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间为什么要打大型的战争？传统的回答是一个关于挑战者崛起和霸主衰落的故事。一个对现有秩序规则感到不满的崛起的大国，在既定的大国——制定这些规则的国家——的基础上取得了进展。于是国家之间的紧张加剧；随后就有了强度的测试。最后的结果是恐惧和敌意的螺旋型地上升，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 古代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道： “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警报，使战争不可避免。” 这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现在被用来解释美中之间的竞争。
由哈佛政治学家Graham Allison推行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论点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并取代衰落中的美国，战争的危险将急剧上升。 就连中国习近平主席也赞同华盛顿必须为北京腾出空间的观点。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认为摩擦的根本原因是迫在眉睫的“权力过渡”——即一个霸权被另一个霸权取代——已成为经典论点。
但这个熟悉的模式，却是错误的。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能真正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的起因。它没有捕捉到经常驱使修正主义大国——无论是1914年的德国还是1941年的日本——引发一些历史上最具破坏性冲突的动力。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战争在今天的美中关系中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因为它从根本上错误地判断了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轨迹的位置——那就是相对实力已经到顶并很快即将下滑的位置。
美国和中国确实有一个致命的陷阱。赛迪说，这不是修昔底德陈词滥调谈论的国家权力的转换。 其实它最好应视为“国家国力顶峰陷阱”。 如果历史可以作为指导的话，那就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即将到来的衰落可能导致其崩溃。
有一整套文献被称为“权力过渡理论”，认为大国战争通常发生在一个霸权崛起和另一个霸权衰落的交汇处，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基础，诚然，这个想法有其基本的真实性。新兴大国的崛起总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稳定。在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预备阶段，如果雅典没有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并成为一个海军超级大国，它对斯巴达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威胁。 如果中国仍然是贫穷软弱的国家，华盛顿和北京就不会陷入竞争。新兴大国扩大其影响力的做法确实会威胁目前统治的大国。
但引发战争的演算，特别是促使修正主义大国(企图寻求改变现有体系而猛烈冲击的国家)的演算是更加复杂的。 一个相对财富和实力不断增长的国家肯定会变得更加自信和雄心勃勃。在一切平等的情况下，它将寻求更大的全球影响力和威望。但如果它的地位正在稳步改善，它应该推迟与当权霸权的致命决战，直到它变得更加强大。这样一个国家应该遵循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冷战后为中国崛起制定的格言：它应该隐藏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
现在想象一个不同的场景。一个不满的国家一直在增强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地缘政治视野。可能因为它的经济放缓，可能因为它自己的自信引发了一个由坚定对手组成的联盟，或者可能因为这两件事同时发生，随后这个国家就到达了顶峰。 未来看起来相当可怕；迫在眉睫的危险感开始取代无限发展的可能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势力可能会采取大胆甚至激进的行动，想在为时已晚之前攫取一切。世界政治中最危险的轨迹是国力开始有长期上升，然后是急剧下降的前景。
正如我们在即将出版的书《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中所展示的那样，这种景象比你想象的更为普遍。例如，历史学家Donald Kagan指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几年开始表现得更为好战，因为它担心海军力量平衡出现对它不利的变化，换句话说，因为它到达了相对斯巴达失去影响力的边缘。 我们在近代的案例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
在过去的150年中，登峰大国——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然后遭受严重长期减速的大国——通常不会悄然消失。相反，他们变得鲁莽和咄咄逼人。他们在国内压制异见，并试图通过在国外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来恢复经济发展的趋势。他们向军队投入大量资金，并使用武力以扩大影响力。这种行为通常会引发巨大的权力紧张和争斗。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引发灾难性的战争。
这并不奇怪。快速增长的时代会使一个国家的雄心壮志更加强大，提高了国民的期望，也让竞争对手感到紧张。在持续的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利润不断上升，公民也习惯于富裕的生活。这个国家会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然后，经济陷入停滞的状况。
经济增长放缓使国家领导人更难让公众满意。经济不佳表现削弱了该国针对其对手的竞争力。由于害怕动乱，国家领导人会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拼命地遏制地缘政治上的敌国。扩张似乎是一个解决方案——一种攫取经济资源和市场的方式，让民族主义成为受伤政权的拐杖并击退外国威胁的方式。
许多国家都曾经走上这条道路。 当美国内战后长期的经济繁荣结束时，华盛顿用暴力镇压了国内的罢工和动乱，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蓝海海军，并在1890年代进行交战和帝国扩张。在快速崛起的俄帝国在20世纪初陷入深度衰退后，沙皇政府在国内实施大力镇压的同时也扩大军队，寻求在东亚的殖民利益，并派遣了大约17万士兵占领满洲，这些举动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俄帝国与日本对抗，在20世纪第一次大国之间战争中日本击败了俄罗斯。
一个世纪后，俄罗斯国在类似情况下变得咄咄逼人。面对2008年后的严重经济放缓，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了两个邻国，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欧亚经济集团，想得到资源丰富北极的主权，并将俄罗斯引向了更深的独裁制度。 在1970年代战后经济扩张结束后，民主法国也进行了焦虑性的扩张。它试图重建其在非洲的旧势力范围，在其前殖民地部署了14000名士兵，并在未来20年内进行了十几次军事干预。
所有这些案例都很复杂，但模式是明确的。 如果说快速崛起给了各国采取大胆行动的手法，那么对衰落的恐惧将成为更急迫的扩张的强大动力。 当快速崛起的大国受到敌对国家联盟遏制时，同样的状况也会发生。 事实上，历史上一些最可怕的战争就发生在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他们通往光荣的道路即将被堵住的时候。
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就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例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与英国的竞争通常被认为类似于现在的美中竞争： 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专制挑战者威胁着一个自由霸权国家。但更令人警醒的比较是： 当陷入困境的德国意识到它不能不通过战争而超越对手时，战争就爆发了。
在1871年德国统一后的几十年里，德国飞速发展。它的工厂大量生产钢铁，超越了英国的经济领先地位。柏林建造了欧洲最优秀的陆军和战舰，威胁着英国的海上优势。到了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在欧洲大陆上寻求巨大的影响力范围的欧洲重量级国家——一个中流砥柱或中欧。在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统治下，它也在推行一项旨在保护殖民地和全球权力的“世界政策”。
但在战争的前奏阶段，德国皇帝和他的助手们并不自信。德国的鲁莽行为导致其被敌对势力所包围。伦敦、巴黎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组成了“三重协约”（Triple Entente），以阻止德国的扩张。到1914年，时间不多了。德国在经济上正在向快速增长的俄罗斯失利；伦敦和法国正在通过阻止德国获取石油和铁矿石以寻求经济遏制。柏林的主要盟友奥匈两国因内部种族关系紧张而变得四分五裂。在国内，德国的专制政治体系也陷入了困境。
最不祥的是，军事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法国正在扩充军队；俄罗斯增加了47万人的军队，并缩短了战争动员所需的时间。英国宣布柏林每建造一艘战舰英国就会建造两艘战舰。 当时，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到了1916年-1917年，它将被没有希望地被超越，结果是一种“要么现在做，要么永远不做”的心态，总参谋长Helmuth von Moltke宣称德国应该“在我们还有获胜机会的时候打败敌人”，即便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挑起一场战争”。
这就是1914年6月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奥地利王储后发生的事情。德国皇家政府敦促奥匈帝国打烂塞尔维亚，尽管这意味着与俄罗斯和法国开战。然后它入侵了中立的比利时，这是施列芬两线战争计划（Schlieffen Plan）的关键，尽管有可能激怒英国。Moltke承认：“这场战争将演变成一场英国也将介入的世界大战。”。德国的崛起赋予了它为创造伟大国家而赌博的力量，而德国即将到来的衰落则促使整个世界陷入一场大战。
日本帝国也遵循了类似的轨迹。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一直在稳步崛起。现代经济社会的建立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使东京赢得了两场大战，并在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获取了殖民地特权。 其实日本原不是一个超级好战的掠夺者：在20世纪20年代，它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合作安全框架。
然而，在那十年中，事情开始分崩离析。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904年-1919年间的每年6.1%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的每年1.8%；全球经济大萧条又关闭了日本的海外市场。日本失业率飙升，破产的农民甚至卖掉自己的女儿。 与此同时，在中国，日本的影响正受到苏联和当时中国领导人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挑战。东京的答案是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和在国外进行侵略。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军方发动了一系列的慢动作政变，并利用国家资源进行“全面战争”。 日本开始大规模军事集结，并以军事暴力建立了广泛的势力范围，1931年占领了满洲，1937年入侵中国，并制定了征服亚太地区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和战略岛屿的计划。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结果是给东京的脖子上套上了一个战略绞索。
日本进军中国最终导致了一场与苏联进行的被惩罚的战争。日本对东南亚的设计计划使英国感到震惊。日本争取地区主导地位的努力也使其成为美国的敌人--日本几乎所有的石油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而美国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日本。日本选择和势不可挡的国家联盟为敌人。然后，日本承担了一切风险，而没有接受羞辱和衰落的命运。
促发战争的原因也是机会之窗的关闭。到1941年，美国正在建设一支无与伦比的军队。7月，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对日实施石油禁运，威胁日本以阻止它的扩张。但由于日本早期的重新武装，日本在太平洋地区仍然拥有暂时的军事优势。因此，它利用这一优势，闪电般地攻占了荷兰东印度群岛、菲律宾以及从新加坡到威克岛的其他属地，并轰炸了珍珠港的美国舰队，从而奠定了自己最后毁灭的命运。
当时日本东条英机将军（Hideki Tojo）承认，日本的胜利前景黯淡，但别无选择，只能“闭上眼睛跳下来”。 一个修正主义的日本看到时间不多时变得最为暴力。
这是美国应该担心今天中国的真正陷阱--一个有抱负的超级大国达到顶峰，然后拒绝承担下降的痛苦后果的陷阱。
中国的崛起并非海市蜃楼：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给予北京全球实力的经济力量。中国对关键技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重大投资在争夺地缘经济影响力的斗争中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中国正在利用多个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让其他国家进入其轨道。 最令人震惊的是，多个智囊团评估和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显示，中国日益强大的军队现在很有机会在西太平洋地区赢得与美国的战争。
不足为奇的事实是，中国也开发了一个超级大国的雄心。 习多多少少地宣称了北京要对台湾、南海和其他有争议的地区行使主权，成为亚洲最卓越的大国，并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然而，如果中国的地缘政治机会之窗是真的，那么它的未来已经开始变得相当严峻，因为它正在迅速失去推动其快速增长的优势。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在粮食、水和能源资源方面几乎实现了自给自足。它享有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红利，每65岁或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10名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在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平均每名老年人有5位工作年龄的成年人。）中国有一个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很容易得到外国市场和技术，但所有这些都以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为基础的。 中国政府巧妙地利用了这些优势，实施了经济改革开放，同时也将政权从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时期的全面极权主义转变为其继任者时期的更明智但仍具有深层压制性的极权主义形式。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初，中国拥有了社会繁荣所需的各种天赋、环境、人才和政策。
然而，自2000年代末以来，中国崛起的那些驱动因素要么是停滞不前，要么完全被扭转。 例如，中国正在耗尽资源：水已经变得稀缺，破坏了自己的自然资源，该国进口的能源和粮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因此，经济增长的成本越来越高：根据星展银行（DBS Bank）的数据，如今产生一个单位的增长所需的投入是21世纪初的三倍。
中国也在接近人口悬崖：从2020年到2050年，中国将失去2亿劳动适龄的成年人——相当于尼日利亚的人口规模，并将增加2亿老年人。财政和经济后果将是毁灭性的：目前的预测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将占GDP的比例会增加两倍，从10%增加到30%，以防止数百万老年人死于贫困和忽视。
更糟糕的事实是，中国正在放弃促进快速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在习的统治下，北京已经回到极权主义。习已任命自己为“一切的主席”，摧毁了任何集体统治的外表，坚持“习近平思想”（日益僵化政权的思想内核）。他还以牺牲经济繁荣为代价无情地追求权力集中的目的。
国有僵尸企业正在得到支持，而私营企业则缺乏资本。客观经济的分析正在被政府宣传所取代。在意识形态一致性僵化的环境中，创新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习近平残酷的反腐运动遏制了创业精神，一系列由政治驱动的法规从中国领先科技公司中抹去了1兆多美元的市值。 习并没有仅仅阻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他已经把它推向了反方向。
这些趋势所造成的经济损害正在开始累积，并加剧了随着快速增长的经济成熟就会发生的经济减速。 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中国官方增长率从2007年的14%下降到2019年的6%，而更加严格的研究显示，中国真实增长率现在仅仅接近2%。更糟糕的是，大部分增长来自政府刺激支出。根据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2008年至201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平均每年下降1.3%，这意味着中国每年都在加大支出，减少生产。这又导致了严重的债务问题： 2008至2019年间中国的总债务激增了八倍，在COVID-19之前超过了GDP的300%。历史上任何一个接近中国当前积累债务速度或减少生产力的国家，随后都至少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长接近零的“失去的十年”。
此外，所有这些都是在中国面临日益敌对的外部环境时发生的。COVID-19、持续的侵犯人权行为和侵略性政策的结合导致外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了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以来的最高水平。 自2008年以来，担心中国竞争的国家已经对其商品设置了数千个新的贸易壁垒。 十多个国家退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而美国发起了全球反对主要的中国科技公司（尤其是华为）的运动。 多个大洲的富裕民主国家对北京的数字影响力树立了障碍。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习政权越来越面临着一种战略上的包围，很类似一度导致二战前德国和日本领导人绝望的状况。
美国政府的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五年中，两届美国总统的政府都承诺美国奉行“竞争”政策——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新遏制政策。美国的国防战略现在正集中于击败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侵略行为；华盛顿正在利用一系列贸易和技术制裁来遏制北京的影响力，限制其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官警告说： “一旦美帝将你视为他们的‘敌人’，你就有大麻烦了。”。事实上，美国还致力于组织更大的全球抵制中国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来自北京的威胁作出反应，这场运动开始显示出成效。
在亚洲海洋地区，对中国力量的抵制正在加剧。台湾正在增加军费开支，并计划将自己变成西太平洋的战略豪猪。日本正在进行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并同意在中国袭击台湾时支持美国。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特别是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正在加强其空军、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以抗衡中国的扩张立场。
其他国家也在抵制北京的自信。澳大利亚正在扩大北方基地以容纳美军船只和飞机，并建造远程常规导弹和核动力攻击潜艇。印度在中印边境集结兵力，同时派遣军舰穿越南中国海。欧盟已将北京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欧洲三大强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已向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派遣海军特遣部队。 各种多边反对中国的倡议——四方安全对话（Quad）；供应链联盟；华盛顿、伦敦和堪培拉的新奥库斯联盟（AUKUS）等也在进行中。中国鹰派知名学者阎学通在7月份承认，美国的“多边俱乐部战略”正在“孤立中国”，损害中国的发展。
毫无疑问，反对中国的合作仍不完善。但总体趋势是明确的：一系列参与者正逐渐联手遏制北京的权力，并将其置于战略框架内。换句话说，中国不是一个可以永远崛起的国家。它已经是一个强大、雄心勃勃、深陷困境的大国，其机会之窗不会打开太久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对华盛顿来说都是好消息：一个经济正在放缓并面临日益增长的全球阻力的中国将发现，只要美国不分裂自己或放弃游戏，就很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力量。 然而，在其他方面，这个消息更令人担忧。历史在警告，世界应该期待一个巅峰时期的中国在未来十年更加大胆，甚至是不稳定地发起行动，在其幸运消退之前，冲刺寻求已久的战略目标。
这看起来像什么？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做出有根据的猜测。
北京已经在加倍努力，通过主导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5G电信等关键技术，并利用由此产生的杠杆让各国顺从其意愿，建立21世纪的经济影响力圈。它还将竞相完善“数字威权主义”，以保护中共在国内不安全的统治，同时通过向世界各地的专制盟友国输出这种模式来巩固北京的外交地位。
军事方面，在确保中亚和西南亚、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漫长而脆弱的供应线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安全方面，中共很可能变得越来越强硬，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些鹰派早就渴望承担的角色。针对日本、菲律宾和其他阻碍其南海和东海主权主张的国家，北京也可以变得更加自信和咄咄逼人。
最令人不安的是，在未来十年里，在华盛顿和台北能够完成军事重组以提供更强大的台湾防御之前，中国将极有可能使用武力去解决台湾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台湾海峡加强军事演习的强度。习一再宣布，北京不能永远等待“叛省”重返怀抱。 当军事平衡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暂时进一步向中国有利的方向靠拢，而五角大楼被迫退役陈旧老化的船只和飞机，中国夺取台湾、让华盛顿蒙受耻辱性失败的机会可能是再好不过了。
明确的说，中国可能不会像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那样在亚洲进行全面的军事侵略。但当它试图在能力尚存之际锁定成果时，它将更愿意冒险并承受更大的紧张局势。请看现在中国巅峰时期的地缘政治学：一个已有能力对现有秩序进行暴力挑战的国家，一个可能会跑得更快、推得更猛的国家，但它已经失去了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信心。
那么，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与中国打交道将面临不是一项任务，而是两项任务。它将不得不为了长期竞争而继续动员，同时迅速采取行动遏制侵略，挫败北京可能采取的一些更具侵略性的短期举措。换句话说，系好安全带吧。美国一直在奋起应对崛起中的中国。它即将发现一个衰落的中国可能更加危险。
(这是我的原始翻译。
原文英语作者： Hal Brands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他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和彭博社观点专栏作家。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是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Jeane Kirkpatrick访问学者，也是《无可匹敌：为什么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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