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丰县事件第四次通报之后的舆论局面。虽然第四份通报延续了简陋的行文风格，但它所节略的部分——也就是缺乏基本事实的描述——激活了两股舆论，它们在提供小花梅的故事版本，形成公众印象上，开始了公开的激烈竞争。
第四份通报确认了1“杨某侠”就是“小花梅”，2董志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妇女罪，3对“杨某侠”子女及家庭的政府关爱。即使认定是“小花梅”，公文依旧使用“杨某侠”来指代，这是通报别扭的地方，因为它似乎承认了“小花梅”的丰县身份。
从罪名可以看出，第四份通报暗指“小花梅”经受了被拐卖犯罪，但董志民没有参与拐卖，如此区分了她在东海县与丰县的遭遇。就这一基本点来说，四份通报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从第一份通报“不存在拐卖”到第四份的罪名初定，丰县徐州“守住”了。
很多分析并列了四份通报，以彰显它们的自相矛盾。但这只是舆论的总体看法，实际上你要仔细去斟酌，是能够看到徐州市县两级所坚持的定性——似乎也能就此推测，丰县徐州官方所知道的信息远大于通报的，这种知道多而公开少的口径，原因何在？
整体观感是第四份通报的定稿，跟前三份一样，很像是一个经过大力删节的公文版本。它是一个草履虫式告知公告，拒绝提供基本的事实描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故事稀缺导致了舆论热望，进一步地催生了民间行动，从而开启了舆论的新篇章。
在第四份通报公布后，几乎前脚后脚的时间，前媒体人、职业编剧李亚玲提供了从“个人渠道”得知的信息，描述了一种通报里故意省略、民众又急于求知的故事版本，描述了“小花梅”从云南被带到江苏，然后在东海县”走失“、丰县“被捡”的遭遇。
从公布“个人渠道”信息至今，李亚玲一直置身于保卫这些信息可靠性的争论当中，因为她发文的时机、先人一步灌输给舆论场的故事梗概及其动机受到广泛质疑。面对质疑袭击，李亚玲需要不断为“信息来源”背书，其转发与后续发文证明她越陷越深。
李亚玲被怀疑承担了舆论引导的角色。虽然不能也不必恶猜她的动机，但从舆论效果上看，李对“小花梅”基本经历的描述，恰好与第四份通报互为补充，巩固了官方的立场。另外，李亚玲的私人探知确实覆盖了通报短缺的、官方也不便明说的内容。
考虑到体制内纪律约束的程度，并结合地方展示的掌控力度，可以推测：除非是主动向特定人士喂料，否则“个人渠道”向外泄露调查信息及进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这种选择性“喂料”，以及李亚玲的“无损”发布，在事实上否定了李亚玲的独立性。
之所以说选择性“喂料”，是因为它们有转移焦点之嫌。如：“小花梅”婚姻资料中“失而复得”的籍贯信息是怎么回事？有哪些人、在什么状况下为“小花梅”建立了一套全新身份？“走失”与“捡拾”之间的时空怎样圆场？用拍抖音博噱头来解释被锁铁链，可以抵消公权职责吗？
徐州市县两极为何如此在乎“不/存在拐卖”的定性？从几份公告不难推测的原因或是，在赋予“小花梅”全新身份上，有人害怕问责及问责的扩大，尤其害怕它成为触发政法机关整顿风暴的按钮。这一忌惮或扭曲“小花梅”事件的官方描述，这是种合理担心。
第四次通报及一些舆论引导的常规做法，尽管赋予了“小花梅”的身世故事，却未能平息对事件本身、通报内容、信息发布、处理方式等诸方面的质疑。李亚玲版本出现后，官方既不肯定也不否认，让李成为最新的质疑焦点，反而强化了持质疑立场的民众团结。
第四份通报显而易见的另一个效果，是将丰县事件的舆论波及云南，在丰县董集村之外，“小花梅”的少民老家福贡县亚古村成为另一个“事件现场”。显然，这个数千公里之外的“现场”超出了丰县的控制范围，鞭长莫及之处，酝酿出新的舆情风暴。
云南信息报曾是南方都市报南下办报的合作方，其在地退役记者“接过”第四份通报交出的线索，赴亚古村走访。形成几个成果，一是确认了“小花梅”确有其人，二是在村民、亲属指认“小花梅”上提供了与第四份通报不完全一致的看法，三是佐证江苏警方确实在当地调查。
在云南信息报记者公布行动成果之前，“偶尔治愈”公众号主要围绕精神救治的机制，刊发了一个长篇，其事实核查范围没有前者多，但也确认了“小花梅”的存在，更从人证那里记录了一个她精神或有问题的生活细节（拆棉被连同棉花一起洗）。
尽管作者也曾是前媒体记者，但“偶尔治愈”这篇公号文，被不恰当地认为是丰县事件的“第一篇深度调查报道”。这种说法调低了对调查报道的要求，还乐观地估计了现有的信息环境。但它对“小花梅”去到江苏前精神症状的记录，实际上印证了通报精神。
云信前记者随后公开的走访经过，在调查方法上区别于“偶尔治愈”公号文，在细节上一度与后者有出入，以致于引来作者发朋友圈声明以正视听。但不管他们在文本上如何有差别，都将来自云南现场的信息做大做强，与李亚玲微博竞争关注焦点。
可以料想的是，在两大新闻现场——徐州董集村、福贡县亚古村——之后，保山可能会成为第三个新闻现场，因为这里住着“小花梅”前夫及其家族，可以提供她出嫁后精神状态的早期信息。有可能的话，保山是最后一个能提供新闻的地方，然后就将进入观点的终局之战。
无论是李亚玲对“个人渠道”的传达、偶尔治愈的公号文还是云信前记者走访记录，都属于前媒体人对舆论事件的参与方式。如何评价这种现象？简言之，媒体人的身份为他们所说的话加持，可他们参与的成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务作品，最多是兼听则明可矣。
丰县事件肇始于26年前，延续至今，以控诉基调进入舆论场只有月余，在舆情波及的各个方面，都证实了进步主义的衰微。贫困议题、农村议题、女性议题、拐卖犯罪在具体案例上纠缠不清，主动或被动卷入舆论风暴的人，困于历史，却要在现实中给出答案。
包括人们准确识别出第四次通报评论区的网评员，这种传统的控评模式仍在使用，更增强了丰县事件的“历史感”。当公益者声称要另辟蹊径，以区别于所谓的公众情绪，却发现最后要求助的仍然是XX内健康力量，这就让标新立异沦为自以为义的自我赋能。
丰县事件及其舆情，促使人们重温一段未完的历史，同时还要从官方取态中对标自身的境遇。“义愤”在这里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当它试图砥砺问责的锋芒时，是值得肯定的。理中客在这件事上试图消解“义愤”，可说实在的：义愤妨碍什么了吗？
在这件事上，追问基本事实与讨论相关问题并行不悖。实际上，即使有后者对舆论的发动，事实披露仍是“挤牙膏”的状态。考虑到信息不对称的实情，若义愤指向“作为人的更好的生存处境”，那它远比所谓理性推动的东西多，无需为它赋予更多的“视角”。
前媒体记者毅然决然重操旧业，或浅或深地介入此事的信息流，有价值，可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因为缺乏一个行业的整体支持，他们能提供的不是什么“调查报道”，也不是别样的“权威”，无非是提供一种需要大力甄别的“读物”，然后被疯狂的抗争所用。
既然对第四次通报的社会讨论，已然产生了需要第五份通报的普遍需求，那这份预测已在官方计划中的文件，仍需要提供最基本的事实，解决最基本的质疑，以弥补最基础的公信力损毁。假如沉迷于打舆论战，也意味着再也不能摆脱舆论的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