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当年，我疑惑地问一位红卫兵。
“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中国变修了怎么办？”他忧心忡忡地说。
“变修”是文革预设的前提，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停工停产停学，全民搞运动闹革命，所有的疯狂都是合理的。
“如果不清零，死了人怎么办？”这是上海抗疫预设的前提，在保护生命的口号下，停工停产停学，全民（主动或被动）搞运动抗疫，所有的疯狂都是合理的。
因为没有对照，这种运动型抗疫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有些失误还是可以讨论的。
失误一：对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定位不准
“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根据官方定义，上海的疫情是新冠肺炎。所谓新冠肺炎，是以冠状病毒感染肺部为特征，重症多，死亡率高，急需大量的呼吸机和氧气抢救。而目前上海流行的是奥密克戎病毒极少导致肺部感染，所以现在的疫情实际是“新冠病毒上呼吸道感染”，无症状的多，重症少，死亡率低，治疗以静养为主，极少需要呼吸机。现在上海抄武汉的作业，可是连敌人都搞不清楚，如何精准抗疫？如果把医疗资源集中在弱势人群和重症患者身上，可能事半功倍。
失误二：对疫情的发展趋势判断不准
病毒的发展趋势是传染性增加，毒性降低，这是病毒通过感染人类而延续生命的自然规律。武汉是这次疫情爆发的起点，如果当机立断严密封城，可能这场流行全球多年的疫情根本不会发生。现在时过境迁，疫情已经扩散到全球，而中国这几年确诊病例极少，疫苗对奥密克戎病毒的保护力有限，所以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免疫洼地。全世界都已开放，中国保持免疫洼地的方法目前只有闭关锁国。据专家预测，新冠病毒起码要和人类共存几年，为了一种无症状为主的上呼吸道感染，中国能闭关锁国几年？上海能封城几年？
失误三：政治挂帅代替科学抗疫
上边已经明确定义上海的抗疫是政治任务，减少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人数就变成不可动摇的硬指标。这对地方官员来说可是非同小可，病毒是大家的，乌纱帽可是自己的，当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可惜病毒是不讲政治的，奥密克戎病毒的毒性低，传染性强，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既然防不住，就只得乖乖地听上面的命令，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病例增加也算不到自己头上。现在上海的确诊病例越来越多，地方官员的压力已到了“官不聊生”的地步，自然顾不了“民不聊生”了。
失误四：过高地估计了政府的能力。
病毒传播的必要条件是接触到人，平心而论，隔离从理论上说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上海是有两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海很多小区是高层建筑小区，人口密度非常大。但是测核酸一刀切，天天测核酸，这已经超出了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政府出面保证这么多人每天要吃饭，可是上海突然封城，偏偏不让人出来，所以完成政府的目标远远超出了政府的能力。既然政府力不从心，上海就难免发生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违背了保护人们生命安全的初心。
现在上海抗疫是一言堂，一切向上看，很有文革的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