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昆明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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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汪曾祺到了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直到1946年才离开这座春城。关于那一段的生活，他晚年写了很多短文，都传神得很，乃至成了人们研究联大重要的感性资料。也由于他的神来之笔，昆明时代许多泯灭的故事悠然地走来，仿佛一幅幅写意的画面，贫瘠时代的一切竟有了趣味流溢。
我读他写下的那些文章，觉得年轻时代的他不是一个好的学生，起码是个不合格的学生。也因了战乱与动荡，学校显得松散，得以自由地读书。他入的是中文系，那里好的老师多多，对大家要求也并不严格，随随便便。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中文系的系主任是罗常培，教师有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沈从文、许维遹、余冠英、陈梦家等。他们多是清华来的老师，治学颇为严谨。学生们大概可以选修别的课程，像哲学系的金岳霖的课，汪曾祺就喜欢。外语系的名家很多，钱鍾书、吴宓都在，他旁听过吴宓的课，没有太大兴趣，就远离而去了。沈从文那时在中文系讲写作，这是汪曾祺最喜欢上的一门课。闻一多的也不错，给他很深的印象。但对他最好的是沈从文。沈从文开设的课程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选他的这三门课，一是老师好；二是自在，没有压力；三呢，可以写点文章，自己的梦想就是做一名作家。而那时在他心目中的楷模，自然是沈从文无疑。
新学生渴望写作，在感性的世界里打转转。对于学问有点敬而远之。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学问很大，那些学问显得吓人。这类老师汪曾祺有点不敢接近。有的老师的课又出奇的浅，他觉得不解渴，就不再去听了。联大的治学精神，他得到的不多，对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那些本领，也有隔膜的地方。这对他未尝不是好事。中国文学系培养不了作家，和感性的写作训练太少有关。他在那时候没有被枯燥的知识训练俘虏过，是那代人的幸运。现在的大学，就不易遇到类似的环境了。
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记事可以看到，南迁昆明的时候，教师的科研依然有古风。和胡适时期的治学理念相似。1939年到1945年油印的论文很多，其表如下：
《唐代俗讲考》（向达）
《言意之辨》（汤用彤）
《贡山俅语初探》（罗常培）
《唐代行用的一种韵书目次》（魏建功）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王命传考》（唐兰）
《隋书西域传缘夷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宋故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彭忠烈公事辑》（张正烺）
《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说》（朱自清）
上述名单只是其间一部分，中文系的学风也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对一些青年学子来说，那些东西还过于古奥，不易进入。他们知道这些文章的重要，受到老师身上的旧学的熏陶是自然的。
学科的内容是丰富的，但青年人在此的压力并不大，学风严谨而空气自由，对大家都是开心的事。《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汪曾祺介绍母校的一篇有趣的文章，能够让我们这些后人嗅到当年的气息，其中有云：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地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地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汪曾祺全集》四卷358页）
较之于老北大的氛围，这里多了一种现实感。许多老师在西南开始进行田野调查，采集民族学与语言学的标本。比如罗常培就三次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调查，丰富了学术生活。沈从文还邀请诸多作家来校讲演，推荐学生的文章到刊物上，和社会互动的地方很多。这个风气对学生不能不产生影响。
昆明是个好地方。草木、街市、茶舍、书店、衣食、岁时等，都不同于内地。那里地处高原，少数民族多，城里的味道是特别的。对于有诗人气的人来说，都有可感可怀的内容。那时候是战时，空气里流着火药味。大学也是匆忙组建的。没有像样的校园，那么天地间就算即食之所，有什么比这还要快乐呢？他常去的图书馆，在他眼里是神秘又可亲的，曾说那是他一生中去过最多的图书馆。连上课也是随便的。除了朱自清过于严格外，其他的老师上课，都很轻松，似乎也喜欢了悠闲的氛围，自在地讲着天南地北的事情。比如金岳霖的课，就很有意思。他回忆说：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做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汪曾祺全集》四卷143—144页）
在好几篇文章里，汪曾祺都写到了金岳霖，实在是因为他的渊博与可爱，外加其古怪的一生。在师生之间，一向平等，乃老北大的传统。加之学院里的老师多有古风，环境是美的。那简直不是智力训练，而是精神的漫游与行走。他所遇所感的生活，成了晚年写不完的题材。
学校的读书，有点传奇色彩。因为是战时，一切都有点不太正规。一是大家有时住在百姓家里，二是总要跑警报，三是把许多时间放到泡茶馆里。比如跑警报，紧张而多故事。有的因为害怕而远远逃离校舍，有的在放松地谈着恋爱。还有的毫不在乎，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安然做事，泰然自若。
世上大概没有这样的大学。紧张里的愉快与苦楚，在那时候诗一般地写着青春的奇迹。国难当中，学业要继续，自然要克服种种困难。而在他们这些青年眼里，死神面前也有诗意的存在，忧戚里沉思似乎是少的。战时的生活给汪曾祺带来的是轻松的感受，他从没有去写血淋淋的场景，也许没有注意，也许根本就没有去想，联大的特别生活，也使善于读人的他，学到了书本里没有的东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南联大有静的一面，也有动的一面。中国文化幽深的与现实的价值都在校园里有所展示。你可以选择为学术而学术的路，许多扇门在等待开启。也可以不忘情于社会，成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汪曾祺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学问的深，那是无边的海，怎么能一望到边呢？另一面是，相信了自己写作的潜能，也会创作出新奇的小说，那也其乐融融吧。
昆明乃一个神奇之地，许多人在此呼吸到了自由和爱意。晚年的时候，汪曾祺一再写昆明的记忆，几乎篇篇都好，那是对她的感激之情。我们在那些文字间除了看到他的快意的一面，也有青春期的惆怅，比如《昆明的雨》：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汪曾祺全集》三卷376—379页）
酒馆、友人、不绝的雨，还有微末的忧愁，这些是古代诗文里才有的心影。一个人在大学时代有这样的境遇，内心布满古典的记忆也不足为奇的。西南联大是现代的，也是乡土的。后者的氛围，对青年时期的汪曾祺而言，是诗意的底色。我们有时也能够在其文字里，读到一种昆明微雨的清爽、明快和温润之气，想起来不禁幽思暗来。
2
1938年沈从文在昆明
汪曾祺与沈从文
沈从文出现在他的视野的时候，年轻的汪曾祺有着异常兴奋的感情。许多年后，他写了多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描绘入学时的心情。中文系有许多知名的教授，惟独沈从文，对他最有帮助。这个作家在大学的出现，真有点意外的效果。青年的学子喜欢感性的作家教师，因为没有枯燥的学理的障碍。也由于沈从文学识的有限，不能把学生引向更深的层面，一些教授并不看好他，甚至很有微词。不过在开明的校园，都算不了什么，汪曾祺不是不知道这些的。
民国的教育不定于一尊，许多方面满足了学生的需要。学者们不太关注创作，而青年人却对创作有着神秘感和好奇心。在没有到联大读书前，汪曾祺就喜欢上了沈从文。他自己坦言，投考联大，和沈从文隐隐约约有点关系。所谓慕名而去者正是，《自报家门》说：
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
……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汪曾祺全集》四卷286—287页）
西南联大内的石柱
那时沈从文正在盛年，是创作正佳的时期。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望了。在西南联大，他是个特殊的教员，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专著。要不是小说闻名于世，是难于有人看上他的。沈从文虽自称乡下人，可是审美的偏好和欧美留学的作家很是接近。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巴金都喜欢他。一个自学出身的人在大学里任教，在那时候为数不多，吸收他到学校来任教，说明了校方的眼光。而这，在后来的中国大学师资队伍里，是很少见过的现象。
沈从文的课很单一，不是学问家的那一套。但细心听下去还是很有意思的。汪曾祺后来回顾说，沈的课程没有系统，随意讲些创作经验一类的东西。这些非学院派的因素让他感到新奇，有些东西正符合自己的情感状态。一些谈天式的讲授还启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不过沈从文日常的那些状态更让他着迷。因为在文坛很有名气，就和各种作家有交往，同学们也跟着沾着仙气。这是一个纯情的人，没有教授腔与文艺腔的人，而且他的驳杂，多趣，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的情感方式，是打动了汪曾祺的。
沈从文是念着社会这本大书长大的。他的写作没有受到士大夫的那些东西的深扰，一切仿佛来自于天籁。他的心性太温和，没有强烈的精神冲撞。家乡的水的清纯沐浴了他，以致文字也是清纯的。中国唯美派的理论家在思想上意识到这样纯情的文化的意义，可是他们很少遇到类似的文本。当沈从文天外来客般地出现在文坛上的时候，理论家们找到了精神的对应体。他便成了纯文学的象征符号。新月派及胡适周围的人都挺喜欢他，那些留过洋的美学家，对他的文本颇加赞扬，原因是有着儒雅的美丽和平淡的气象，和现代的静穆的审美精神相符。加之文字的清秀洗练，很快在知识界获得了认可。
在沈从文的身上，一种“美丽的愁人”的氛围，一直挥之不去，其小说与散文，都是这样。到了都市后，回忆那些生活，自己有种复杂的感受。他不忍去再现那些丑陋的场景，要留住的是纯情的瞬间。即使像《边城》这样的作品，也有淡淡的感伤。
沈从文的小说弥漫着水气和草木的清香。协调、自然、有趣，是他作品的一个特点。而且对家乡的风貌的描摹，很有韵味。他的好处是没有中士大夫语言的毒，既不是道德主义者，也非西洋文学理念的俘虏。其作品是对人性的本然的描述，剔去了种种伦理的话题，从自然状态里找诗意的存在。《边城》是没有杂色的乡俗图，《潇潇》乃山野的笛声，《丈夫》是民间的野调，都美丽得很。他写青年男女的爱欲，看不到五四知识青年的感伤的、自恋的因素，倒像天地间的水气，自然蒸腾着，生命在和谐间自如地运行着。这是一种现实的再现呢，还是一种神往？在左派作家那里，没有这些，在右派文人那里也殊少此风，我们在此读出的是陶渊明般隐逸的清寂和齐白石式的空。在观念俘虏着艺术的时候，这个远离各种观念的纯然的作家，把生命感从世间的囚牢里解放到原始的山林间了。
汪曾祺看到老师当年的作品，第一个印象就是亲切，唤起了早年的记忆，和一种类似倾诉的欲望。也许是什么暗暗撩拨了脆弱的心，从中有所发现也未可知。沈从文的文字，是青年汪曾祺内心的神异的火，在那样的年月温暖着自己的心。和那些正襟危坐的大学教授比，他和自己的生命更为接近，他的内心何尝没有“美丽是愁人的”感叹？
西南联大校舍
在几个方面沈从文影响了汪曾祺。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的谣俗是一个因素。沈从文在乱世觅到一块精神的绿洲，虽然逃逸苦楚，但在故土上寻到的未被污染的世界，其实是对现实的对照，那里未尝不是一种挣脱和抗争。中国不乏怨怼的文字，而美丽纯情的所在是多么重要。沈从文写乡间的礼俗、情调十分耐心，他把自然与人心里最好的部分呈现给人们，并非是隐逸的陶醉，也有深切的提醒。汪曾祺后来在作品里延续了这些，两人可以说在路径上是一致的。对比《边城》与《受戒》，好像是流着相似的思想与趣味，在审美的角度，是有师承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沈从文那些乡间故事，没有政党文化的痕迹，可是却含着人生的本源。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却远离阶级的概念，也显示了他的特点。桃花源与乌托邦的故事，是苦难王国之外的存在，弱小与无力感自然是有的。可是在那个时代，连这些也没有了也是悲哀的。不错，世间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残酷得很。但他厌恶流血，一切死亡都是忧伤的，所有的杀戮都与人性相悖。汪曾祺后来一直生活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时代，他懂得，直面人间固然不错，而在灰暗里点缀着美丽与隐逸的情思，让人知道再昏暗的年代还有人沉浸在纯粹的审美的静观，也是好的吧？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那是对内心的感受的忠诚。他们都不去涉猎没有明白和无法知晓的现实，对记忆的记录是自然的，绝没有生硬地解释世界。因为自己不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也没有伟大的思想要流布世间，所以甘于渺小，只去写自己知道和喜欢的东西。本乎心性，源于灵魂，按美的体验来表达自我，如此而已。后来中国的文艺是要求齐一的，不准有多样的存在，小情调更是有问题的。可是在小的世界里亦有大的境界，那里奔放着爱意的激情。在激烈与悲慨的文字四溢的时候，我们偶与这些神异安静的作品相逢，好像得到了歇息。自然，其间不乏逃逸的脆弱，躲避血色的简单也是有的。躲避未尝不是一种美，只要心没有黑暗染过和颓废过，也是好的吧？在四面杀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明亮的宁静，那也真的是难得的。在沙漠般的地方，见到了一点点绿色，难道不是一种惬意?中国固然需要宏大的叙事，需要超人的伟岸之神，也需要温润的爱意。在残酷的岁月保持一点安宁的美，也非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沈从文做到了此点，汪曾祺后来也做到了此点，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文学的传统。
西南联大中文系合影
3
联大有一些老师是诗人，穆旦、卞之琳都很有名气。直接在中文系授课的老师，算作诗人的也有几位。朱自清、闻一多在当时算是老资格的诗人了。大学生活比他想的要有趣得多。虽然是联大，条件亦差，而一些旧事却使之念念不忘。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也许会一辈子在他的影子里。有的可能作为精神的前导，有的在趣味与学识上暗示着自己。西南联大的几年生活，汪氏感到可记忆的东西颇丰，沈从文大概属于前者，闻一多或许属于后者吧。像闻一多这样的人，在学识上影响了他什么都很难说，但作为一个有趣的人，总可以言之再三的。汪曾祺在《闻一多先生上课》一文中写道：
闻一多
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一多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汪曾祺全集》六卷299页）
在西南联大的教师里，闻先生的色调很是特别。他本来是学习美术的，后来以诗名世，又对楚辞与中国神话多有研究。最初的时候，他的唯美主义倾向很重。他当年与梁实秋讨论艺术问题，都认可超功利的文学与绘画，对新出的作品是警惕的时候多。他的美学理念是古典的，那些肃穆、劲健的古诗文，才对他有深的趣味。从他写过的一篇文章能够看出他自己的偏好，那文章的题目是《电影是艺术么》，大意是，电影用声光电等技术组成，不能算是艺术。和哈佛大学的白碧德教授几乎一孔出气了。唯美的文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也是个保守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使他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不过闻先生不是抱着旧理念过活的人。早期虽和新月派关系很深，可在国难当头，他比一般象牙塔里的人有气度，思想是灵动而激越的。他的才高，有识见，对艺术的理解颇为鲜活，真的没有暮气的存在。你总能在他那里感到丝丝锐气，在被久久困扰的时候，往往冲将出来，跌宕往复，气韵是高的。听过他的课的人，对其古朴而冲荡的气韵，都很难忘。
表达这样一位先生的样子，其实有诸多难点。闻一多是诗人特征很强的人。他的诗好，画亦好，对人的心灵有敏感的悟性。读他的书，那是没有被污染的存在，萦绕着诗与神异之色，还有历史的旧影。他被历史的长长的影罩着，却又时时有着冲出旧影的激情。那些晦明不已的存在，在课堂上都有所体现，滋润着青年。汪曾祺很喜欢闻先生，大概是那种洒脱的风格所致，与人有别吧。在西南联大，名师多多，但有些汪曾祺就不敢接近，原因是刻板或严厉。比如对朱自清，他就有些疏远，朱氏的严格令青年人有点畏惧。可是闻先生没有这些，他很随意，也多趣，上课时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对学生而言是一种享受。汪曾祺回忆道：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先生讲唐诗的妙语，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汪曾祺全集》六卷299—301页)
自由的环境里的互动，我们今人已难以感到，那是联大历史里不灭的一页。闻一多那类教学的方式，在今天未必能被校方认可，所谓野狐禅者正是。在青年的学生看来，也恰恰是有趣的地方。一是有感情，能从枯燥里得到赏心悦目的刺激，把沉睡的思想激活了；二是益智，由趣味这条路，把人引进新奇的世界，精神是飞起来的。青年初入学校，接受大学教育，固然有程式化的一面，但最终还是精神的自然游走，知道思想的亮点在哪，美丽的闪光何在，而自己也能进入那个有趣的创造里，其乐也是融融的。
应当说，闻一多的授课，不属于什么教育的流派。他在学生面前呈现的是诗人与思想者的本然。因为内心是热的，又能理解历史间的明暗，引起共鸣是必然的。久在书斋，未必就不谙现实，情怀总是在的。学问家如果是个诗人，就有飞起来的冲动，创造性也含在其间。对此，中文系的同学多有感触。联大的风气，在古朴中还有灵动的情思的漫游，就拥有了美的光环。
今人谈那段历史，也能体察出那时候的办学的仓促，教师队伍的短缺，及知识结构的不平衡。坦率说，闻一多授课的方式，可能受古人影响甚深，陈述的理论似乎有些问题。那时候的中国诗人教授们，精神大抵还没有鲁迅的境界，对域外小说与诗学的理解都还单面，不能从各个学科来对比为之。连后来在别的大学授课的冯至，阐释诗学的文字都有点平淡，甚至不及他崇拜的里尔克、雅斯贝尔斯那么丰富，不知道是审美的问题呢，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看海德格尔的阐释诗歌时的冲动，哲学与诗意都得以攀升，是有大眼光的。西南联大为中国文学教育最好的时期，而空白点却是明显的。像朱自清这样的懂诗、为诗的人，学术著述则有些平淡，都属于这样的问题。青年人那时候未必认识到这一点，有几个诗人气质很强的人，大家已经很是兴奋的。汪曾祺后来对联大独说佳处，鲜提遗憾，大约是过度爱怜自己母校的缘故。
教育学理论讲到师生互动的时候，使用了许多概念和事例，意在讲知识与精神的传承的最佳途径。就中文系而言，讲文学史与作家作品，没有文学的体验在，或说缺乏审美的经验的演绎，则会使文学的意味遗失掉，很是可惜的。诗人教授们大概可以避免这些，如果他们真有学问的话。研究文学史要有知识，还要有诗意的体验，这后者，闻一多这样的人容易完成，当知识无法抵挡诗意的袭来，师生的互动一定是美的。许多回忆闻一多的文章，给人的印象差不多都集中于此。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宗璞在《东藏记》里就以他和一些教授为原型，写了一个丰富的年月。不管是儒家者流，还是现代派的追随者，都不排斥闻一多。近读何兆武《上学记》，内中有关于闻一多的片断，与汪曾祺的回忆庶几近之。文章不仅写了唯美主义的闻一多，也写了反传统的闻一多，他说：
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的吧，我这么想。
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拚命维护；还有一种人，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彻底抛弃，全面创造新文化，闻先生、鲁迅、胡适都属于这种人。鲁迅激烈反对中国的旧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闻先生在这一点上跟鲁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里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认同。（何兆武《上学记》142页，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
何兆武的回忆比汪的文字要有思想的力度，不愧是学过哲学的，思考问题就深切得多，与张中行颇为相似。只是没有汪曾祺的文字传神，少的是其间的趣味。汪曾祺看人还是诗的因素多，不太从精神的层面讨论问题，这就和明清文人的样子相似，士大夫的因素也是有的吧。汪先生对闻一多的反传统的一面不是不知道，却不愿意深谈，大概对此有所保留也未可知。不管闻一多那代人看人看事如何怪，可是还存有真的诗意，那就大不容易。至于对旧的遗产的看法不同，在汪氏眼里，则多非怪事。西南联大本来就是思想多元的地方，那个并不齐一的时代，总还是趣多苦少的。
西南联大的老师在户外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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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生活中值得一提的是与昆曲的结缘。我们看他自己的回忆，当可想那时候的乐趣。
先前听到拍曲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出生在东北，那个地方乃荒野之地，不谙京剧，遑论昆曲？后来读前人的书，才知道一点旧学里的趣味，恍然悟出：士大夫们喜欢戏曲，乃一种文化的血缘，彼此关系太深。诗文和戏曲在读书人那里，乃快慰的两种表达。翻阅汪曾祺读书时期的资料，发现在西南联大还有些人在拍曲，沉浸在古典的审美快慰里，那是知识群落的乐趣。
昆曲太古雅，到了民国已经有些衰微了。汪曾祺的家乡离昆山不远，那是昆曲的发源地，在乡间受到旧音的熏陶是自然的。大凡喜欢昆曲者，对传统文化的典丽的一面都有依恋。其间的从容博雅是引人的。在士大夫们的眼里，昆曲是文人唱才有意思的，舞台间的演员来演绎就有点向俗的方向滑动。明清以来，文人拍曲，大概有点传统，这余绪现在不易看到了。联大这个地方还残存着古风，实在是有趣的。汪曾祺自觉地加入其间，喜欢的就是古风里的美质。他后来的文字在什么地方能让人想起古曲的悠扬，真的绕梁三日，不绝如缕。在那个世界里，纯净得没有杂质，在曲调与词汇里流的是清丽的旋律。汪氏《晚翠园曲会》写道：
每次做“同期”（唱昆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叫做同期）必到的是崔芝兰先生。她是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来研究蝌蚪的尾巴，运动中因此被斗，资料标本均被毁尽。崔先生几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女教授，举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嗲”。
崔先生的丈夫张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来。张先生不唱，只是端坐着听，听得很入神。
除了联大、云大师生，还有一些外来的客人来参加同期。
有一个女士大概是某个学院的教授或某个高级职员的夫人。她身材匀称，小小巧巧，穿浅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线异常清楚，神气有点天真，不作态，整个脸明明朗朗。我给她起了个外号：“简单明了”，朱德熙说：“很准确。”她一定还要操持家务，照料孩子，但只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这些，欣然而来。
有一位先生，大概是襄理一级的职员，我们叫他“聋山门”。他是唱大花面的，而且总是唱《山门》，他是个聋子，——并不是板聋，只是耳音不准，总是跑调。真也亏给他擫笛的张宗和先生，能随着他高低上下来回跑。聋子不知道他跑调，还是气势磅礴地高唱：
“树木叉桠，峰峦如画，堪潇洒，喂呀，闷煞洒家，烦恼天来大！”
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风圆满，唱起来很舒服。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阳关”，唱得很宛转。“叫他关河到处休离剑，驿路逢人数寄书”，闻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张宗和温文尔雅，孙凤竹风致楚楚，有时在晚翠园（他们就住在晚翠园一角）并肩散步，让人想起“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惊梦》）。（《汪曾祺全集》六卷210—211页）
这段生活记忆对汪曾祺后来的戏剧创作很有影响。他对拍曲的队伍里的人也产生了诸多兴趣。有的成了他后来朋友圈子里的人物。京派的作家喜欢昆曲的很多，俞平伯、浦江清都拍过曲。在北平的教授圈子里，颇有名声。拍曲子的人对民间文化多少有些感情，但毕竟还是缺少泥土的精神，境界停留在士大夫的层面。现在北京的读书人已难以见到这样的精神群落，想起来那些吟唱真的去而难返了。在喜欢昆曲的群落里，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及张家姐妹是个重要的部落，汪曾祺对此颇为亲切。他回忆说：
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充和。她那时好像不在昆明。
张家姊妹都会唱曲。大姐因为爱唱曲，嫁给了昆曲传习所的顾传珍。张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却和一个昆曲演员结了婚，门不当，户不对，张家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规。二姐是个无事忙，她不大唱，只是对张罗办曲会之类的事非常热心。三姐兆和即我的师母，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她不太爱唱，但我却听过她唱“扫花”，是由我给她吹的笛子。四妹充和小时没有进过学校，只是在家里延师教诗词，拍曲子。她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一百分，北大还是录取了她。（《汪曾祺全集》六卷212页）
沈从文先生后来的精神的雅化，与张家的结缘是否有关不太好说，但他们的超俗的气韵相近那是无疑的。昆曲是古曲里有意味的存在。诗词、绘画、音乐里的东西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士大夫者流欣赏昆曲，乃旧文人的心绪诗意的表达。那里有静穆的东西，感伤与激愤，无奈与欣喜都有。这很易被读书人所接受。它后来的衰败，乃社会变迁所致，文人的情调毕竟太窄，遂被别的大众艺术所取代了。
查俞平伯日记，关于拍曲的记载很多，这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汪曾祺的老师浦江清常和俞平伯一起拍曲，彼此的乐趣是多的。浦江清在联大的时候是否参与过类似的活动，不得而知，但在战前是频繁的。比如1936年10月的俞平伯日记云：
前晚之文始脱草。趁九时公车偕江清、延甫进城，在公园下车，在柏斯馨茶点。出时遇陶光。至景山东前街许潜庵宅，曲集于十一时始，唱《赐福》、《拾画》、《叫画》、《玩笺》、《借饷》、《藏舟》。饭后唱《盘夫》、《议亲》、《茶叙》、《琴挑》、《痴梦》、《佳期》、《游园》、《折柳》。五时半毕返舍。侍二亲讲《论语》。父讲“吾日三省吾身”章，旨云圣贤心迹在人我之间，忠恕之道与禅门止观不同，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俞平伯全集》十卷233页，花山出版社，1997年版）
昆曲的词与曲，都很美。旋律之中有古奥的因素。京派文人喜欢昆曲，自然也把感受写到学术文字里去。俞平伯研究词，就有拍曲的经验在，那是很有意思的。浦江清谈中国的戏曲与小说，不乏独有的感受。年轻时期的汪曾祺接触昆曲，还没有老师们理解的那么深。但其间的形式的美感动了他，对他来说是有趣的经验。汪曾祺回忆说，参加拍曲的结果，是学会了吹笛子，这对他是意外的收获：
参加了曲社，我除学了几出昆曲，还酷爱上吹笛——我原来就会吹一点，我常在月白风清之夜，坐在联大“昆中北院”的一棵大槐树暴出地面的老树根上，独自吹笛，直至半夜。同学里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汪曾祺全集》三卷432页）
民国的读书人业余时间在剧场或沙龙里，和梨园亲近。这种旧式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士大夫的某种精神。后来汪曾祺进入梨园行，以写戏谋生，一下子进入角色，是有长久的训练的缘故。
士大夫喜欢昆曲，有一个很长的传统。明代的袁宏道、张岱在文章里都有记载，钱谦益、吴梅村的诗文也偶有谈及，袁宏道《锦帆集·尺牍·龚惟长先生》云：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袁宏道集笺校》上卷205—2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读此段文字，能感觉到明代文人的潇洒。审美之乐，亦生命之乐。此间只有感官与心理的愉悦，道学的东西是看不到的。宋代以后，理学渐胜，但文人驻足词曲之间，竦身一动，遂有超凡入神之欢。此间戏曲给人的享受是巨大的。人的肢体语言与声音绘画，倘和诗文杂糅起来，有着不可小视的快感。此风流荡多年，直到民初依有文人游于此间。到了洋人的文化传来，新文人开始嘲笑于此，才一点点没落了。
浦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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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遇到一位好的老师，影响自然是不能忘却的。联大的老师优秀者甚多，有的气味与汪氏相同，有的较远。年轻时候不谙世事，对一些老师说不出好来，阅历与见识都不够，失去治学的机会都是自然的。不过耳濡目染之间，还是有些心得，有的到后来倍觉珍贵。老年忆及旧人，对一些人则感念再三。比如在所佩服的学人里，浦江清算是一位吧。
下课了
大约是八十年代，汪曾祺写了篇《关于八仙》。文章很有见识，文气直逼古人，有清爽悦目的感觉。这文章受了浦江清的影响是无疑的。汪曾祺都听过浦江清什么课，我们不得而知。我猜想他的文采及考据之功，是征服过汪氏的。
浦江清生于1904年，江苏松江县人。毕业于东南大学外语系。后受吴宓赏识，到清华做陈寅恪的助手。抗战时期到西南联大。他授课的内容多系文学史的，很多文字留下了讲课的心得。他在许多地方像周作人周围的那类人物，和俞平伯、朱自清、吕叔湘、江绍源等人关系不错。在文风上，走的是顾炎武或张岱的路子，古朴深切，善于考订旧迹，熟读野史札记。读他的论文，在看似枯燥里有诸多可玩味的气息。
如果得以中寿以上，他会留下很多著作。可惜五十年代后多病缠身，1957年就辞世了。他去世后，杨晦、游国恩、吕叔湘等颇为感伤，觉得学界逝去了一个重要人物。后来《浦江清文录》问世，收有《八仙考》、《宫蕊夫人宫词考证》、《词曲探源》、《词的讲解》、《评王著〈元词律〉》、《论小说》、《谈〈京本通俗小说〉》、《〈逍遥游〉之话》、《评江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屈原》、《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等文。尤以《八仙考》引人，文笔之好与见解之深，可谓古调独谈。
汪曾祺谈八仙，在资料使用上受到了浦江清的影响无疑。观点也有接近的地方。他说：
八仙是反映中国市民的俗世思想的一组很没有道理的仙家。
这八位是杂凑起来的班子。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张果老是唐玄宗时的，吕洞宾据说是残唐五代时人，曹国舅只能算是宋朝人。他们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张果老隐于中条山，吕洞宾好像是山西人，何仙姑则是出荔枝的广东的增城人。他们之中有几位有师承关系，但也很乱。到底是汉钟离度了吕洞宾呢，还是吕洞宾度了汉钟离？是李铁拐度了别人，还是别人度了李铁拐?搞不清楚。他们的事迹也没有多少关联。他们大都是单独行动，组织纪律性是很差的。这八位是怎么弄到一起去的呢？最初可能是出于俗工的图画。
……
八仙后来被全真教和王重阳教拉进教里成了祖师爷，但他们的言行与道教的教义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突出的事迹是“度人”。他们度人并无深文大义，不像佛教讲精修，更没有禅宗的顿悟，只是说了些俗得不能再俗的话：看破富贵荣华，不争酒色财气……。简单说来，就是抛弃一切难于满足的欲望。另外一方面，他们又都放诞不羁，随随便便。他们不像早先的道家吸什么赤黄色，饵丹砂。他们多数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有什么吃什么。有一位叫陈莹中的作过一首长短句赠刘跛子（即李铁拐），有句云：“年华，留不住，触处为家。这一轮明月，本自无瑕。随分冬裘夏葛，都不会赤火黄芽。谁知我，春风一拐，谈笑有丹砂。”总之是在克制欲望与满足可能的欲望之间，保持平衡，求得一点心理的稳定。达到这种稳定，就是所谓“自在”。“自在神仙”，此之谓也。这是一种很便宜的，不费劲的庸俗的生活理想。（《汪曾祺全集》四卷86—87页）
汪曾祺谈八仙，还显得简单，浦江清则是深切的，考据与思想都有，确有跨俗的气象。《八仙考》云：
此八仙的构成，有好多原因：（一）八仙空泛观念，本存在于道家。（二）唐时道观有十二真人图等，为画家所专工，此种神仙图像可移借为俗家祝寿之用，因此演变成此八仙图，至久后亦失去祝寿之意，但为俗家厅堂悬画。改为瓷器，则成摆设。其用意与“三星”同，祝主人吉祥长寿之意。（三）戏剧本起于宴乐，《蟠桃会》等本为应俗家寿宴之用的，神仙戏亦多用以祝寿。其中八仙排场最受欢迎，适合戏剧的组织。（四）此八人的会合，约略始于宋元之际。（五）此八人的会合并无理由，在绘画方面，犹之唐宋道家画《十二真人图》，南宋板画雕四美人，宋元俗画《七贤过关图》的随便组合。戏剧方面，名录颇有出入，也从演变而渐渐固定的。从这样看来，八仙的组成与真正的道教的关系很浅。只有钟、吕两人有两重人格，一是神仙，二是教主。所以他们一边加入为民俗艺术所采用的神仙集团，一边被全真教推尊为祖师。然则全真教应该只尊钟、吕为祖师了，但后来又容纳另外数仙，而认为别派。此是晚起，显系化于民俗。（《浦江清文录》14—15页）
大凡对八仙感兴趣的，都是民俗意味浓的人，而且对民俗学有所研究者，能悟出诸多话题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汪曾祺和自己的老师很有接近的地方。不过浦先生毕竟是学者，从他的文章能看出来受到陈寅恪的影响很大，也多少受到王国维的暗示。但文章的写法却是周作人式的古雅。只是他不是像苦雨翁那样小品心态，其考据与作品解析走的是陈寅恪的路子。浦江清的学问没有虚幻的那一套，乾嘉学派的东西是有一些的。在文章的格局上，他比周作人要大气，史学与诗学的因素结为一体。思想上不及周氏深远，多少能看出俞平伯式的韵致。所以，我猜想汪曾祺注意到这位前辈是自然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浦江清是个有文体意识的人物。他对文言与白话的关系有着独到的理解，是少有的文学史家。他在《词的讲解》中说：
何以中国的文人习用文言而不用他们自己口说的语言创造文学，这一个道理很深，牵涉的范围太广，我们在这里不便深论。要而论之，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字是意象文字而不用拼音符号（一个民族自己创造的文字，应该是意象文字，借用外族的文字方始不得不改为拼音的办法），所以老早有脱离语言的倾向。甲骨卜辞的那样简短当然不是商人口语的忠实的记录。这是最早的语文分离的现象，由意象文字的特性而来，毫不足怪。以后这一套意象文字愈造愈多，论理可以作忠实记载语言之用，但记事一派始终抱着简洁的主张，愿意略去语言的渣滓。只有记言的书籍如《尚书》《论语》，中间有纯粹白话的记录。而《诗经》是古代的诗歌总汇，诗歌是精炼的语言，虽然和口头的说话不同，但《诗经》的全部可以说是属于语言的文学。所以在先秦的典籍里实在已有三种成分，一是文字的简洁的记录，二是几种占优势的语言如周语、鲁语的忠实的记录，三是诗歌或韵语的记录。古代的方言非常复杂，到了秦汉的时代，政治上是统一了，语言不曾统一，当时并没有个国语运动作为辅导，只以先秦的古籍教育优秀子弟，于是即以先秦典籍的语言作为文人笔下所通用的语言，虽然再大量吸收同时代的语言的质点以造成更丰富的词汇（如汉代赋家的多采楚地的方言），但文言文学的局面已经形成，口语文学以及方言文学不再兴起。(《浦江清文录》110页)
浦江清对文言与白话的理解，很是透彻。他看到了汉语的意象性，看法颇为有趣：
文言的性质不大好懂。是意象文字的神妙的运用。中国人所单独发展的文言一体，对于真实的语言，始终抱着若即若离的态度。意象文字的排列最早就有脱离语言的倾向，但所谓文学也者要达到高度的表情达意的作用，自然不只是文字的死板的无情的排列如图案画或符号逻辑一样；其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无论在古文，在诗词，都有它们的声调和气势，这种声调和气势是从语言里模仿得来的，提炼出来的。所以文言也不单接于目，同时也是接于耳的一种语言。不过不是真正的语言，而是人为的语言，不是任何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的语言，而是超越时空的语言，我们也可以称为理想的语言。从前的文人都在这种理想的语言里思想。至于一般不识字的民众不懂，那他们是不管的。（《浦江清文录》111页）
这篇文章写于四十年代，考虑的问题之深不亚于胡适当年的论断。四十年后汪曾祺谈论语言的问题，和浦江清多有相似的地方，更有作家的意味，体味很深。只是没有老师的深切周密，意思大体相近。所以，汪曾祺在八十年代横空出世，不是空穴来风。他的前辈的卓识，比他要深厚一些，那是自然的了。
民国以后，在白话文里体现出明清笔记风韵的人很多。文人随笔大致有几种写法。一是周作人式的学术小品。一是浦江清那样的随笔式的考据论文。前者有点思想的漫步的意味，后者是纯粹的学术文章。汪曾祺是介于两者之间，多的是作家的风采。现代以来的作家在文学的路上走得很远，文体越来越白，似乎少有风采。浦江清那样的文字，因为太深，读者知之甚少，殊为可惜。倒是汪曾祺把文学意味和古雅的学问运作在一起，影响扩大了。周作人那样的小品要有智慧才行，浦江清的文字是逻辑与诗的，都不好学。汪曾祺得其一点，点染成片，遂成大势。但一面也弱化了思想，不及周氏多致，也无浦氏深厚。他兼得前人的神采，自成一路，中断的传统在此被衔接上了。
周作人、俞平伯、浦江清写文章喜欢引用野史杂记里的东西。浦江清对非正宗的文化颇多兴趣。这是五四后的文人的新眼光，把内容搞得美妙回旋，而叙述上不失古人的雅态。在许多地方，汪曾祺和这位老师有相似的一面。都喜欢民间的谣俗，对野史杂记颇有心得。浦江清论文里引用的明清文人杂书，汪氏也爱看，经常入眼，且幻化于文中。彼此在趣味上很是接近。近来谈汪曾祺的文章渐多，比较两人的关系者却少，这是个题目，我们细细体味，还有不少趣谈呢。
西南联大的岁月往矣，连汪曾祺的墓木已拱，早已草色渐萎了。但那些因汪氏的描述而留下的历史片影，却那么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汪曾祺的昆明是柔美的色调建筑的，他把那段生活拉到了一块精神的高地上，让我们知道知识分子还可以那样的生活，青年学子也可以散漫地游泳于思想之海。不迷功利，鲜及厉害，无伪地沐浴于智慧的光泽里。有时候忆及他笔下的昆明，我就想，今天的学生，所入学校很是气派，走到舒适之所了。而就精神的快慰而言，与那时候的人比，在有些地方，真的是退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