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哀鸿遍野蒋介石骂谎报滥调
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成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的不多，民不聊生是王朝更迭的主要原因。灾祸频仍、赤地千里、哀鸣遍野、饿殍载道之类记载，史不绝书。以上个世纪中华民国20年代末的大饥荒为例, 民国哀鸿遍野蒋介石骂谎报滥调。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大荒年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民以食为天。人们的辛勤劳作、革命造反以至作奸犯科，归根结底是吃饭问题。牺牲人性、人格、贞节、尊严等等俗称不要脸皮的劣行，也大多同肚皮有关。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无不取决于民生问题解决得怎样。人口大国的中国尤其如此。
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有时“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一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无法统计。 1928一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1929年～1930年西北和华北大旱，河南处于灾害边缘仍饿死100万人。 1937年，鲁、豫、陕、甘、宁、川、黔、桂等省大旱，灾民食树叶、树皮充饥，河南省灾民1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数未见公布。
1938年，蒋介石扒决花园口黄河大堤，下游44县市受灾，河南省淹死47万人。 1942年，大旱波及全国，尤以黄河流域受灾最重。旱区庄稼枯死，农业无收，仅河南一省饿死者即达300万人，“寥廓中原，赤地千里，饿莩遍野”，1500万人濒于死亡边缘。 太悲惨了！！！让我们推而广之到全国范围，继续我们的控诉。
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国家山河破碎，精英们胡闹，而大灾频繁不断，水利失修，农业产出奇低。广大的农民濒于饥饿死亡的边缘，终岁劳作而不得一饱的记载在文献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因饥饿而死的农民可谓数不胜数。1920年，山西等省因旱灾而死亡人数尚不过50万人，而到了1929～1931年间，陕西因干旱死者达250万人，山西120万人，山东150万人，甘肃竟达350万人，四川更达到600万人；受饿者贵州300万人，湖南700万人，山东500万人，山西400万人，甘肃250万人，江苏800万人，广东1200万人。到了1934年间，长江中下游流域因灾死亡600万人。1938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淹死下游河南、安徽89万人。到1942年，仅河南一省由于干旱和蝗灾而死亡的人数即达300万。
而到了解放前夕的1946～1947年间，仅广东、广西和湖南3省，又有1750万农民被饿死。”。 有人做了估计，民国时期“我国除战争原因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致估计如下：1912年人口已达4.43亿，1949年人口5.4亿，此38年间因战争死亡的人口据统计约6千万人，平均每年死亡160万人左右。在人口的自然增长方面，这38年间当不低于每年1000万人，因为1950年代每年增长约1300万，而民国期间的生育率大于建国初期。这样，民国期间除去战争原因，每年净增长的人口当不下于840万人，1912年到1949年的38年间就是3.2亿人。也就是说，除去战争死亡，如果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我国总人口应不低于7.6亿人，但是实际上只达到了5.4亿，也就是说，民国38年间，除去战争原因，估计有2亿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死亡的原因是恶劣的生活条件。”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这才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人口饿死人事件。
曾在当时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更可恶的是，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如蓬溪县公安局长陶子国竟吞食赈款一万多元。灾情如此惨烈，军阀当权的省政府，仍严征课税，驻军拉夫征丁。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四川省灾情更是漠然。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记载：蒋介石来川招待官绅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照下来的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看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一时间，各种救灾“验方”、“神药”纷纷问世，可惜都是纸上谈兵。病急乱投医，各地纷纷崇尚迷信，“拜神祈雨”。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令人真假莫辨。然而这一切活动都不灵验，钟磬锣鼓、香烟缭绕中，人越死越多。又据说：宜宾专员冷寅东，认为吃白泥巴观音土可疗饥救荒，请某大学鉴定。上海科学家回信称：白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可是各地灾民吃了这种“有科学根据的”白泥巴，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胀得喊爹喊娘，死亡者难计其数。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把人民的安危放在眼里，记在心上。只能靠拜神弄鬼救灾的年代，无依无靠的老百姓确实只有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天爷了！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到了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提供大量人力、财力和粮食，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遍地饿殍》
“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笔者家乡中原一带还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据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披露（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运，逃难中因卖小女儿为老母亲看病，与老婆大打一场。老娘最终还是病死了。大女儿害天花死在洛阳教会的慈善院。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车轮下被轧死。等到陕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给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运命大，至今健在。回忆起往事，他说：“早知道一家人这个下场，哪用逃难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这强。”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政府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张高峰6000字的报道《豫灾实录》。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这时，正逢《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的荣誉奖章，王芸生本拟亲去领奖。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通知王芸生：“蒋委员长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国的访问被取消了。” 中原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就这样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在此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千里赤地。“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