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农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每个学期我们都有一个月的时间，走出教室，走进社会，或去农村学农、或去工厂学工。当时觉得新鲜、好玩，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在某些层面上还挺有意义。
那次学农有些事记不清了，有些事我却至今记忆犹新。
是六月份，三夏期间，特别热的时候。所谓“三夏”，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不那么知道这是什么，三夏说的是“夏”字开头的三件农事：夏收、夏种、夏管，是农村一年中的第一个“大忙”。学校选择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城里孩子去学农，无疑是要磨炼我们的小身板，是要去去我们身上的“骄娇二气”。其实和现在的孩子比比，那时的孩子何来的“骄娇二气”。
记得那次我们是自己背着背包，从学校出发，排着队走着去农村生产队的。现在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走着去？！还背背包？！我没写错，你也没看错。其时，背着背包（把被褥叠好，用行李绳按三横压两竖的打法，不光把行李捆得个结结实实，还得能把行李像背双肩背那样背在背上）像战士那样行军走路、野营拉练，是我们小学生的家常便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也是我们人人都牢记在心的领袖教诲。再说，那时哪会有车给学校用啊，所以，去任何地方我们都是甩开两腿走着去的。拉练的次数多了，走路的本领也有了。这次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又一村”，在地图上量一量，大概的距离是两公里多。哈哈，仅两公里多，小意思。那时候的北京海淀区西部，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郊区农村。我们一路唱着歌就走进了村子。
现在，“又一村”的名字还在，只是这里早已不是什么农村啦，我在网上查了查，这里是一片居民小区，网上关于此地的信息，除了房产交易，还是房产交易，与我心中昔日的又一村相比，已是物非人非矣！
先说说生活。我们全体女生住在一间看似仓库的大屋子里，沿墙根铺了许多干稻草，我们把自带的塑料布铺在草上，这就成了“床”，当时是夏天，二十多个女生在一间屋子里，屋子再大也热得要死，而且，苍蝇、蚊子、各种小虫子特别多，有同学一觉醒来，都能在“床”上发现被自己的身体压死的苍蝇。屋外有个自来水管，大家洗漱、喝水全靠它，每天早晚的洗漱时间，大家要拿着脸盆排着队，一个挨一个地接水用。水很凉，生理期的女生也只能用这样的凉水洗脸、洗脚。那时才十二、三岁的女孩们，对此是又害怕又无奈，干一天的活儿了，浑身让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咸汗都粘透了，不洗肯定会馊臭的，我记得有个女同学带着哭腔地说，“倒霉”了还得用凉水洗，回头再把我“激”着，要是得了病可怎么办呀？！这确实是个事儿，可当时，从老师到生产队长到队书记，没人把这当回事。相比这个把人的事而言，更困难的事是所有人每天要做几次的事：上厕所。尽管六七十年代，全国的厕所文化都处在没什么文化的水平，但城里人毕竟有“正式”的厕所可用，而我们的又一村呢，两块木板架在茅坑上，周围用秫秸秆围一圈，那就是厕所，秫秸杆并不高，站起来的时候，你尽可以放眼四方。白天大家还能憋住呼吸、匆匆行事，晚上，我们大仓库外面，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根本就不敢上厕所，谁有情况了，吆喝上仨俩同学，打着灯光微弱的小手电筒，结伴到外面的大自然里，放肆一下而已。“出口”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地解决，“进口” 的问题同样也是这么简单粗暴地解决，吃的主食，主要是棒子面，蒸窝头、贴饼子、熬棒子面粥，米饭不多见，馒头更少得可怜。有一次一个同学在他的熬白菜里发现了一只苍蝇，大家都起哄说他得着便宜吃着肉了。
再说说学习。文化课就没有了，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学习红宝书，二是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我记得有一次听老贫农讲课，可能是为了避免大太阳直晒吧，讲课是在大地窖里进行，地窖里又闷又热又臭，我听了没几句话就开始犯困，起初我还掐一下大腿，抠点儿清凉油摸在太阳穴上，后来这些办法都不管用了，直到我睡着后一头磕到旁边同学的肩上，才惊吓着彻底醒过来了。实在是太煎熬了。
最后说说学农的重点：学干农活。一个大活儿是夏收：收割水稻。
想想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大米来自超市，我还是为我们少年时在田里收割过稻子而感到骄傲。水稻田在水稻成熟的时候就不再灌水了，成熟的稻子比我们矮不了多少，第一次站在稻田里，面对一大片被风吹得摇曳的水稻，心里蛮震撼的，想着眼下还站立在田里的水稻，经过我们的手以后，用不了多久就成了稻粒、成了大米，忽然觉得自己长高了、长大了。收割前先由一个老农给我们做示范，然后，我们就人手一把镰刀，在大田里“一”字排开，齐头向前开镰而去。
我特别肯定我自己的一点，是我从不觉得干活是苦差事，我干活也从不惜力，就像我打球、投掷、跳山羊、爬杆从不惜力一样，凡动手动脚的事，我基本都喜欢，也都还能做得比较好，属于心灵手巧的那一类，割稻子我也做得很努力。 学着老农的样子，我弯腰用左胳膊拢住面前的一大把水稻，右手挥舞起镰刀，向水稻根部离地四、五公分的位置割去……镰刀锋利、稻茎润脆，一刀割过来，又闷又脆的、无字可形容、却十分悦耳的声音就从刀下传出来，当时就觉得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呀！因为喜欢这声音，就快快制造这声音，听着、干着，很快就到了田头。时隔几十年了，想起这一段往事，那声音还在耳边清晰地响着……
水稻割完后，我们紧接着就把水稻一捆儿一捆儿的捆好，再背起水稻捆儿，走去打谷场，有农民在那儿给刚割来的水稻脱粒。我记得水稻背在背上，比我们都高出一头来。
除收割水稻外，另一个大活儿是夏种：我们具体干的是给刚出土的冬瓜苗间苗。
在又一村生活、劳动了一段时间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异常地饥饿，看见什么就想吃什么。那天上午刚摘完西红柿，很多同学连把西红柿在衣服上蹭一下都不蹭，直接就把西红柿送进嘴里吃了，有人一连吃四五个，等中午吃完饭午休的时候，好几个同学都开始闹肚子拉稀了。我没吃西红柿，所以没拉肚子，但是那天我也感到不太舒服，也说不出哪里不舒服，等午休过后，老师让那几个拉肚子的同学歇工，我本想向老师请假来着，一看少了好几个劳动力，我就没好意思请假，咬着牙继续出工了。
那天下午是阴天，闷热潮湿，我们去劳动的同学蹲在地里，就像蹲在蒸笼里一样。当天的农活儿是间苗，一片地里密密麻麻地长着许多小小的冬瓜苗，我们要把长得密密麻麻的冬瓜苗运到大田里，再按照一定距离，把苗一棵一棵栽在田里。我蹲着干活儿，干了一阵儿，觉得更难受了，刚跟旁边的同学说了句“我觉得特别难受”，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了。旁边的同学赶忙站起来叫老师，老师过来一看也吓一跳，她立刻招呼另一个年轻的男老师，让他到“宿舍”去推自行车来。等终于老师们用自行车把我从田里推回“宿舍”，我已浑身无力、天旋地转了。躺在地铺上，老师给我量了体温，她看了半天的体温计，最后不敢相信地告诉我，你发高烧了，40.8 度。两个老师二话没说，又把我放到自行车上，推着我去了方圆最近的解放军第四六六医院，经诊断，我是重度扁桃体发炎，需住院治疗。
住了三天院，烧退了，医生要求我妈立刻带我到地方医院去，把扁桃体割掉，否则，极易引起心肌炎。
我确实有扁桃体容易发炎的毛病，经常发烧，但从没发过这么高的烧，可能与高温下干体力活过于劳累有关。我妈谨从医嘱，接我回家后，立刻带我去复兴医院，把扁桃体割了。
一个星期后，我康复出院，学农劳动还有一个星期才结束呢，于是我又返回了又一村，老师这回安排我在厨房，给一个妇女帮厨，我头一回看到用铁锹炒菜，也亲眼目睹了苍蝇是如何被热蒸汽烫死掉落锅中。和帮厨比起来，我还是更喜欢在大田里干活儿，干过多少活儿，就能长多少见识，会多少本事。
现在，我能在自家后院种点儿韭菜、种点西红柿，当得力于小时候在农村学过农。当然，除了农活儿外，我们坚强了意志，敢于吃苦，这也有那时学农的一份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