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几千年史上民国大饥荒居首
中华民族几千年史上各朝各代总共发生过的饥荒有文字记录的大大小小不下百余次，中华民国以38年有22次饥荒的记录高居夺冠榜首。回到史实，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白修德、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森·福曼等人。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这些外国人拍摄了许多民国时期饥民的照片，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时，网上流传的一些关于所谓的新中国三年灾害时期图像中，我们能通过Google识图功能找到图片的最早发布的出处，恰恰都是民国时代老百生灵涂炭的历史照片！
有记载确切的史书中关于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华民国时期其中几次比较大规模的饥荒情况：
1、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2、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3、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 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这在斯诺的一篇《中国五大害》的报道中可见一斑：“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
4、1931年饥荒。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5、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6、1936-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7、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8、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出现了中原大饥荒。 “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9、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0、1943年湖南, 薛岳, 抗日名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为谋取暴利, 将湖南大米走私到广州, 导致湖南在丰收之年缺饿死上百万人。
11、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2、1946年-1947年，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不少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更愿意强调天灾而不是人祸的一面。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整个民国[包括“黄金十年”]是个战乱的年代，亿万亡灵，该去找谁索命呢？）。
湖南1946年大饥荒 “大兵之后必有荒年。”抗日战争期间，湖南75县曾有50县沦入日寇之手，长沙也在其列。抗战胜利后各地已是十室九空，沿粤汉铁路几百里，两侧不见鸡犬人烟，田地里野草与人齐高。到1945年，因无力耕种而荒废的土地达1450万亩。是年湖南、湘西各县又遭大旱，田土龟裂，颗粒无收。滨湖一带则遭大水，淹没稻田数百万亩。因此，1945年全省粮食产量锐减，仅收稻谷6730万石，较战前1936年18600万石减产64%。
1946年春，内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在湖南省境内集结了26万军队，加之有11万日本战俘滞留湖南，等待遣送。为了供给这数十万人的食粮，国民政府火急摊派军粮160万石。各地粮商乘机囤积，半月之间粮价上涨1-2倍，价格最低的长沙也涨至每石5万元。到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长沙虽非重灾区，但也饱尝了饥荒之苦。
对于大饥荒的成因，当时上海《申报》分析得十分透澈：“湘灾之成，政治的不健全，当为一大原因。由于战时交通的不便，运输工具非普通商人所控制，于是权势在手的人，也就往往成了粮食商。湖南的食粮，以营利为目的，被竭泽搜括，运往他省，造成今日的灾情。何况通货的膨胀，税捐的苛繁，更不能不令农村由破产而终陷毁灭。所以湘灾之成，除了战争的原因，还有着政治病与经济病。”
国外的大饥荒饿死人也不少。如东非马达加斯加南方爆发大饥荒。马达加斯加南方一直大旱，造成许多地区粮食颗粒无收，致使３６个乡镇的６０万居民面临饥饿威胁，其中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首当其冲。 旱灾、饥饿、贫困、绝收同时袭击马国南部，造成物价飞涨，灾民购买力低下。为了活命，灾民们卖掉了一切可以卖的东西，甚至包括锅碗瓢盆。有些地区，水已卖到１５００马朗（合人民币１.８元）一桶。许多灾民靠野地里的仙人掌充饥，饿死、病死现象比比皆是，不少灾民已开始逃离灾区向北方迁徙。 马达加斯加有关部门已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国际社会给予粮食援助，帮助灾民度过难关。自今年元月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已开始在此救灾。 南部非洲遭大饥荒千万人濒亡
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非洲南部4个国家(马拉维、津巴布韦、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1000万人正因为饥饿而处于死亡的边缘。 专家们表示，在这四个国家外如果再加上赞比亚和莫桑比克，非洲南部国家因饥饿而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人数还会大大上升。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称，由于自然灾害，非洲南部已经连续两年粮食歉收，这一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大减少，已经造成了南部非洲10年来最为严重的农业灾难。专家们预计，这种情况可能一直会延续到明年的收获季节。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号召世界上各个援助国尽快行动，以防灾难发生。据悉，这些受灾国家至少需要400万吨粮食才能满足最低需求量，最低限度也需要120万吨。
由于旱灾造成的严重粮食短缺，赞比亚总统姆瓦纳瓦萨5月29日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姆瓦纳瓦萨说，赞比亚因旱灾导致玉米歉收63万吨，而收获的粮食只够600万人勉强渡过难关，其余400多万赞比亚人将食不果腹。他说，国家目前的粮食储备仅够支撑到七八月份，届时数百万赞比亚人将不得不依靠国外的食品救济。最近，赞比亚南部省份遭遇严重旱灾，造成大面积粮食歉收和牲畜死亡。由于旱灾、霜冻及经济不稳定等原因，南部非洲国家目前正面临着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