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又在发生一些悲剧，不少人以抗疫的名义非常暴力！
受者当然是受害者，很多施者又何尝不是？转头他也可能尝到暴力的滋味。
这自然让人想起当年红卫兵的悲剧，也许性质不完全一样，烈度也要夸张/血腥很多倍。祈祷上海的悲剧早些结束，不要滑得更远。
人世间，有暴力作恶，也有大度包容，雅量和解，让人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辉。
这里分享一个清华老书记以德报怨的故事，让人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辉！
希望有更多的和解来温暖我们的心灵，当然，更期望不要有那么多的暴力悲剧重演。
罗征启，１９３４年出生，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９年任深圳大学校长。
文革期间，罗作为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遭受了严重的迫害。
当时学校分为两派：井冈山兵团总部（因其核心的战斗组以林彪指挥的“２８团”命名，故自称“团派”）和井冈山四一四总部（因成立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故简称“四一四”）。
“团派”以蒯大富为首，因有是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是掌权的； “四一四”是比较温和的一派，是在野的。大部分党员干部和许多教师是倾向或支持“四一四”的。罗也是支持“四一四”的。
他和一帮人参与起草/修改了一篇重要的大字报 《四一四思潮必胜》。
据说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必胜》有看法。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不喜欢“四一四”，他们支持团派蒯大富们。
“团派”得知毛主席批评《四一四思潮必胜》后很高兴，一方面在学校组织人大张旗鼓地批判这张大字报，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是反革命宣言；同时，他们的专案组开始抓人，罗征启也在列。专案组审罗时也动用了肉刑逼供。有的下手非常狠，罗吃了不少苦头。其中有一个学生叫孙耘的，平常并不主张打人，但有时候也得表姿态。有一次，孙耘正在审讯，孙铮担任记录，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进审讯室，孙耘马上跳起来，左右开弓打了罗十几巴掌，但是对罗不曾下狠手往死里打。
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很多人都有些异化，但是走多远，也取决于每个人。
后面罗侥幸得以逃脱到广东。孙耘等人到罗家把罗父抓走，还抓走其他一些亲朋，但是混乱中出了两条人命。“团派”的孙耘和另一个姓王的同学只好到北京公安局自首，承担责任。当时人多手杂，七手八脚，到底是谁打死的，也不好确定。因为死了人，公安部门就把孙耘当首犯，送到海拉尔关押，从１９６８年一直到１９７９年。这１１年间，孙耘有６年是坐牢，其余时间是劳动改造。没有正式判刑。
孙耘是１９６２年考进清华，是当年河北省的理科状元。在清华他本是个好学生，平时表现也不错，但不知为何加入了“团派”。粉碎“四人帮”后，孙耘事件就成了清华一件有名的大案。而罗重回清华领导岗位。
接下来请看罗征启的自述：
１９７８年下半年的一天，有人敲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孙铮（她就是文革中整我的那个专案组的成员，后来和孙耘结为夫妻），她一进门就说：“罗老师，你认识我吗？”我说：“认识，你是孙铮。”她说：“我代表孙耘来向你请罪。当时我们年轻无知，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很对不起你和你的家人。”我问她：“孙耘在哪里？”她说：“还关着。”“他是罪犯，这十多年时间大部分被关着。”我问：“判刑了？”“没有，但案卷上写的是反革命杀人犯。”她的态度很诚恳。我问她：“你找我，希望我做什么？”她说：“我只是希望你原谅我们。孙耘如果能出来，他一定亲自来向你请罪！”我家里挤，就把她带到办公室，说：“你等一下。”我写了一封信，写完让她先看了一下。信是写给海拉尔公安局的，请北京市公安局转。因为孙耘是北京市公安局送到海拉尔的。信中说，孙铮来向我道歉，态度是诚恳的，孙耘去我家抓人，有历史的原因，他不是指挥者，也不是直接打人至死者。我代表被害人家属，负责任地声明不再追究这件事了，请你们释放孙耘。孙铮看了这封信，当场泪流满面。她说：“罗老师，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代表孙耘感谢罗老师。”
孙铮走后，我将这封信通过清华办公信箱送给北京市公安局。我还把这封信给我爱人、父母、姐妹们都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做法。一个月以后，孙铮和孙耘来到我家，孙耘说：“罗老师的信一去，海拉尔公安局就把我放了。公安局看了罗老师的信也很感动。他们说我这十年改造态度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就把我放了。”我说：“出来了就好，今后好好干吧！”他们说：“我们两人想考研究生，不知行不行？”我说：“我赞成！你们准备得怎么样？”孙耘说：“专业方面我在监狱里有准备，就怕政治课。”我说：“政治课好办。”我立即让政治教研室搞了一份研究生考试的政治课复习提纲给他们。
他们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报考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考试结果出来以后，孙耘、孙铮又来告诉我。孙耘总分第一名，孙铮也考得不错。但是，哈工大看他档案里面有“反革命杀人犯”的记录，不敢录取他。他们对我说：“即使哈工大不录取，我们也满足了，是我们有错。”我考虑了一下，又写了一封信给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招生办，并转黑龙江省委。大意是：孙耘考试成绩好，这不奇怪，他原来就是业务尖子。文革时期，他们二十岁左右，没有人生经验，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环境下犯的错误。这些年有深刻反省，态度很诚恳，现在刘少奇的问题都解决了，应当是化冤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信发出去后不久，黑龙江省委派来了两个人找我，查询确认这封信的事。我说：“这信是我写。孙耘是个才子，年轻人犯错误，已经惩罚了十几年了。像这样的人，拉他一把，就成了人才；推他一把，就成了社会负担，何必呢？”他们说，省委书记杨易辰看了信还是不敢定。送到中纪委王鹤寿那里，王鹤寿又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这是个好事，责成中纪委第二办公室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给黑龙江省委和哈工大党委，这两个学生可以录取。这样的人才应当爱惜。此事可以登报。”（当时我没看到耀邦批示的原件，只看到了新华社记者唐贤美手中的一份文件）
一大群记者拿着有这个批示的文件找我，谈登报的事。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是“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同期学习的有尉健行、田纪云等）。我认真考虑后，给耀邦回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但您让登报的意见，我认为不妥。当前全国打砸抢的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件事一登报，容易造成文革中的问题一风吹的结果，可能造成反复。如果您认为有必要，登个内参就可以了。
信写好后，仍请那位新华记者唐贤美带回去呈耀邦，听说耀邦又立即批示同意。后来新华社“大内参”登出来了。
孙耘和孙铮被哈工大录取后，专程来看了我。此后他们每年都到清华来看我。１９８３年以后我调到了深圳，他们还常常到深圳来看我。他们写的论文也都寄给我。
２００５年，孙耘夫妇带着女儿在北京请我吃饭，共有１２个人参加，有“团派”的，也有“四一四”派的，气氛十分融洽。历史的误会，“我们当年都认为我们是正义的”，回想起来很多都很可笑，也很可怕。许多年过去，“相逢一笑泯恩仇”。
席间，孙耘请我和他们全家一起照相，并对他女儿说：“你要记住这位爷爷，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家，你一定要记住！”在场的人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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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后面南下，参与创建深圳大学，一样用爱，用包容，关怀学生提携后辈，广受好评。
2022年仙逝，网上众多人撰文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