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医七七级全体同学住在西区的新礼堂宿舍，可上课都在东区的各个教学楼，吃饭也在东区的学生一食堂。每天一早起床，快速地洗漱完毕，背起书包，拿上碗勺，快步地去学生一食堂吃早饭，然后就去教学楼上课。上午都是大课，就是一个中班在大教室里一起上课。下课后又去一食堂吃中午饭。饭后又去上课，下午的课是去实验室上实验课。实验课结束后，去图书馆或教室里自习一会儿，到了晚饭的时间又去学生一食堂吃晚饭。晚饭后，大多数同学回到新礼堂宿舍，也有不少同学又去图书馆或教室里自习，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新礼堂宿舍睡觉。这就是我们一天的单调、紧张、忙碌的校园生活。
每晚黄昏时新礼堂内外非常热闹。新礼堂内各房间壁的层板只有三人高，整个新礼堂上方是开放相通的，各种声音回荡在房间的上空。哼曲吊嗓子的，吹笛拉二胡的，吟诗韵味儿的，打闹逗乐子的，谈笑说段子的，闲聊拉家常的，...。当然，有的同学不被这些嘈杂声打扰，埋头读书或温习功课，或提笔写信，向父母家人报平安、诉衷肠。我就是喜欢写信的一个，恨不得把在华西的所见所闻都告诉家人和朋友。新礼堂外的水槽旁，有勤快的女生在洗衣服，嘴里轻声唱着歌谣；有男生围着水龙头，在洗脸、洗脚，聊天、说笑，打闹、戏水。
刚开始我们一日三餐是吃桌饭，就是八人一桌：男女生各一半，由桌长和副桌长领来一大盆白米饭、一盘炒荤菜、一盘炒素菜，有时有一盆洗锅汤。米饭管够，可那盘荤菜每人两、三筷子就露盘底了，那盘素菜每人能多吃几口，很快也见盘底了。荤菜、素菜都没了，只有加点儿洗锅汤在饭里，像囫囵吞枣似的把饭装进肚里填饱算事。其实菜不够还不是问题，最烦的是锣齐鼓不齐。五人到了等三人，六人到了等两人，七人到了等一人，总是等啊等，等到八人到齐了才能开饭。无论桌长和付桌长怎样强调要准时，可谁也做不到。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学知识，恨不得把十年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其实再忙也不在乎那十几分钟，浪费他人的时间等于犯罪，此话一点儿也不假。同学们对吃桌饭意见很大：饭菜质量差，还要等人吃饭，几个月后桌饭终于解散了。
那时每每人每月伙食费是十四元五，不吃桌饭后就领来饭菜票，自己去一食堂的窗口买饭菜。学校设立有助学金，帮助解决家庭收入低的同学在校期间的吃饭问题。助学金分为甲、乙、丙三等级：甲等免伙食费，外加三元零钱；乙等只免伙食费，没有零钱；丙等是每月八元伙食补贴费，也没有零钱。助学金评定流程是：由同学自己提出申请，说明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收入情况；然后同学分组讨论，评估每份申请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上交医学系，由医学系康主任、王书记和辅导员等讨论和分析后决定。
医学系的康主任是我们年级的父母官，大事小事都归他管。还有陈、杨和罗三位分别是一、二和三中班的辅导员协助康主任的工作。为家庭条件困难的同学评定助学金是一件重要事情，他们认真研究了每一份申请和各班同学对申请的意见，最后批准这些申请。那时候富裕有钱的家庭很少，三分之二的同学得到了不同等级的助学金。
我进华西那时，我家人口众多。大哥大嫂已婚，他们已有两至五岁的三个女儿，一家五口与父母同住；三哥在家复习功课，准备中考。一家大小的生活全靠父母的工资维持。就我家的人均生活费水平符合申请助学金，我申请了乙等助学金。在分班同学讨论会上，多数同学认为我的申请符合条件，可有一男生曦提出了异议。
曦在讨论会上说：“你大哥一家五口的生活，不应该由你父母的工资来负担。”
他提出这一点之后，马上有几位同学附议。如果大哥一家五口不在我家人口内，我家的人均生活费水平就不符合申请助学金了。
我对曦和那几位同学解释说：“我大哥是下乡知青，我大嫂是回乡知青，婚后安家在生产队，自从三个小侄女接连出生后，他俩无力支撑起一家五口的生计，就搬回家与父母同住，靠父母的工资养活这一大家子。”
尽管大哥一家五口生活不应该由我的父母来承担，可他们都是父母的子孙，父母也不能眼看他们捉襟见肘而袖手旁观、坐视不管啊。后来同学们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我的助学金申请。经医学系主任等领导讨论后，助学金申请批下来了，那时候富裕有钱的家庭很少，三分之二的同学得到了不同等级的助学金，我也是其中受益者之一，我得到了乙等助学金。
这份乙等助学金减免了我的伙食费，大大地减轻了父母的经济压力，他们每月只需给我五元零用，买点儿日常用品，感觉很富足，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每年都要根据享受助学金同学的家庭收支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助学金。我家的情形有所改变，可没有越变越好。三哥考上内江农业机械化学校（农机校），父母不仅每月要给我五元，还要给他十元，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母亲刚过五十五岁（1980年），她可以退休，也可以继续工作，可她考虑到大哥一家五口没有固定收入，生活艰难。她决定退休，由大哥顶班，至少每月有一点微薄收入支撑他的小家。可母亲退休后，教师工资大幅度上调，可没有她的份儿，即使有，她上调的幅度也很小，她的工资比同级别的教师低了很多。这样一来，我家的人均生活费水平仍符合申请乙等助学金。
直到最后一学年（1982年），大哥一家搬回了在倒店子的房子，父母出本钱为大嫂在她的家门口开办了一个小卖部，加上大哥的工资，他们一家五口还算过得去。二哥在四川橡胶厂，在车队做修理工。三哥从农机校毕业后在鱼溪区区公所工作，主管农业经济。因此，父母的工资能够承担我在学校的费用，我的乙等助学金取消了。
不管怎样，这份乙等助学金减去了伙食费，我就把父母每月给我的五元零钱一点点攒着，以备急用。
我的英文基础很差，学起来很吃力。1982年初新出版的《新英汉词典》，标价六元一本，这对我来说太贵了，没舍得买。次年初的一天中午，图书馆门前一度热闹起来，原来是新华书店的职工，带了几大箱的《新英汉词典》，优惠价四元五一本，出售给我们这些寒门弟子。这太好了，尽管四元五对我来说也很贵，为了加速提高我的英语水平，还是咬牙买了一本。
这本《新英汉词典》对我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英文完全不同于中文，它是词、短语、句子、段落组成文章，而中文除了这些，还有字，由字组成词。英文词有前缀、后缀、重音节、轻音节等，而中文字或词没有这些。我在华西的日子，全靠这本词典帮助我通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英语考试。
我原来一直是瘦高个儿，在高考前后，体重悄悄地增加了二十斤，过去瘦小的衣服穿不上了，父母也没钱为我添置新衣裳，我就穿着母亲和郭孃的衣衫来到了华西坝。我穿着大号衣服在学校里穿梭，也不觉得寒酸，因为那时同学们的穿戴跟我差不多，他们的衣着很合身，可样式单调：男生中山装，女生翻领罩衫；颜色也匮乏，抬眼望去，一片青蓝色或藏青色。
次年，经过一年在华西的求学经历，我又瘦了，还长个儿了，大号衣裤穿不上，原来瘦小的衣服又短了。母亲正愁着筹钱为我添置新衣，我暑假回家，把我平时节省下来的二十元给了她。
母亲惊讶地对我说：“我们每月只给你五元，你还能攒下二十元，你不吃不喝啊？”
我笑着对她说：“你忘了？我每月有十四元五角的助学金，减免了我的伙食费，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啊！”
母亲想了一下说：“嗯，即使这样，手里也不宽裕，你太节约了！”
我满不在乎地说：“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会安排好学校的生活，把仅有的钱花在刀刃上。”
母亲用我带回家的二十元，为我做了两套崭新的夏装。新衣是俯稠面料，颜色很鲜艳：翠绿和粉红。我把新衣带回学校后，还不好意思穿。倒不是舍不得穿，是因为穿上如此耀眼的衣服在校园里走动，很别扭，不时引来同学回眸一瞥，这嫩绿浅红与深蓝藏青也太不协调了。
我捎信回家给母亲：把那几件大号衣服改小，短了的裤子就接一块加长。很快母亲就把修改好的衣服让二哥给我送来了。二哥很不愿意我穿这些旧衣裤，他想我穿新衣服显得漂漂亮亮的。我告诉他穿这些旧衣服走在校园里自在，尽管同学们没有穿补钉的衣服，可深色的咔叽布都洗得发白了还在穿。我穿修改好的旧衣衫，就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了，这叫入乡随俗。
学校宿舍每晚十点钟熄灯，可同学们都在争分夺秒地学习，躺在床上也睡不着，就买一盏小台灯夹在床头，宿舍的大灯灭了，床头的小灯亮了，不耽误用功读书。我宿舍的同学也不例外，每晚十点钟以后，每张床的蚊帐里都亮堂堂的。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很着急：同学们都在复习功课，就我在睡觉，等到了第二天一说到功课，同学们都懂了，就我不懂。
买一盏小台灯要花五元，是父母每月给我的零钱的费用。不管怎样，学习是头等大事，我毫不犹豫上街买了一盏小台灯，学着同学们的样，十点钟以后就打开床头的小台灯，开始复习功课。快到十二点了，我犯困了，上下眼皮不听话，用力睁眼也睁不开，只有睡了。
我顾不及蚊帐外的盏盏台灯亮着，也管不了同学们还在熬更守夜，睡的可香了，待熟睡后，开始做梦。我的梦都为儿时的唱唱跳跳，经常唱歌唱出声来。我的梦中歌声惊动了还在学习的同学，她们就合着我的歌声唱起来。她们人多，声音大，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侧耳倾听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半夜女声小合唱的领唱。我抬头望了一眼窗外，天上的新月已在东方了，至少是半夜两点了，同学们还在用功读书，他们真是学而不厌啊！
写于2021年6月19日
（图片来源于友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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