物称为“大爷”（又叫“舵把子”），大爷中除了“龙头大爷”或“坐堂大爷”之外，还有专司赏罚的“执法大爷”，另处还有些不管事的“闲大爷”——相当于名誉职务。二排是一个人，称为“圣贤二爷”，这是大家推举出来的人，正直、重义守信，隐喻桃园结义的“关圣人”，但这个人一般是在组织中不起作用的老好人（“圣贤”与“剩闲”谐音）。三排中有一位“当家三爷”，专管内部人事和财务收支，尤其在开“香堂”时，负责安排规划各类事务，这是组织的核心人物。五排称“管事五爷”，分“内管事”、“红旗管事”、“帮办管事”、“闲管事”。“内管事”即“黑旗管事”，必须熟悉袍哥中的礼节、江湖术语，办会时，由他掌管礼仪，唱名排坐、传达“舵把子”的吩咐。“红旗管事”专管外交，负责接待三山五岳、南北哥弟，在联络交往中，要做到来有接，去有送，任务相当复杂。袍哥中有两句流行语：“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五排以下，还有六排的“巡风六爷”，在办会期间或开“香堂”时，他专司放哨巡风，侦查官府动静，负通风报信的专责。八排九排的人，平时专给组织中各位拜兄跑腿办杂事，一到开设“香堂”的会期，他们最为忙碌，听从“当家三爷”的支配提调，整个组织就靠这些人上跑下跳。十排又称“老幺”，老幺还要分“大老幺”、“小老幺”（即大爷、三爷的儿子，又称“凤尾老幺”）。从一排起到十排止，总称为“一条龙”。
窦雄生干过一任“黑旗管事”，为此新中国成立后还去公安局作了登记。本来他是不想再跟原袍哥中的那班朋友交往了，因为登记时公安人员也告诫过他。现在，为了裴俊君的事儿，他也就顾不得这些了。他那“黑旗管事”的威望尚有余存，也就用了一天，就搞到了一份活跃在第二区的盗贼名单。今天一早，窦雄生兴冲冲去了南岸想把名单交给裴俊君。可是，到那里一看，门上竟然贴着二分局的封条——那是昨天二分局刑警队前往裴俊君住所查看后贴的。他问了邻居，得知裴俊君竟然已经死了，听说还是被人害死的。窦雄生一惊，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寻思这事别跟昨晚裴俊君约见的那位“红旗管事”柳五爷有关吧？于是，立刻跑到二分局来了。
当下，金必旺听窦雄生如此这般一说，大喜，立刻下令传唤那个姓柳的“红旗管事”。
三、藏宝图的传说
“红旗管事”柳五爷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精瘦，估计原是个鸦片鬼。金必旺跟他一打照面，嘿，这张脸似曾相识！他在脑子里一搜索，想起自己曾经找此人外调过。柳五爷呢，到底是袍哥中主管外交的“红旗管事”，马上认出金必旺来，亲热地叫着“金队长”，伸手到口袋里掏烟。金必旺抢先掏出自己的烟递给对方，说老柳啊，怎么这么巧，上次找你聊别人的事儿，这回怕是要聊你自己的事儿了。
柳五爷不慌不忙地开腔说：“金队长，这回还是聊别人的事儿呀，我知道您找我是为裴俊君的事，听说他死了，还听说他死前的最后一顿晚饭就是和我在铁马街‘鸿洲馆’一起吃的，所以你们就怀疑我了，是吗？”一边说着，一边划火柴给金必旺点烟，然后又点燃了自己叼着的烟。金必旺说我很欣赏柳五爷的这份坦率直白，那我就不问了，你自个儿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柳五爷说，裴俊君原是他当“红旗管事”的那个袍哥“公口”的弟兄，是九排那一档里的，办事不大积极，不过让他掏钱倒很爽快，所以“公口”上层那几位爷对他印象还算不错。而柳五爷呢，因为当着“红旗管事”，管对外交际的，难免要跟各方人士打打交道，有时有事儿就会去找江湖上人头比较熟的裴俊君帮忙，所以，两人也算是关系比较贴近的朋友。这次，裴俊君在外面东奔西走要找人替他打听那个在下马坡抢劫华锦秀的强盗。7月6日，裴俊君托人给他捎话，说次日在铁马街“鸿洲馆”请五爷吃饭，务请赏脸光临。柳五爷料想必为此事，寻思捉强盗也是桩好事，人民政府也支持，能帮得上忙就帮吧，于是就一口答应了。7日下午五点半，柳五爷准时前往“鸿洲馆”，一起过去的还有那个捎话的老曹和另一朋友老刘，他们都是一个“公口”的弟兄，跟裴俊君关系很好。
裴俊君之所以选择在不供应辣菜的广帮菜馆子请客，完全是考虑到柳五爷的饮食口味。正如金必旺所估料的，柳五爷是瘾君子，还是个“老枪”，新中国成立后禁烟，戒是戒掉了，却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医生关照不能沾辣，饮食要清淡，从此他就只能与自小就吃惯了的辣椒、花椒绝缘了。裴俊君知道他的这个情况，所以就在“鸿洲馆”请客。席间，裴俊君说了访查强盗之事，柳五爷答应替他留心。裴俊君很着急，说五爷这事儿要快，我这几天报仇心切，晚上觉都睡不好，您看我脸都瘦了一圈儿了吧，就是为这事儿恨的、急的！说着，裴俊君掏出一沓钞票，说五爷这事给您添麻烦了，这是一点儿车马钱，您先花着，不够回头我再给您送府上去，事儿办完了，我另有酬金奉上。
柳五爷接受委托后，昨天刚刚开始打听，还没得到回音，就传来了裴俊君浮尸观音桥池塘的消息！
刑警向柳五爷详细询问了7日晚餐时的情况，听下来并无可疑迹象，而且，所有的菜肴在场的四个人都吃了，酒呢，柳五爷因病不沾，可是曹、刘二位都是喝了的，他们三人喝了一瓶白酒。
饭后，裴俊君付了账，四人一起离开“鸿洲馆”。出门没走多久，对面路边有人喊“老裴”。裴俊君应声驻步，转脸一看，就应了声，好像也是“老”什么，应该是对方的姓氏，然后又回身对柳五爷说要跟朋友说会儿话，这事就拜托五爷了，多谢！说罢就穿过马路去跟那人说话了。柳五爷记得那人是个瘦高个子，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黑色绸质长裤。柳、刘、曹三人站在马路这一侧目送着裴俊君穿过马路跟那人说上话后，方才离开。
金必旺问柳五爷：“之后你们去哪里了？”柳五爷答称三人结伴一起走到前面的路口就分手了，他径自回家，在家住的巷口被人叫住下了两盘象棋，回家后洗了澡，然后坐在门口纳凉，跟一干邻居摆龙门阵到午夜过后方才歇息。至于老刘、老曹后来去了哪里，他就不清楚了。
金必旺让柳五爷暂留分局，派刑警储兴德前往其居住地找他说的那几个下棋和摆龙门阵的邻居核实；又让陶大根、章凤翔去传唤刘、曹二人来分局接受调查。
一番调查进行下来，证实柳五爷所言内容属实。老刘、老曹二人与柳五爷分手后各自回家了，而且回家后当晚并未离开过，都有多名证人予以证实。刑警另外获得一个有些模糊的信息：据老刘、老曹说，他们听见裴俊君称叫住他的那个瘦高个子为“老陈”。
根据法医对裴俊君死亡时间的推断，裴俊君被害应该是在跟柳五爷三人分手后。因此，追查“老陈”的下落就成了专案组按下来要做的最重要的事。
专案组对情况进行分析，刑警马疾提出一个观点：如果是那个“老陈”对裴俊君下的毒，由于法医已经明确是在死者胃中检验出毒药成分，因此凶手的下毒方式只能是把毒药混在液体中让裴俊君喝下，而不可能是混在香烟中致其中毒的——抽烟吸入的毒素不可能进入胃部。这样一来，凶手就必须具备一个作案条件，即要能和裴俊君坐下喝点儿什么，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毒药混在液体里让裴俊君喝下。而从那个“老陈”的穿着来看，应该不住在铁马街这一带，因为大热天的，如果他就在家门口溜达，尽可以穿得随便些，大裤衩、无领无袖衫，甚至光膀子的人还不是满大街都是？所以说，如果他不住在附近，就不可能把裴俊君带到家里去喝茶，只能把裴俊君带到附近适宜于喝茶、咖啡、汽水等饮料的场所，当然，也不能排除进某个馆子喝点儿啤酒的可能性。
马疾的这个观点不被储兴德、陶大根、章凤翔三人所认同，原因是裴俊君被害后，还有一个抛尸池塘的问题。这绝非可以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因此，那个“老陈”肯定是把裴俊君带到了一个既可以喝东西，又适合隐藏尸体、方便抛尸的隐秘场所。一般说来，这个场所只能是“老陈”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窝点。考虑到抛尸方便，这个窝点应该在浮尸池塘附近。而裴俊君约柳五爷他们喝酒的“鸿洲馆”就在观音桥附近的铁马街，因此，凶手的窝点也应该在铁马街附近。
专案组长金必旺赞同后一种观点，于是，就决定对以铁马街为中心的方圆一公里的居民进行调查，希望能够发现相关线索。
调查一连进行了三天，专案组五名刑警在观音桥派出所、居委会的配合下对划定的调查范围进行反复查摸，却未能查到任何线索。
7月10日晚上，专案组刑警在分局院子里开了个“纳凉案情分析会”。金必旺既是刑警队队长又是专案组组长，两头工作都要过问，折腾得虚火上升，牙痛发作，说话很不利索，所以尽可能不说话，听专案组其他四人发言。讨论了一阵，大家都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案子有些诡秘，凶手似乎并不按照常规思路出牌。这种情况通常只有在两种犯罪分子身上才会出现，一是精通反侦查路数的高手，知道刑警会怎样调查案件，所以故意制造反常规的现象以混淆警方视线；二是对什么侦查、反侦查都不懂，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随意去做，而他搞的那一套恰恰正是高明的反侦查动作。
这样，大家就只好从另一角度来考虑侦查方向了：裴俊君的死会不会跟7月3日在下马坡抢劫华锦秀坤包的那个强盗有关？裴俊君死前那几天不是在四处奔波扬言要追查强盗吗？那强盗可能听到了风声，而且感觉到危险正在朝自己逼近。他所作的这个案子案值虽然很小，可是如果让警方掌握情况的话，一副铐子是肯定逃不了的。而且更有可能的是，这人另有足够掉脑袋的隐罪，是一名逃犯，一旦落到警方手里，没准儿顺藤摸瓜就把他的脑袋瓜给摸掉了。因此，他会把裴俊君追查其行踪之事提高到关系生死存亡的程度来衡量。而为逃避其追查，只有先下手为强干掉对方。
刑警于是想起了窦雄生曾对专案组说过，他应裴俊君的要求弄到了一份第二区强盗的名单，次日便去找到窦雄生，把那份名单拿了过来。
这份名单上共有三十二名最近干过抢劫活儿的疑似案犯的姓名，部分姓名后面还有地址。之所以说是“疑似”，是因为窦雄生是用道听途说的方式获取这些名字的，其中肯定有不实之词甚至大多数信息都可能是不靠谱的。金必旺是二分局刑警队队长，他手头掌握的最近本区有作刑案嫌疑的名单中，也有抢劫犯罪嫌疑人，与窦雄生这份名单有很大出入。不过，大家认为窦雄生提供的这份名单还是有若干参考价值的，先挑选几个比较靠谱的对象调查起来吧。
这种调查属于外围查摸，不查别的，先查是否确有其人、体态外貌如何。查到后，再对照7月3日晚上华锦秀报案时留下的对抢劫犯外形的陈述，看是否有相符合的。如果不符合，哪怕对方确实是作过抢劫案的强盗，眼下专案组也不会感兴趣。
这样一番筛选下来，包括刑警队自己掌握的那份名单，共发现有七个人跟华锦秀报案时描述的劫犯外貌相像。于是，专案组用了两天时间把这七名家伙一一找到，带进了分局。可是，讯问一圈下来，七人均与下马坡抢劫案无关，跟裴俊君凶杀案更不沾边了。
这下，一干刑警简直傻了！储、陶、章、马四个人大眼瞪小眼地看着金必旺，金必旺一脸苦笑，说：“同志们都看着我干吗？我脸上又没写着线索。”
下马坡抢劫案发生的第十四天——7月16日，专案组刑警从市局每天编印下发的《敌情通报》上读到一条信息：本地那些跟犯罪沾边儿的家伙中间——即所谓的“江湖上”一一最近流传着一个传言，说有一份清朝末年缙云山“一点红”留下的藏宝图近日在重庆出现，由一小毛贼偶然所得．江湖上许多有些名气的人士都在打探该图的下落。
金必旺当时还没有把这个信息跟专案组正在承办的案件联系起来，纯粹是出于好奇，问道：“老储，这‘一点红’是何许角色啊？”
储兴德这年五十出头，是二分局刑警队年岁最大的刑警，也是二分局留用警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干刑警已经三十三年了，对山城旧时江湖情况了如指掌。他告诉大伙儿，“一点红”的本名叫何三剑，原是清朝军队的一名未入流百长，所谓“未入流”，就是算不上品秩的最低级别的军官。后来，何三剑跟顶头上司彭把总发生了矛盾，一怒之下杀了彭把总，遁身江湖，最后在缙云山绍龙观当了一名道士。这是个不肯安生过日子的家伙，道士当了没几年，就因违反道规而被驱逐出观。于是，他就仗着一身武功，拉竿子起山头，江湖上叫号“一点红”——这绰号据说来源于何三剑的独门暗器六棱钉，那上面是淬着毒药的，估计那毒药含有强烈的抗凝血成分，人挨一下就出血不止，不一定丧命，但肯定会因失血过多大伤元气，又因创口难愈而发炎溃疡，痛苦不已，因而终生难忘。
“一点红”匪帮人数不满百，影响却很大。“一点红”采取的策略是以缙云山为根据地，严格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原则，与当地百姓、寺观僧道、官府保持着良好关系，不但从不损害当地利益，还对冒犯当地利益的其他黑道人士采取措施，号称“护一方平安”。他们的绑票、打劫通常都是长途奔袭，百里打底，也就是说方圆百里之内是不作案的。其作案手法并不拘泥于绑票、抢劫，有时还会盗窃、诈骗，甚至是做生意。只是，如若生意做得不顺看着要赔本了，就露出狐狸尾巴动刀动枪了。据说，“一点红”最远的一次作案竟然去了拉萨，由其亲自带队，把一座寺庙里的一尊尺余高的纯金菩萨偷回了重庆。
进入民国后，“一点红”匪帮开始交厄运了，政府军频频进剿，缙云山并非天险，于是败仗连连。民国三年，“一点红”匪帮终于被彻底剿灭。“一点红”本人被官军追逼至缙云山海拔一千零五十米的玉尖峰峰顶，两支枪的子弹打尽后，他把随身皮挎包里的东西一样样抛入深谷，然后把一个六棱毒钉拍入自己的腹部，跳崖而亡。当时，追捕的官军进入深谷去寻找“一点红”的尸体和他扔掉的物品，尸体和部分物品找到了，却没找到那张传说中的藏宝图。
自此，江湖上关于“一点红”藏宝图的传说不断，近四十年间，说得有头有尾的藏宝图重见天日的传闻至少已有九次，为此还发生过多次帮会、黑道人物之间互相残杀的事件。据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戴笠执掌的“军统”还曾组建过工作组专门调查过“一点红”藏宝图的下落，最后仍是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当下，金必旺等刑警听储兴德如此这般一说，也就只是当故事听。他们根本不可能没理由地把藏宝图传说跟他们正在承办的专案联系起来，直到当天傍晚金必旺遇到了一个人……
四、武林名宿“九阵风”
金必旺遇到的这位，自1945年抗战胜利以来在重庆的“道上”是有点儿小名气的。这位兄弟名叫唐显扬，涪陵人氏，二十六岁。唐显扬是乞丐出身，旧时的乞丐，如果想靠行乞谋生是不可能的，得另外找点儿副业干干，比如偷窃、抢夺、行骗之类。唐显扬七岁开始行乞，几年下来对于此类“副业”的活儿已经熟稔于胸。渐渐地他发现“副业”比行乞收入高得多，有时干一票就能逍遥一个月，于是就考虑转行。转行后不久，他就发现涪陵这个舞台对于他来说显得太小了，就逆江而上来到重庆。
唐显扬还记得，他抵达重庆的这天正好是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山城的当天，从当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之后的两三天里，整个城市从高层权贵到底层百姓全都在狂欢。所有人——包括警察在内——心绪都变得特别欢畅，连平时锱铢必较的商家也变得大方起来，出售的商品打折一直打到成本价位，甚至还有免费请客的。这种状况无疑给唐显扬提供了施展“技艺”的最佳机会。他混杂于游行人群中，频频扒窃，屡屡得手。也有偶然失误让人觉察的，不过也没人跟他计较，连警察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的，甚至还有个女大学生在察觉他扒窃后，干脆从钱包里掏出几张钞票送给他。
就这样，唐显扬在初抵重庆三天内的收入竟然使他有了开一家半个门面的烟纸店的本钱。他开店后，随即寻找靠山。最好的途径是操袍哥，不过袍哥的组织中有些莫名其妙的规定。比如，被认为从事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搽背、理发、男艺人演女角等，都不能参加袍哥，还有搞盗窃的，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公然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因此，像唐显扬这样的人是不能操袍哥的。不过，这难不倒唐显扬，不能操袍哥，他就找了一个比袍哥还可靠的对象投靠——警察局。他成了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耳目、眼线。
从1945年底到1949年初冬山城解放，唐显扬为国民党警察局刑侦大队效力四年，他向刑警提供的情报，使国民党警方破获了上百起刑事案件，其中不乏大案要案。唐显扬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直接获得警方的奖金，二是包括袍哥在内的各方势力都不敢得罪他，三是他有时技痒难熬下手作案也无人追究，四是黑道上的那些小混混儿不得不向他奉上“孝敬钱”。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接管了旧警察局，也接管了像唐显扬这样的耳目、眼线。由于唐显扬在这方面干得比较出色，公安局领导决定由刑警队队长金必旺直接掌握他这条线。一年多来，唐显扬向金必旺提供了许多线索，其效率在耳目眼线中名列前茅。
7月16日傍晚，金必旺在二分局附近的一家面馆前遇到了唐显扬。唐显扬对他说：“金队长，有桩事儿不知您是否有兴趣听一听？”金必旺说小唐你要说的事儿我都有兴趣听的。唐显扬所说的事儿是关于最近重庆“道上”所传言的“一点红”藏宝图的，他告诉金必旺说这回的传说并非像以前那样属于空穴来风，而是真有其事，有人已经看到过那张图纸了。据说，藏宝图是一个“雏儿”在第二区寸滩那边的下马坡打劫时获得的。
金必旺一听“下马坡”三字，顿时一个激灵，一指面馆隔壁的冷饮店：“里面坐着说！”
两人进了店堂落座，金必旺给唐显扬要了一个冰淇淋，自己舍不得破费，只要了一杯冰水，一口口呷着听唐显扬说情况——那个“雏儿”劫得藏宝图后，因为不识货，也就没当一回事，去了一家面店吃面，他拿着藏宝图左看右瞧不得要领。这时，正好让两个进店吃面的“道上”人看见，其中一位是识货的，当下便怀疑这就是江湖上传说了多年的藏宝图，于是就跟“雏儿”搭讪，最后以一百万元的价格把那张图买了下来。这张图，现在据说已经转让给一个诨号“九阵风”的人。“九阵风”跟唐显扬的一位叫恽民辉的结拜兄弟交往比较密切，他把藏宝图买到手后，看不懂，就请恽民辉协助解读。今天下午唐显扬遇到恽民辉时，得知他尚未弄清楚该图的含义，但是，他们对于这是一张藏宝图毫不怀疑。
金必旺返回分局后随即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大家一议，都认为唐显扬所说的那个“雏儿”所作的那起抢劫案，受害人十有八九就是华锦秀。这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变得既有清晰的倾向又显得更加模糊。清晰的是，看来裴俊君那天让华锦秀从同居住所送往“金富祥饭馆”的并不仅仅是五十万元钞票和一册《七侠五义》，而且还有一张被认为是藏宝图的图纸。这样就可以解释裴俊君为何为了区区五十万元钱跟一向相敬如宾的华锦秀大发雷霆甚至动手了。模糊的是，这张藏宝图跟已经被害的裴俊君究竟是什么关系？他被害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丢失了藏宝图？又是什么人对他下的索命毒手？
议到这里，金必旺脑子里忽然电光石火般地闪过一个念头：7月7日柳五爷三人跟裴俊君在“鸿洲馆”吃过晚饭出来后，那个在路边叫住裴俊君的男子，跟7月3日华锦秀被抢那天在“金富祥饭馆”与裴俊君吃饭的那个男子是否同一个人？
金必旺立刻指派刑警马疾、章凤翔前往“金富祥饭馆”向老板伙计查询。“金富祥饭馆”方面所提供的关于7月3日跟裴俊君一起用餐的那个男子的年龄、外形，与柳五爷三人所说的那个唤住裴俊君的“老陈”相符。
如此，情况就清楚了，从法医检验结论来看，裴俊君应该是在从“鸿洲馆”吃过晚餐后不长的时间里被人下毒的，从时间推算，下毒者应该就是那个唤住裴俊君的瘦高男子，这个男子因为那张藏宝图跟裴俊君有着利益相关的关系。因此，裴俊君在华锦秀丢失藏宝图后，会由一个平日里彬彬有礼的君子摇身一变成为实施家暴的莽汉。之后数日里他发疯似的四处奔波，扬言要为自杀的华锦秀复仇而寻找那个强盗，其实并非真为报仇，而是为找回那张丢失的藏宝图。原本准备在下马坡“金富祥饭馆”从裴俊君手里获取藏宝图的那个瘦高个子，那几天里显然不断地催逼裴俊君。最后，他终于失去了耐心，或者对裴俊君所谓丢失藏宝图之说产生了怀疑，于是就决定以剥夺裴俊君性命的方式来与他了结这段关系。
专案组对下一步如何行动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先查到那张藏宝图后再作计议。
7月17日，刑警通过唐显扬的朋友恽民辉约见了“九阵风”。
“九阵风”的大名叫闵清潮，是石柱人氏，苗族人，五十开外。这人是个武林高手，其祖上早在明朝就已是朝廷的武官，武艺代代相传，传到闵清潮手里据说已经大打折扣，可即使如此，他的拳脚、器械功夫也颇为了得，施展开时，疾如闪电，令人限花缭乱，而且那种进攻是一波紧连着一波的，一共有九轮，所以江湖上给他起了个诨号“九阵风”。这人是个亦黑亦白之辈，不过他没操袍哥，也没参加或者自己组建过什么帮会组织，只是开了家武馆，据说二十年来教出的徒子徒孙已经遍及全省，湖北、陕西也有。由于名气大，所以他的武馆就成了各方都要关注的一个江湖码头，川中各“公口”的袍哥、其他帮会，以及小偷强盗、地痞流氓、警探便衣，甚至“军统”特务，还有中共地下党、民主人士，都跟“九阵风”结交，各有所需。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查查“九阵风”的历史，好事歹事都做了不少，不过，并未直接参与政治、刑事方面的犯罪活动，也不是任何政党、团体、帮会的成员，所以审查下来的结论是功大于过，免予处罚，还让他继续经营武馆。
新中国成立后，武馆虽然还可以运作，不过花钱学武的人大为减少，“九阵风”的收入直线下降，他要养家糊口，自然要考虑创收问题。7月5日，“九阵风”偶然间听一个练武的徒弟说起有人买到了一张藏宝图。像“九阵风”这样的老江湖，自然是知道“一点红”藏宝图之说的，心里一动，寻思着如果把藏宝图弄到手，破解出藏宝之秘，那岂不是能发大大一笔财吗？于是，他就开始四处打听。
像“九阵风”这样的武林名宿根基深，人脉广，也就只花了一天时间，就打听到了藏宝图的下落——是一个名叫周醒悟的石材商从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雏儿”手里花了一百万元买下来的。巧得很，这个周醒悟以及他家爷老子周志鹏的两条性命都是“九阵风”救下来的。那是十年前，周家父子为生意上的事得罪了重庆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一个姓关的中队长要抓他，扬言说逮住了就送渣滓洞。周氏父子吓得魂不附体，逃亡在外，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寻思这样下去何时才是尽头呢？于是就托人辗转找了“九阵风”，请闵爷从中斡旋。“九阵风”找人一打听，那个中队长是他一个弟子的结拜兄弟，就让徒弟请关队长吃了顿饭，说了说。姓关的自然要买这份面子，答应不再追究周家父子。当然，周家父子必须得破费若干。
现在，“九阵风”得知原来藏宝图是周醒悟买下的，寻思这好办，就派了一名弟子前往捎话，说闵爷听说你得了一张什么图，想见识见识，开开眼界。周醒悟听了，立刻带上藏宝图来见“九阵风”。一见面，行了礼，便把一个扁扁的医用铝盒双手奉上，说闵爷您要的图就在这里面。
“九阵风”把铝盒放在一旁，也不打开看一眼，就问对方这物件的来源。听完后，点了点头。周醒悟便知道老爷子喜欢这张图，而他呢，打自7月3日把这张图买到手后，已经研究了多日，反反复复看下来也琢磨不透是怎么回事，寻思看来自己跟这份财富无缘。当下见“九阵风”喜欢，而十年前老爷子救了他们父子后拒绝酬谢，那份大恩至今未曾报答，现在何不借机还了这份人情？再说，以“九阵风”在江湖上的名气，如果他破解了藏宝图找到了“一点红”藏匿的财宝，那肯定会分一份给自己的。这样想着，周醒悟就开口道：“这是小辈随手买下的，也看不懂上面是些什么，闵爷你有兴趣就把它留下、闲时琢磨琢磨权当解闷儿。”
“九阵风”也不客气，点头收下了。不过，他从来不白捡别人便宜，当下就拿出一千万元让周醒悟收下，说这张图究竟是不是江湖上传说的藏宝图，容我琢磨了再说。不过，人与财帛，是讲究缘分的，即使真是藏宝图，那也要看我闵某跟这份财帛是否有缘分。倘若有缘分，闵某发了财，那自然少不了你小周一份。
“九阵风”一五一十说到这里，从怀里掏出那个医用铝盒，放在金必旺面前。“金队长，这图我琢磨了几天，看不出有什么机关，既然政府对它感兴趣，那我就交给您了。”
金必旺说我们找你了解此事，是由于调查案子的需要，至于这张图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藏宝图，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你把它交给政府，是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在这方面如何处置是有政策的，如果真是藏宝图，并且据图发掘出了密藏的财宝，政府会根据其价值按比例发给你奖金的。你跟我们接触这件事，请你务必严格保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以免影响我们的调查工作。另外，如果我们在调查中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请你到时候一定要伸手相助。如果发现了什么情况，也请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哪怕半夜三更来找我，我都保证欢迎和感谢。
送走“九阵风”后，专案组刑警打开铝盒查看那张“九阵风”用十倍于原价的钱钞从周醒悟那里得来的所谓藏宝图。这是一张十八厘米见方的上等宣纸，上面用毛笔画着房屋、山峰、树林、小溪，并不是那种山水画的画法，只是在纸上看似随意地东画几笔山峰，西画几棵树，南画一截溪流，北画两间房屋，每个图形四周均以虚线画着框框，每条框线外侧都用蝇头小楷注着一组阿拉伯数字，权且当其是坐标，各坐标之间用墨线互有连接。墨线旁边也有蝇头小楷注着的阿拉伯数字，都是四位数。宣纸的右上角画着一个十字图案，线条的四端自上方顺时针依次写着“北”、“东”、“南”、“西”——这是通常地图方向的标法。刑警看下来，觉得图上的汉字、阿拉伯数字都写得很好，看得出执笔者具有一定的书法功力；不过，画画的笔法就显得幼稚了，每个图形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描了又描的，由此可以知道执笔人虽然练过书法，但对于绘画显然是一窍不通的。
那么，这是不是藏宝图呢？这个，专案组刑警说不清楚，此刻也懒得去琢磨。因为，大家认为这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他们是侦查案子，这张图如果对他们有用，也只是从其跟案情的关系上面去考虑。现在，金必旺想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从华锦秀的那封遗书内容来看，当时她是按照裴俊君的吩咐取了五十万元钞票和那本《七侠五义》，然后就挎着坤包去了下马坡。她并没有提及这张薄薄的“藏宝图”。这是她没有发现呢，还是知晓此事而没在遗书中说明呢？从逻辑上来说，一个已经准备自杀的女人——而且她的自杀原因是过度愤慨，而不是绝望，应该会把作为导火线的关于钞票和书的细节讲清楚，可是，华锦秀却一个字都没提。这，是不是有点儿不合常理？
金必旺把这个不解提出来让全组讨论，众刑警议来议去，想到了一种可能：华锦秀所说的五十万元钞票和《七侠五义》肯定没错，而根据“九阵风”所说的周醒悟在面馆向那个被称为“雏儿”的强盗买下这张图来看，这图应该是“雏儿”抢劫华锦秀所得。那么，这张图究竟是和钞票一起放在信封里，还是夹藏于那本《七侠五义》中？或者，它甚至是被裴俊君预先藏在了华锦秀的坤包里？
看来，有必要先把这个情况查个明白。只有查清楚这一点，才便于下一步的分析和侦查。于是，专案组决定抓捕那个抢劫华锦秀坤包的“雏儿”。
7月18日，金必旺再次约见“九阵风”，说因为调查工作需要，公安局要找到那个“雏儿”，希望闵老爷子能够予以协助。“九阵风”一口答应，说蒙金队长看重，老朽一定效力，给我三天时间，我把那小子揪到金队长跟前来。
事实上，“九阵风”根本没用三天时间，他是上午九点多离开二分局的，到下午两点多，当他再次出现在金必旺面前时，身后跟着一个人——就是那个被称为“雏儿”的关大福。
关大福是江津人氏，二十三岁，十六岁到重庆来混日子，曾在朝天门码头干过挑夫、在饭馆当过跑堂。1948年，他参与一起抢劫案，不久案子被国民党重庆市警察局侦破，三名案犯都落了网，他是从犯，被判了三年徒刑。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军管会接管了监狱，甄别下来认定关大福须继续服刑。这样，他到1951年6月26日才刑满出狱。关大福回到江津老家去转了转，觉得在小县城混没什么前途，于是又到了重庆。可是，新社会跟旧社会不同了，他在重庆没有户口，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就想到了抢劫作案。尽管关大福有前科，可是在“道上”的人眼里还真是个“雏儿”，在下马坡利用暴雨骤降之际抢劫华锦秀倒是成功了，可是往下他就外行了。你作案成功后，该去找个隐蔽的地方检点“战利品”吧，他却不是．径直进了一家面馆，要了两个冷菜、一碗酒、一碗面条，在等侯上菜的时候就追不及待地检查“战利品”了。如果这时候进面馆吃面的不是周醒悟，而是便衣警察，那他百分之百当场人赃俱获了。
言归正传，那张一百万元卖给周醒悟的藏宝图（关大福不知道“藏宝图”的说法）是从哪里找来的？
关大福供称，是夹在那本《七侠五义》的包书纸内层的。
关大福的供词使专案组诸刑警隐隐感到这张图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某个重大秘密。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把藏宝图送交市局技术室进行鉴定，先弄清楚究竟是不是藏宝图再说。
五、有人要买“藏宝图”
1951年时的公安技术鉴定水平跟如今相比当然是非常落后的。重庆市公安局技术室对这张藏宝图的技术鉴定，只有一个技术性的说法，不过，对于专案组来说，这个说法已经够了——
送检物与传说中的“一点红”藏宝图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一点红”死于民国三年，如果真有藏宝图，藏宝图所使用的纸张就应该是民国三年之前生产的。可是，送检物的宣纸却是抗战后生产的。
这么一来，专案组就要考虑一个新问题：这张宣纸上画的既然不是藏宝的内容，那会是其他什么内容呢？这张图纸可以使一向斯文的裴俊君对女友华锦秀大发雷霆，导致后者悬梁自尽；可以导致裴俊君被人毒死后浮尸池塘，足见其内容分量之重。那上面的图形和阿拉伯数字中隐藏着什么重要机密呢？
金必旺和四刑警围着这张从技术室取回的图纸进行研究，考虑到天热，手指上的汗液会对宣纸造成污损，所以金必旺找了一块玻璃把图纸平平整整地压在桌上。几个人反复看了许久，年龄最小的马疾有了一个发现——图纸上面的山峰、房屋、树林、小溪等图形一共有十三处，初看上去杂乱无章好像是随意布局，可是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它们似乎是有章法的：图纸中心位置的那个房屋图形的笔画线条要比其他十二处图形显得粗，这个图形与其他图形之间的连接线也比其他十二个图形之间的连接线略粗。因此，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房屋图形所标明的位置代表着整个图纸所要表明内容的中心坐标？
金必旺听马疾这么一说，脑子里似有灵光闪现，马上拿来一把尺子，以图纸中心位置的那处图形为基点，分别测量了该位置与其余十二处图形的距离，一一记下，然后又量了墙壁上贴着的四川省地图，便有了新发现：图纸上那十二处图形与中心图形之间的距离，正好与地图上重庆周边永川、江津、綦江、合川、合江、涪陵、长寿、邻水、泸州、潼南、铜梁、壁山这十二个县城跟重庆市之间的距离成正比。
这就是说，这张被江湖上认为是“一点红”藏宝图的图纸，其实是一张以重庆为中心包含着周边十二个县城的区域图。那些房屋、山峰、树林、溪流不过是绘图者为蒙蔽他人而故意画上去的，估计并没有隐藏着什么秘密。图纸所包含的秘密应该在那些阿拉伯数字里，当然，围绕着每个图形的虚线构成的框框可能也是有含意的。那么，这张图纸隐藏着什么秘密呢？鉴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专案组诸刑警的思维自然而然地要往“敌特嫌疑”方向倾斜了——这会不会是一张国民党反动派潜伏特务的组织系统图或者联络图之类的东西？
专案组组长金必旺马上向分局领导汇报了这个新发现。分局随即向市局报告，请示该案是否要移交市局侦办。市局领导研究后，决定仍由二分局刑事专案组侦查该案，每天须向分局领导报告侦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分局领导可视情况与市局政保处沟通，必要时政保处可以派员参与该案的侦查工作。
7月20日上午，华锦秀在下马坡遭关大福抢劫的第十七天，“九阵风”闵清潮派徒弟小汪来二分局向金必旺捎话，要求约个地方见面。金必旺看到“九阵风”这里有情况，心中暗喜，当即让小汪回复其师：一小时后老地方见。
“九阵风”急着要见金必旺，是因为今天早饭后，武馆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说要跟闵师傅说一桩事儿，一边说着，一边朝左右站着的那几个弟子扫溜。“九阵风”知道是什么意思，便把手一挥示意徒弟们回避。然后，对方就开口了，介绍说自己姓丁名进文，特地从壁山过来拜访闵师傅。“九阵风”打量对方，这人说话和神态举止虽然有一副江湖人的做派，可是举手投足间却看不出是习武之辈。“九阵风”老而不衰，思维敏捷，当下便寻思对方十有八九是为藏宝图而来。
果然，丁进文开口就说，听说闵师傅手头有一张图纸似是藏宝图，不知能否让晚辈看一看？“九阵风”听着，没开口，只是看着对方，缓缓摇头。丁进文又说了一遍，老爷子这才微笑着问对方可懂江湖规矩——其意不言自明，既是藏宝图，便是秘不示人的，怎么可以给你看呢？
丁进文作揖致歉，说晚辈失礼了，希望闵师傅见谅，然后说他来重庆求见闵师傅就是为这张藏宝图，愿出五千万元求闵师傅转让该图，如若据图寻觅得“一点红”的藏宝，可以跟闵师傅对半分享。
“九阵风”听着，想了想，说阁下的话我可以考虑，你下榻何处，回头我去拜访。丁进文听后大喜，起身向老爷子鞠躬，说他是昨晚抵达重庆的，因是特为此事过来拜访的，所以下榻于武馆附近的“致和旅社”，并说晚辈不敢劳闵师傅大驾，回头还是我登门聆教吧。于是，两人说定明日此时再在武馆见面。
金必旺听“九阵风”这么一说，心中对于那个丁进文开出的价位颇感吃惊。五千万，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正儿八经的创业成本来说，这笔钱可以在重庆市最好的地段购置数套不错的楼房，或者开三五家两开间门面的商店。那丁进文仅仅凭着一个道听途说来的消息，就敢作出如此大手笔的决定吗？况且，这种买卖就像倒腾古玩字画一样，买了就买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兴反悔退货的。其风险甚至比古玩字画买卖还要悬，因为古玩字画在成交前还可以反复看货，以辨真伪，而藏宝图那可是连一眼也不能看的。这个丁进文是何许人呢？
由于专案组已经把这个案子向敌特方面考虑了，所以对于丁进文的出现也改变了眼光看待。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对此人进行监视和调查。
刑警从“致和旅社”查到了丁进文入住的登记资料，据壁山县壁城镇派出所出示的证明表明，其为壁城镇人氏，自由职业，此次来重庆是联系业务。于是，金必旺便指派刑警陶大根、章凤翔前往壁山调查丁进文的底细，储兴德、马疾则负责对丁的监视。“九阵风”那里，金必旺关照让老爷子对于次日登门的丁进文以“外出”为由避而不见，先拖住他再说。
陶大根、章凤翔两人前往壁山，经查确有丁进文其人，此人出身富家，抗战前其家已败落，遂以教书为生。抗战时，他结交了两个来壁山躲避战火的下江古董客，跟着他们鼓捣古董，获利不错，便辞去了教师职业，做起古董生意，为便于活动，参加了袍哥。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倒腾古董生意，交游颇广，但至今未发现有政治问题，经济收入和家庭开支也未发现异常。
陶大根、章凤翔针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从丁进文的经济情况来看，他无论如何是拿不出五千万元去跟“九阵风”做藏宝图买卖的，估计他是受人之托。所以，有必要查一下他是受了何方的委托做这件事的。怎么调查呢？两人先请壁城镇派出所通过居委会查摸了丁进文自7月3日华锦秀遭劫以来的行踪和活动情况，得知他这段时间并未离开过壁山，一直在家里整理之前收购的那批古董。不过，大约在7月18日，他曾收到过一份电报。
刑警便往壁山县邮电局调查，查得电报署名“重庆市南纪门白虎巷‘聚丰斋’蒋云忠”，内容是让丁跟重庆“九阵风”洽购“一点红”藏宝图之事，具体事宜让丁去重庆后面谈。
陶大根、章凤翔返回重庆向金必旺汇报壁山之行的调查情况，金必旺顿生疑窦。“聚丰斋”蒋云忠自己在重庆，想从“九阵风”手里收购“藏宝图”为何要舍近求远，让远在壁山的丁进文去跟“九阵风”联系？而从“九阵风”的陈述看来，他跟丁进文素不相识，蒋云忠这么做有何用意？丁进文这两天里始终处于刑警的秘密监视之中，并未跟蒋云忠有什么接触，这似乎也不大符合正常的合作惯例，他跟蒋云忠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金必旺决定把此事弄个明白。他去找了辖管“聚丰斋”的重庆市公安局一分局刑警队，要求他们协助找到一个了解蒋云忠与“聚丰斋”内情的可靠对象。一分局刑警队副队长李大荣跟金必旺曾是同一个部队的战友，同时转业到地方后又是哥们儿，当下自无二话，随即通过管段的南纪门派出所把“聚丰斋”的一个青年店员小彭给找来了。
小彭虽在私营店铺工作，却是个积极分子，已经加入了共青团，还当着副支书，正积极争取入党。金必旺跟他聊下来，了解到了以下情况——
蒋云忠这家古玩店铺是其父亲传下来的，父子两代已经经营六十多年了，在重庆地面上也算得上是准老字号了。蒋老板继承了其父的性格，既贪婪又胆小，心眼却是玲珑剔透，喜欢算计别人，行业中人称“玲珑铁公鸡”。按说，但凡经营古玩店的，通常都跟黑道上有些或深或浅的关系，与江洋大盗、倒斗君子（盗墓贼）有点儿交往，至少也得弄个脸熟，以便知晓个信息，收些便宜货。可是，蒋老板对于这一套都不敢染指。那么，这样一个胆小如鼠的商人，难道是一个好好先生？也不见得。蒋云忠喜欢玩一些算不上犯法但却是比较损的手法，比如利用古玩行业“卖假货不犯规”的行规，经常跟其他几个关系密切的老板串通起来，互相配合，抬轿子吹喇叭，把赝品假货天花乱坠吹成真货，把低等品级抬到中等甚至高等品级。反正只要能够来钱而又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生意，来多少接多少，根本不会考虑“良心”两字。
然后就说到这回跟“藏宝图”的瓜葛了。蒋云忠消息比较灵通，重庆地面上但凡跟古玩界有关的新闻，他不敢保证在第一时间获得，但第二、第三时间知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点红”藏宝图的消息一出来，蒋云忠就获悉了。但他听着也是听着，因为这种情况像他这样的一家古玩店根本是无法玩的，即使把“藏宝图”弄到手里了，他也拿不出寻宝的投资，就是筹措了资金，也承担不了那份风险。那么他又怎么沾手了呢？那是有人找上门来送给蒋老板一个旱涝保收的机会。大约是7月16日，蒋老板召集几个店员开会，说了“藏宝图”之事，说这图已由“明风武馆”馆主“九阵风”以一千万元的价格收购下来了。江湖上有朋友请他设法跟“九阵风”接触，谈个价位，转让“藏宝图”。至于价格，他们可以出到一亿元以下，人家给的佣金是百分之十。蒋老板跟店员说这些，为的是请大家帮他做一个风险评估。因为这桩买卖对于“聚丰斋”来说是中介业务，而“九阵风”是重庆地面上赫赫有名的角色，各界都有他的弟子、朋友，江湖上还有一班兄弟，这个人是得罪不得的。所以，蒋老板觉得必须有安全保障才敢沾手这桩买卖。
小彭等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都说可以做一做，因为买卖“藏宝图”不算犯法，政府就不会找麻烦；至于跟“九阵风”的关系，因为是中介，所以也谈不上得罪他，愿意签约就签，不签拉倒，“聚丰斋”并无损失。蒋老板听下来觉得有理，于是决定接下这笔大生意。不过，蒋云忠不想张扬出去，也不想让“九阵风”知道是“聚丰斋”在跟他做这笔买卖，所以就想找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应该不是重庆人，以防事后嘴碎话多乱说一气惹出意外来，同时又要跟“聚丰斋”有比较牢靠的关系。蒋老板反复考虑后，就想到了壁山的丁进文。
丁进文跟蒋云忠的关系，说起来比较微妙，既是买卖真假古玩字画的上下家关系，又是指点古玩知识的师徒关系。难得的是两人竟然一见如故，特别投缘。以蒋云忠的秉性，向来是不肯对外界透露他的经营秘密的，至于对古玩的鉴定和造假本领，那更是对自己店里的伙计都有所保留的。可是，他跟丁进文却说得很多，连自己向来秘不示人的战国青铜剑等宝贝也肯拿出来让丁进文鉴赏。而丁进文对蒋云忠也是比对自己的老爸还要忠顺，每年春节都要特地从壁山赶到重庆来给蒋老板拜年，且必携重礼。因此，蒋云忠想要找…个人替自己出面跟“九阵风”谈转让“藏宝图”之事，非丁进文莫属。
小彭告诉刑警，蒋云忠往壁山发了那份电报后，丁进文当天就回了一封电报，说待他处理好手头的事情后，立刻来重庆，抵渝后先到“聚丰斋”聆教。
丁进文是在7月l9日抵达重庆的，一到就直奔“聚丰斋”，跟蒋云忠密谈。谈些什么内容，小彭等店员就不清楚了。当天，丁进文就离开“聚丰斋”前往“致和旅社”入住了，想来是为了不让“九阵风”知道他跟蒋云忠的关系。
专案组对小彭所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对蒋云忠有些怀疑，于是就指示小彭对蒋老板多加留意，有什么异常情况随时跟专案组联系。
回过头来，再说丁进文跟“九阵风”的接触。他每天两次去武馆求见“九阵风”，“九阵风”由于没有获得专案组新的指令，所以只是虚与委蛇。这样倒也符合旧时江湖上“藏宝图”之类的重要秘笈持有者的态度，通常他们都是爱理不理地对待登门要求转让者的。这样，待刑警陶大根、章凤翔从壁山外调回来后的次日——7月23日，丁进文再次造访武馆，说家里有事，他明天要回一趟壁山，盛情邀请“九阵风”当晚去附近的“啸天饭庄”吃饭，生意不成情义在，过几天他还是要来重庆继续跟闵师傅谈这件事的。“九阵风”本想拒绝的，因为天太热了，他不想出去。可是丁进文说的是吃晚饭，他就答应考虑考虑，丁就说那我下午过来听您老的消息。
丁进文一走，“九阵风”就跟金必旺联系，说了丁约请吃饭之事，问应该如何应对。从眼前查摸蒋云忠的意图来说，金必旺自然是认为应该保持跟丁进文的联系的，于是就让“九阵风”赴约，关照他席间跟丁进文多聊聊，看能探听出点儿什么秘密。下午，丁进文来武馆听回音，“九阵风”与其约定：晚上七点“啸天饭庄”见。
哪知，“九阵风”这一去，他那武馆就出事了！
六、武馆枪击案
“九阵风”开的武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今年一入夏，前来报名学武的学员更是少得可怜。尽管中国武术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之说，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治安明显改善，人们也有活儿干了，既不必习练防身功夫，也没有时间了，别说武馆是要收费的，就是每天早晨公园里、城墙根儿免费白教的习武场地，练习者也是寥若晨星。平时“九阵风”武馆来学艺的只有十来个徒弟，其中两个是外地来的，住在武馆，其余都是重庆本地的，日间来学武，下午四点左右回家。因此，平时住在武馆的也就“九阵风”和账房先生刘二爷，以及那两个外地弟子。
这天傍晚，“九阵风”应丁进文之邀去外面下馆子了，武馆里只留下刘二爷和两个徒弟。刘二爷大名刘照天，是“九阵风”的连襟，他是操袍哥的，在“公口”里还是二排“圣贤二爷”。不过正如江湖上戏言“圣贤二爷”就是“剩闲二爷”，刘二爷就是这样一个不起什么作用的老好人。而且，跟旧时武馆中供职人员都须会武的惯例不同，刘二爷不但不会武术，还是个弱不禁风病恹恹的老头儿，只因他跟“九阵风”是亲戚，所以“九阵风”才把他留在武馆。
这天晚上七点多钟，暮色初降，刘二爷坐在武馆院子里的那棵大银杏树下，一手摇蒲扇，一手端着把紫砂壶呷着沱茶，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两个住在武馆的徒弟练习太极推手。忽然，大门轻轻地开了，刘二爷以为是“九阵风”赴宴回来了，哪知定睛一看，却是两个陌生汉子。刘二爷站起来迎上前去，拱手道：“二位先生是……”
前头那人冲刘二爷点头微笑：“您好！闵爷在吗？”
“哦，他出门了……”
刘二爷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忽见后面那人返身把大门关上，还推上了门闩。刘二爷心里不禁起疑：哪有这样访客的？他正要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忽然那二位同时亮出了家伙！那是两支身上烧蓝闪着幽光的崭新手枪，枪口对准刘二爷的胸膛：“老家伙，敢动敢叫，必死！”
刘二爷虽然不会武术，可是他年轻时操过袍哥，还是“公口”的“圣贤二爷”，自是见多识广，当下倒也没有多少惊惧，微微一笑道：“二位好汉，有话好说，别动刀动枪的。江湖上走动的都知道，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嘛！”
“这话我们爱听，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办，可保你平安。转身！往前走！”
刘二爷照办，被那二位用枪逼着往院子里侧的厅堂里走。那两个徒弟仍在切磋推手，竟然没留意刘二爷已经被劫持。直到刘二爷被押到原先他坐的藤椅前，那二位示意他落座后，两个徒弟方才意识到情况有异，对视一眼，同时收手。当他们把目光扫向两位不速之客时，看到的是对准他们的黑洞洞的枪口！
这两个年轻人虽说是前来重庆向“九阵风”学武的弟子，但在武术方面来说，并非新手上路，他们一个来自自贡，一个来自内江，都已习练武术七八年了，在当地堪称好手，为使自己的武艺更上一层楼，专程来重庆拜师。当下，两人中的那位来自内江的小尤二话不说，一个闪身箭步上前，正待出招，谁知对方已有防备，好像也没听见有什么声响，一颗子弹已经出膛，正击中小尤的右肩膀！
来自自贡的那个徒弟小吴平时喜欢阅读军事类书籍，知晓些枪炮知识，当下暗吃一惊：对方的手枪不但是真货，而且还是无声的！好汉不吃跟前亏，他下意识地收住招式，倒抽一口冷气，怔怔地看着对方：“无声手枪？”
“对！无声手枪！怎么？你也想试试吗？他现在可知道滋味了！”开枪的那人指着已经退后数步捂着右肩伤口的小尤道。
小吴无奈地摇头：“不敢！”
“不敢就好！听着，就地蹲下，双手反剪背后！”
小吴遵命照办。
对方把一副手铐扔向刘二爷：“把他们一人一个扣起来！”
刘二爷见对方真敢开枪，便知来者不善，当下哪敢吭声？只得乖乖照办。他把尤、吴合铐之后，见小尤的伤口流血不止，就脱下身上的白布短褂给他包扎起来。然后，老爷子被其中一人用枪逼着进入室内。另一人留在院子里看守着小尤、小吴，不让他们动弹。
那人把刘二爷逼进室内后，用手枪顶着他的后脑勺问道：“‘九阵风’把‘藏宝图’藏在哪里了？”
刘二爷装糊涂：“什么藏宝图？我不知道啊！”
对方也不跟他啰唆，让他用钥匙把账房所有的橱柜、抽斗都打开，翻箱倒柜一一搜查。然后，又押着刘二爷去了“九阵风”的卧室。“九阵风”的卧室陈设极简单，就一床一桌一椅一箱子而已。那人也都一一翻检过，还是一无所获。
那人便把刘二爷绑在“九阵风”卧室中的那把椅子上，往嘴里塞了块抹布，出门冲同伙吹了声口哨。那人把小尤、小吴押进厅堂，绑在柱子上，嘴巴也都堵住，出门而去。
那两个不速之客在武馆行凶的时候，“九阵风”正在饭馆跟丁进文喝酒聊天。因为事先金必旺关照过让套问丁进文跟蒋云忠究竟在干些什么勾当，所以“九阵风”有意把用餐时间拖得长了些。这就苦了武馆里被绑着的那三位，那位让子弹在肩膀上钻了个洞的小尤痛苦更甚。待到九点以后“九阵风”回到武馆发现出事时，小尤已因失血过多快要昏过去了。
“九阵风”毕竟是武林名宿，当下虽然大为震惊，章法却丝毫不乱。他先把刘二爷、小尤、小吴松了绑，吩咐小吴去二分局找金必旺队长报案，自己则拿出旧时武馆必备的专治外伤的秘制药粉药丸，给小尤止血疗伤。待到金必旺带人赶到武馆时，老爷子已经气定神闲地坐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下喝着茶听刘二爷叙说情况了。
1951年时的重庆，虽然军管会已经收缴过枪支弹药，可民间还是颇有私藏的。所以，那时有些案件涉及军用枪支，不算特别意外。问题是，今晚在武馆发生的案子中，登门的案犯所持的却是崭新的无声手枪，这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发生的持枪案件中从未有过的。而且，案犯还动用了同样崭新的手铐。这使专案组诸刑警一听就意识到对方不是寻常的犯罪分子。
果然，市局技术室的痕迹鉴定人员对小尤肩膀上的那颗子弹和铐住二人的那副手铐进行鉴定后得出结论：无声手枪和手铐均是美国1948年生产的产品，与当年提供给国民党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美援军用物资”中的同类产品相同。
专案组马上将这一结论与之前对本案与敌特分子有涉的怀疑联系起来，认为可以初步认定本案是敌特案件了。于是，立刻上报分局领导。二分局连夜报告重庆市公安局。
与此同时，金必旺不待领导下令，就命令刑警加强对蒋云忠、丁进文的监控，必要时可以采取行动予以拘捕。根据这个指令，受命监视丁进文的刑警储兴德、马疾在次日上午发现丁进文离开旅社准备返回壁山时，便果断将其控制。
武馆案件发生后的次日——7月26日，重庆市公安局经过研究，决定将该案作为敌特案件进行调查，指派政保处翟魁元副处长出任重新组建的专案组组长。翟魁元带去了五名侦查员，鉴于原二分局专案组五名刑警自7月3日以来已经对该案调查了三个多星期，对案件和相关人员已很熟悉，故全部留下。这种情形听上去有些“不顺畅”，可是当时却是存在的。领导没有宣布金必旺等五刑警是不是新专案组成员，只是让他们继续参加侦查工作。不过，原二分局对该案侦查工作的领导权，却是明确宣布转移到市局，由市局政保处直接负责。
翟魁元副处长是从第二野战军部队下来的一位团职情报军官，对秘密战线工作有颇多实践，反特经验比较丰富。他上任后的第一时间，就跟金必旺聊起了之前三个星期的侦查工作情况，临末两人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昨晚武馆发生的那起案件跟蒋云忠指使丁进文收购“藏宝图”是有关系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一种“佯购”行为，真正的意图是为了试探“藏宝图”究竟是否在“九阵风”手里，以便对武馆实施抢劫。昨晚丁进文的所谓请客，应该是调虎离山之计。因为如果“九阵风”在武馆的话，凭着其丰富的江湖经验和那身武艺，那两个案犯纵然持枪仍无胜算。而他们已经通过丁进文近日跟“九阵风”的接触，确认“藏宝图”就在这个老爷子手里。当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大伏天，“九阵风”出门赴宴时只穿了一套玄色香云纱衣裤，飘飘逸逸，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身上不可能掖着“藏宝图”。所以，把“九阵风”这只老虎调走后，那两个家伙就敢登门搜劫“藏宝图”了。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武馆里并没有什么“藏宝图”。
翟魁元问了对蒋云忠、丁进文两人的监控情况，听说丁进文上午已经被秘密拿下，点头表示肯定，然后说那就干脆把蒋云忠也抓起来，讯问其后台。如果运气好，估计这个案子往下无须特别费力就可以解决了。
于是，“聚丰斋”古玩店老板蒋云忠就接到通知，让其去市古玩业公会开会，一到那里，他就被捕了。
翟魁元亲自主持了对蒋云忠的讯问，蒋云忠供述内容如下一
蒋云忠由于做古玩生意的原因，对社会上跟古玩相关的传言比较注意，他以前曾经尝到过这方面的甜头。之前他在茶馆喝茶时无意间听说南岸有一座古墓被盗掘，可能是几个乞丐所为。于是，他就全城乱转，见到乞丐就给一个铜板，打听此事。当天晚上，竟然就有两个乞丐深夜来敲“聚丰斋”的店门，向蒋老板探询出售古玩的事。这笔生意，让蒋云忠赚了一根五两的金条。因此，蒋云忠每天早晨都必去“聚丰斋”附近的“云腾茶馆”喝茶，探听跟古玩相关的传言，关于“一点红”藏宝图的传言就是他从茶客那里听说的。
7月16日早晨，蒋云忠照例去“云腾茶馆”喝茶，他刚进门，跑堂就迎上来：“蒋先生来啦！那边有人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茶水早点，请——”
请蒋云忠喝茶的是坐在右侧角落里的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他独自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壶普洱茶。见蒋云忠过去，起身点头致意，拱手作揖，揖，口称“蒋先生”，请其入座。蒋云忠还礼，请教对方尊姓大名，那人答称：“敝人姓钱，草字逸君。”
蒋云忠落座后，跑堂随即送上一壶西湖龙井茶和几样茶食、点心，都是蒋云忠爱吃而平时舍不得点的。两人边吃边聊起来，钱逸君开门见山问蒋云忠是否听说重庆地面上冒出了“藏宝圈”的传闻，蒋云忠说听说了。对方义问蒋先生对“藏宝图”是否感兴趣，蒋云忠说他对“藏宝图”本身并无兴趣，不过如果有人根据“藏宝图”找到了财宝，他对其中的古玩是有兴趣的。蒋云忠还说，据说那图是在“九阵风”手里，那老头儿虽然武功了得，江湖经验也不缺，但拿着“藏宝图”去掘宝的可行性不大。因为即使手头有了图纸，也不可能顺顺当当找到宝藏，再说找到后的挖掘也需要花费人力物力，所以得准备好一大笔钱才能顺利实施。而“九阵风”不具备这种经济条件。钱逸君听着笑了，说不瞒蒋先生说，敝人就是考虑到达一点，所以想从“九阵风”手里把那“藏宝图”买下来，我有经济实力挖掘宝藏。今天我跟蒋先生见面，就是想请您出面去跟“九阵风”谈此事，我愿意出大价钱买下那张图。我听江湖上传说那张图“九阵风”是花了一千万元买下的，我可以花五倍甚至十倍的价钱要他转让。只是，我并非此行中人，平时从不在江湖上走动，因此对江湖上的规矩不甚了解，贸然登门只怕人家不会搭理，更别说谈这么大的生意了。所以，我想请蒋先生出面去跟“九阵风”商谈此事。这，就是今天我跟蒋先生见面的目的，不知蒋先生意下如何？
蒋云忠听着，寻思这倒是一笔不错的买卖。于是跟钱逸君具体商谈，最后达成意向：蒋云忠以“聚丰斋”的名义出面去跟“九阵风”洽谈转让“藏宝图”事宜，价位最高可开至一亿元。蒋云忠的佣金是成交价的百分之十，先付三百万元作为经费，如果成交，该款项从佣金中扣除；不能成交，蒋云忠无须退还。
接下来的情况，前面已有交代，蒋云忠为防得罪“九阵风”，就找了丁进文去跟“九阵风”洽谈。钱逸君那天在茶馆与蒋云忠分手时约定，如果蒋云忠有事要约见他，可去一趟七星岗“鹏程戏院”，在门口招贴栏里贴一张“蒋老板招收古玩鉴定师，有意者可与‘聚丰斋’联系”的字条，次日他就会在茶馆等他。蒋云忠把丁进文招来重庆跟“九阵风”接触数日后，由于谈不下来，就想着找钱逸君商量，便于23日贴出了字条。
次日，蒋云忠在“云腾茶馆”跟钱逸君见面，说了情况。钱逸君同意让丁进文先返回壁山，过几天再来重庆洽谈。不过，从“生意不成仁义在”这方面来说，应该让丁进文出面请“九阵风”吃顿饭。蒋云忠就吩咐丁进文如此这般去做了。
蒋云忠交代完，翟魁元问了问钱逸君的外貌。陪审的金必旺一听，立马朝翟魁元丢了个眼色。于是，翟魁元就知道这个自称姓钱的家伙，相貌与曾两次跟裴俊君见面的那个瘦高男子“老陈”一致！
如此，就基本证实了之前原专案组的分析判断：武馆案件确实是敌特分子通过蒋云忠用调虎离山计将”九阵风”调离后实施的，为的是获取那份显然隐藏着重大秘密的“藏宝图”。
七，水落石出
当天晚上，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大家对本案是敌特案件的定性已经没有异议，至于那“藏宝图”，估计应该是一份对敌特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组织联络图之类的机密材料。
那么，往下的侦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呢？大家分析认为，敌特的“武馆行动”扑了个空没有达到目的，但由于那份被称为“藏宝图”的机密材料的重耍性，甚至可能还有紧迫性，所以对手应该仍会继续设法获取“藏宝图”。敌特方面对此会怎么考虑呢？一干侦查员站在对手的位置上作了分析，认为敌特分子在“武馆行动”失利后，会有两种考虑：一种是认为蒋云忠提供的情况没错，“藏宝图”确实在“九阵风”手里，而派出的特务在武馆未能搜检到，说明该图被“九阵风”藏于别处了；另一种则是认为“九阵风”跟“藏宝图”没有关系。这两种考虑中，对手如果定位于第一种，那他们就会继续盯着“九阵风”采取行动，绑架甚至暗杀都有可能；如果定位于后一种，那么他们就得另起炉灶，重新寻觅“藏宝图”的下落。
敌特方面会定位于哪一种呢？专案组反复讨论下来，认为目前没有理由排除这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敌特方面甚至双管齐下同时实施也难说。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派员对“九阵风”暗中进行保护，如果敌特方面果真企图对老爷子下手的话，到时就趁机行动，一举破获该案。与此同时，还应考虑到敌特的后一种定位，所以也需要开辟新路子，主动出击，调查敌特的蛛丝马迹，顺藤摸瓜，解决该案。
据蒋云忠供称，那个找他转让“藏宝图”的瘦高男子名叫钱逸君，这应该是一个假名。不过，目前专案组对于此人使用真名还是假名并不关心，因为即使是真名也没法儿找到他。侦查员眼下关心的是：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查摸到这家伙的线索？
翟魁元请金必旺回顾了钱逸君在本案中四次露面的情况，一干侦查员听下来都陷入了沉思。片刻，有人提出一个观点：目前要寻觅钱逸君的线索，看来只有围绕这几次露面时的情形着手了，如果能在其中哪次露面过程中发现某个特别的情节甚至细节，没准儿就可以据此查摸到钱逸君的蛛丝马迹。
于是，大家就勾画着钱逸君四次露面的情形：第一次是7月3日在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跟裴俊君相约吃晚饭，这个饭局由于华锦秀的意外遇劫而没有进行下去，前专案组曾向饭馆方面调查过钱逸君露面的情况，未能获得线索；第二次是7月7日，在铁马街马路边唤住了正和柳五爷等人一起行走的裴俊君，刑警曾在那一带进行调查，也没有什么收获；第三、四次就是蒋云忠于前几天两次在“云腾茶馆”跟其见面，专案组尚未对此进行过调查。现在，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钱逸君的第二次露面没有继续调查的必要，因为他既然是在马路旁突然闪现后招呼裴俊君的，那就说明他事先并未跟裴俊君有过联系，而刑警事后已经查遍了铁马街一带所有可能适合钱逸君对裴俊君下毒的场所，均无收获，说明作案现场要么不在铁马街，要么虽在铁马街，却是一个隐秘处所，钱逸君当时根本不会留下踪迹。那么，钱逸君的第一、第三、第四次的露面是否有调查的价值呢？后两次没有调查过，当然有必要向茶馆方面细细调查；第一次，还是可以再调查一下的，或许饭馆方面能够提供某个新的细节，没准儿案子就能据此而侦破了！
次日，专案组就派出侦查员前往“金富祥饭馆”和“云腾茶馆”以及七星岗“鹏程戏院”去调查。遗憾的是，三路调查都未能获得任何线索。
7月27日晚，专案组再次集聚一起讨论案情。大伙儿七嘴八舌议了一阵，有侦查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7月3日钱逸君第一次露面与裴俊君在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见面，为的就是从裴俊君手里获取那份后来被以为是“藏宝图”的敌特联络图，那他们事先一定是有约定的。按理说，那份“藏宝图”理应会被裴俊君视为特别重要的东西，那他为什么不亲自回家去取，而要打电话让华锦秀给他送去呢？估计事发突然，钱逸君是在事先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忽然通知裴俊君携“藏宝图”前往下马坡见面的。而裴俊君当时已经来不及回南岸住所取“藏宝图”了，所以只好打电话通知华锦秀送去。因此，通过调查7月3日裴俊君的行踪，可能有希望查到钱逸君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裴俊君去下马坡赴约的。
这个观点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专案组决定，从了解裴俊君7月3日的活动情况着手，对其当天下午的行踪进行详尽调查。
裴俊君是当时重庆市小有名气的荐头店经营者，他在第一区、第二区、第五区分别开了一家荐头店，其中开得最早的那家是位于第一区校场口的“大众荐头店”，其余两家是后来开的“大众店”的分店。三家店中，校场口的那家是装有电话的，所以平时裴俊君一般都坐镇那里。裴俊君死后，这三家店由其家人委托账房李先生暂时主持营业。专案组于是就派侦查员前往该店找李先生调查7月3日裴俊君的活动情况。
李先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一看就是个认真得近乎刻板的老古董。侦查员碰上他还真该暗道“侥幸”：他管着账，还管着考勤——这并非老板吩咐，而是他自己主动做的，而且顶真到连老板裴俊君是否来上班、是否迟到早退都一五一十记录得清清楚楚。当下，李先生听侦查员说明来意后，一声不吭地拿出考勤记录递过来。
侦查员打开一看，考勤记录中显示裴俊君7月3日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到店，至下午五点三十分方才离开。
那么，裴俊君这段时间在店里干什么呢？
裴俊君跟李先生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办公的，据李先生说当天他在接待顾客、接打电话和看报纸，中间还掏钱叫一个店员去买了西瓜，切开了大家一起吃。至于裴俊君跟什么人打过电话，或者接听过什么电话，他都不清楚。
侦查员下一步调查是去邮电局。邮电局的通信设备只能查主叫电话，这使想连裴俊君接听的电话号码一起查一查的侦查员有些失望。邮电局提供的“大众荐头店”7月3日下午的主叫电话号码只有一个，那就是裴俊君在当天下午五点二十分打给华锦秀的电话。
这就是说，裴俊君是在五点二十分之前接到钱逸君的约见电话的。当时他如果回住所取了“藏宝图”再前往下马坡赴饭局的话，就超过了钱逸君所要求他赶到的时间，因此他就给华锦秀打电话让她把那本藏着“藏宝图”的《七侠五义》送去。侦查员想到这一点，对于无法查到五点二十分之前几分钟打给裴俊君的电话号码感到遗憾万分！
钱逸君的那个主叫电话号码是无法查到了，是不是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弥补这份遗憾呢？专案组长翟魁元和二分局刑警队队长金必旺两人对此进行了讨论，说着说着，金必旺突发奇想：“也许钱逸君让裴俊君去下马坡赴饭局的通知不是通过电话告知的，而是派人直接去荐头店当面对裴俊君说的呢？”
翟魁元认为言之有理。如果钱逸君是通过电话通知裴俊君赴饭局的．那裴俊君应该跟对方说清楚东西不在身边，还得去南岸住所拿，可以要求延时；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那就有可能是钱逸君派人来通知的。这样，裴俊君如果回去取了“藏宝图”再往下马坡赴约，那肯定超时颇多。而按照敌特“地下工作”的纪律，显然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他就不得不通知华锦秀送去了。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派员二赴荐头店调查。
7月29日上午，翟魁元带着三名侦查员去了校场口，逐个找荐头店的店员谈话，要求他们回忆7月3日下午来“大众荐头店”跟裴俊君接触的人的情况。这时离那天已经三周有余，要让人回忆起当天的情况真是有点儿强人所难。所以，一轮谈话进行下来，包括账房李先生在内的七名店员说了几个来店内找裴俊君的顾客，从时间上来说，都与之前专案组分析的应该在五点二十分前不久的情况不相符。综合七名店员提供的情况，那天下午四点半以后并没有人来店里找过裴俊君。
侦查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那么，裴俊君在那个时段是否离开过荐头店去了外面呢？大家回忆下来，也都摇头。
翟魁元等人大失所望，只得告辞而去。刚走了五六十米，后面忽然传来叫声：“同志，想起来了！”
侦查员们回头一看，追上来的是荐头店的年轻店员宋繁荣。刚才，小宋也接受了侦查员的调查，他说时隔多日已经记不起那天的情况了，印象中那天下午四点半后没有人来店里找过裴老板。侦查员离开后，小宋去后面院子里上厕所，从裴俊君和李先生的那间小办公室前的过道经过时，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7月3日那天他收拾了店堂桌子上大伙儿吃剩下的西瓜，然后去后院打水准备擦桌子，从过道上经过时，看见裴俊君站在窗口隔着窗子跟一个小姑娘说话。
翟魁元四人听宋繁荣这么一说，随即返身回到荐头店。他们根据小宋所说的情况察看了现场。荐头店的旁边是一条小巷子，那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办公室朝巷子的方向有一个窗户，盛夏时节窗户自然是敞开着的。据小宋说，那天他看见裴俊君就是在这个窗子前跟那个小姑娘说话的。等他从院子里打了水返回时，那小姑娘已经不在了。
翟魁元马上想起邮电局提供的荐头店7月3日下午主叫电话的时间是五点二十分，而前一天向账房李先生调查时他所说的吃西瓜的时间跟这个时间节点是相符的。因此，可以认定钱逸君通知裴俊君的方式并非打电话，而是让人——也就是那个小姑娘来荐头店通知的。
翟魁元请宋繁荣说说那个小姑娘的体貌特征。小宋说，小姑娘的年龄在十四五岁左右，扎着两根小辫子，面容看上去比较清秀，肤色白皙，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袖口上镶着浅绿色的花边，左侧衣襟上有一枚长条形的徽章。从过道这个角度看过去，无法看清楚她穿的是裙子还是裤子。
那么，裴俊君和小姑娘说了些什么话呢？这个，小宋很抱歉地表示他没听见，一是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轻，二是他压根儿没想过要留心听一听。
侦查员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当时那间小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吗？比如李先生？
小宋摇头。再问李先生，他说他当时好像在店堂里跟店员说话。
翟魁元让侦查员走访了巷子里外的居民和商户，没有收集到关于这个小姑娘的线索。
返回驻地后，专案组随即开会对宋繁荣看到的那个小姑娘进行分析。众人七嘴八舌议了一阵，不得要领。翟魁元朝坐在门口的老刑警储兴德扔去一支烟，说老储同志您为什么不发言？您是老刑警，熟悉重庆地面上林林总总的情况，快把肚子里的货端点儿出来吧。
新专案组组建后，储兴德的工作热情不是很高，因为他是留用刑警，按理应该不掺和这个已经认定的敌特案件，但领导没有发话让他停止侦查，他只好留下。可是，他也不愿意发挥主观能动性，开会一直保持沉默，工作也是派下什么去干什么，以免引起别人的猜疑。没想到，他这种情绪让翟魁元发现了，现在点名要他发言。于是，老刑警只好开口。
翟魁元的眼力厉害，储兴德一开口，差不多就已经找到寻觅那个小姑娘的方向了：小姑娘的那件袖口滚浅绿色花边的短袖衫，应该是某所学校的校服！
储兴德这一说，众人马上想起宋繁荣还说过那小姑娘的左侧衣襟上佩戴着一个长条状徽章呢，这不就是校徽吗？
从小宋所说的那小姑娘十四五岁这一点来判断，她应该是一个初中生，而在当地，也只有中学才有校服和校徽。专案组立刻着手调查全市哪所中学的女生是穿袖口滚浅绿色花边的白色短袖校服的，很快就有了结果：那是慧晖初级女中的校服。
当天下午，慧晖初级女中的全体学生接到通知：全部返校，不得请假！
除了专案组的全体侦查员，翟魁元还从市局、二分局临时借调了十名女警组成十个小组，分别和每个学生进行谈话，了解她们7月3日下午的活动情况。一番折腾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去过“大众荐头店”的小姑娘——初二年级学生陈岳芳。
据陈岳芳说，那天是父亲陈扶富让她去“大众荐头店”找老板裴俊君捎个口信的，口信内容是：今晚六点半在寸滩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设晚餐，请裴老板准时到达，并把东西带上。带什么东西，父亲没有说。
侦查员随即让陈岳芳带路前往她家。路上，陈岳芳告诉侦查员，她的父亲是观音桥“私立中平医院”的院长，今天应该是上班的，问是去医院还是家里。翟魁元于是就把人分成两拨，一拨去家里，一拨去医院。
金必旺率领着原专案组的四名刑警去了医院，在院长室跟陈扶富一见面，他马上断定此人就是之前专案组久觅不得的那个“老陈”——“钱逸君”！
与此同时，翟魁元那拨侦查员在陈宅搜出了电台、密码本、武器弹药等特工器材，当场逮捕了陈扶富的妻子一敌特报务员崔玉莺。
陈扶富、崔玉莺归案后，作了以下供述——
这对夫妇都是南京人氏，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双方家境都不错，两人都在邮电局工作，陈扶富是邮检技术员（即邮电局指派协助特务机关检查邮件的人员），崔玉莺是报务员。两人于抗战爆发前一年结婚，婚后经人介绍双双考入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经过训练后，夫妇俩分别成为“军统”的情报、报务人员。
这对特工夫妇跟着“军统”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然后，陈扶富又被派往上海做起了“地下工作”，中间还曾做过汪伪“七十六号”的俘虏。抗战胜利后，这对夫妇才得以团聚，正要领着女儿回南京，却接到命令让就地“转业”——陈扶富成了“私立中平医院”的院长，崔玉莺则回家做了全职太太。其实，两人还是从事特务活动。医院是一家秘密情报中转站，陈扶富是站长，“全职太太”崔玉莺在家里干的是协助丈夫整理和传递情报的活儿。
1949年暮春，陈、崔接到由“军统”改组成的“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让他们利用目前的身份潜伏，任命陈扶富为“国防部保密局川东反共特别纵队上校司令长官”，崔玉莺则是丈夫的下属，封了个“少校报务主任”。“保密局”发下了武器、电台、密码、毒药、经费，却没给一兵一卒，也没让陈司令招兵买马，甚至连任务也没下达。陈扶富是老特务，就此知道所谓“川东特别纵队”不过是一块空招牌，“保密局”留着是作为预备力量考虑的。如此，当年在上海饱尝“地下工作”之苦的陈扶富好不开心，寻思拿了津贴不干活儿，这不是一桩美事吗？
不过，如此好事到1951年6月中旬就结束了。6月15日，按照每月两次打开电台跟台湾联络的规定，陈扶富让崔玉莺打开电台，收到了一份密令，让他这个“川东反共特别纵队”司令官开始活动，第一步工作就是跟其下属取得联系。半个月后，陈扶富与台北总部指派给他的副官、代号021的裴俊君见了面。根据台北密电所述，裴俊君原是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秘密情报员，1948年其关系转入“保密局”，受命潜伏。当时，“保密局”让裴俊君负责保存一份联络图，这份联络图中的潜伏特务就是“川东反共特别纵队”的骨干成员，均归陈扶富领导。
6月30日陈扶富跟裴俊君见面时，关照对方在下次见面时把联络图带上交给他，几时见面，随时听他通知。裴俊君一口答应说“没问题”。三天后的下午，陈扶富让女儿去“大众荐头店”给裴俊君捎口信，约其到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见面，强调把“东西”带上。没想到裴俊君没把联络图随身携带，而是让华锦秀从住所拿来，更没想到的是华锦秀中途遇强盗打劫把联络图顺走了。接下来，他当然是要全力找回联络图，这就是裴俊君打着为华锦秀复仇的幌子连日四处奔波的原因。
可是，裴俊君并未找回联络图，只是打听到联络图已经被江湖上误以为是“藏宝图”，落入了“九阵风”闵清潮之手。而这时，“保密局”总部接到陈扶富的密电后，指令将裴俊君“即予密裁，以正纪律”。陈扶富知道裴俊君这时正在铁马街请袍哥中人吃饭打听“藏宝图”的消息，于是，就去铁马街截住他，将他邀往观音桥。裴俊君以为是去其当院长的医院，但陈扶富却把他带到池塘畔的草地上坐着说话。他在听取裴俊君关于“藏宝图”下落情况的汇报后，取出两瓶自制的酸梅汤，递给裴俊君一瓶，自己先打开喝着。裴俊君正说得口渴，随即打开一饮而尽。毒药立刻发作，裴俊君倒地而亡，陈扶富将其尸体推入池塘中。
台北总部虽有联络图的底稿，可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取回那份流落在江湖上的“藏宝图”，为此，专门从另一条潜伏线上调来两名行动特工协助陈扶富。陈扶富找了“聚丰斋”老板蒋云忠，以买“藏宝图”为名骗其去向“九阵风”证实“藏宝图”确在其手中后，又让蒋云忠指示丁进文调虎离山，指令那两名行动特工前往武馆下手夺图。哪知，情报有误，功亏一篑。
讯问结束后，翟魁元把“藏宝图”的照片拿到陈扶富面前，让他交代联络图的内容。陈扶富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份联络图，但当初“保密局”命其潜伏时已经交代过判读方法，于是就要求拿一本《四角号码字典》给他，对照着照片上的那张图纸一一道来。诚如之前专案组对该图的判断，上面所画的房屋、树林、山峰、溪流的图形与中心位置的那处房屋图形，就是代表着重庆市与周边十二个县城的位置，各个图形、虚线方框和阿拉伯数字，则是潜伏在那十二个县城的特务组织头目的姓名、住址的密写。陈扶富很快就根据图纸的数字对照字典译出了一份有十二名潜伏特务姓名、住址的名单。
当时这些县城不属重庆管辖，于是重庆市公安局上报西南公安部，由西南公安部下达至川东行署公安处，连夜行动，将这十二名潜伏特务悉数捕获。可是，那两名临时调给陈扶富去武馆作案的特务却未能查获。
1951年10月31日，重庆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陈扶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妻崔玉莺及那十二名潜伏特务分别被处以七年至无期徒刑；蒋云忠、丁进文分别被判刑五年、三年；陈扶富、崔玉莺未成年的女儿陈岳芳免予处罚。
【评论】
那个陈岳芳算倒霉了
人家帮忙抓了一堆特务还是死刑哦，其实他只是杀了一个手下而已
可是，那两名临时调给陈扶富去武馆作案的特务却未能查获。
这就不管了？陈都抓住了还能抓不住那两个人？
有可能不是一条线上的。
这个特务有点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地下党员的意思了，夫妻档，管个电台。
解放初期，公安可能是土包子，水平也不高，但那份敬业与责任感不得不佩服啊！
特务犯了几个错误，不该那么快杀人灭口，不该把自己的女儿牵扯进去，在抢回联络图时也明显操之过急。如果是一把火烧掉武馆，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杀人灭口是台湾的指令，这边只是执行命令。
让女儿传话，的确蠢，真不如找个小乞丐传话。
不确定藏宝图是否在武馆前，不能放火烧吧。
那个蒋云忠和丁进文怎么也被各判了五年？
在台湾的真是一帮蠢猪，这么多天都没有想起来要紧急转移那12个特务？
那个“名单+联系方式”的藏宝图丢了啊，那些人无法直接得到台湾指令，当时不是人人有手机的。
估计台湾那边不愿意重发一份过来，是这边出问题就自己解决吧。
还一个可能是台湾那边不知道这边有个“该死的"女人报警了。
不确定藏宝图是...
这个案子里特务的表现过于大大咧咧，也许是因为重庆是国民党长期的后方，特务们对共产党的行为方式了解不多，很多事还是按照解放前的套路办。比如杀人处罚，完全没必要那么着急，不至于接到命令就赶紧去把人拦住下手。再如去武馆找图，居然使用无声手枪，摆明了告诉别人这事和特务有关。
至于说烧武馆，已经认定有很大可能在那里了，烧错了也无所谓，至少很难查明是谁干的。反倒是那么急着去买，太引人注目了。
特务们的行为方式，完全还是在国统区或者是日占区的作派。
当时的特务同样是落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只要稍微不注意就暴露了。何况大部分的特务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一个出事，串出一条线的人来。
一个细节的失误，导致了全局的失误。
细节决定了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