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过一小段弯弯曲曲的街巷，来到曹先生爷爷奶奶的屋子。从外表上看，这屋子和村子其他屋子并没有太大区别——土砖房，由木制的雕梁画柱支撑着灰瓦屋顶，从房屋内部各处表面上看，有年代了。但蛛丝儿结满雕梁，窗户并没有安玻璃，只有旧报纸糊在一格一格窗棂之上。
“这房子有一百五十年了，里面都是旧家具，”曹先生说道，把我们让了进去。
房子里面确实如此，结实乌黑的家具，看得出年代久远。家具表面被人们的双手以及瘦骨嶙峋的臀部磨得铮光发亮，而那些人已经亡故多年。家具木料丰富多彩的纹理显露出来，闪耀出熠熠的光芒。这里的家具比我们之前看到的所有家具显得更加典雅别致，式样高挑，所有铆合连接处都用小黑铁卡子加固起来。
屋子没有吊顶，抬头向上仰望，一直可以看到昏暗倾斜的顶棚，这中间一路看到顶棚都是空荡荡的。顶棚上的一根根椽桷布满了许多条竹竿，足有二十米长，横跨整座房屋，我们并没有看到曹先生的爷爷奶奶。
我心里正纳闷这些竹竿到底有何用处，曹先生说道，“你们过来吧，”他领我们穿过一个挂着帘子的门道，进入一个睡觉的地方，空间很小。一个老式土炕占去整个房间一半面积——炕由砖头砌成，炕底下通着一个小炉子用来取暖。炕上靠里面用一个木架子和纸糊的屏风隔开，屏风上有一个正方形的开口。屏风外面盘腿坐着曹奶奶，她身子矮小，穿着黑棉裤棉袄，带着一副很大的圆眼镜，其中一个镜片中间从上到下有一条裂缝。我们进来时，她没有任何反应。曹爷爷坐在炕边的杌上，旁边是一个独立式炉子，他正烤着火取暖。他的下巴留着很长的胡须，身穿一件毛式中山装，头戴一顶蓝帽子。他俩看上去比这房子看上去都还要显老。
我们说不定是已经随着时光穿越到了清朝时期的中国——除了屋里的小彩电，以及二十世纪初英国出产的小女孩和宠物狗的油画复制品，钉在泥糊的墙面上之外。我们向他们打招呼，坐在那里，冲着对方微笑。接着曹先生的爷爷走出房门，回来手里捧着一些家庭成员相片。
第一张相片是曹先生出生之前他父亲的全家福。一家人端坐一排，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所有人都穿着绣着花纹的深色袍子，面色灰白。他指着其中一位年轻人说那是他父亲，在右手第二排。全家人直视前方，表情僵硬，不苟言笑。女人们手握描有图案的绸子扇面，对着镜头打开，还有一位样子看上去比较凶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由于当时拍照时在怀里晃动，照片上婴儿的面孔显得模糊不清。
另一张是四十年代他爷爷自己的相片，当时他被抓壮丁给日本人修铁路——相片上一共有八个身穿白色制服的中国人站成一排，他们面前三名日本军官身着土黄色卡其军装，头戴土黄色卡其军帽，每个人手里佩戴一截短鞭和一把日本武士刀。
“一九三八年，日本人来了，一九四六年才离开，一共八年，”曹先生解释道。
在中国，你不必呆太久就会意识到，人们对日本人通常流露出的感情尤其不会那么友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就像希特勒在欧洲一样残忍可怕，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曹先生对此却几乎不做任何评价，我心里纳闷他对类似他爷爷这样的人如何看待。他们当年多多少少是在帮助侵略者，为什么在指责日本人这件事上他保持得如此沉默不语。也许他不想表现出对眼前这位老先生不敬，要么是他不想因为他们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感情，而让我们有被当地人疏远的感觉。
曹先生用汉语和爷爷奶奶拉着家常里短，他们给我们又拿了些糖果。如果我们停下来不吃的话，曹爷爷就会在一堆糖果中挑选出最好的，把糖纸剥开给我们吃。
我的肚子已经很饱了，但现在要回到曹先生丈人家，准备吃他们给我们预备下的饺子。
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吃，曹先生、马里傲和我，家里其他人在给我们煮饺子。等我们吃完一碗后，立刻又盛上刚刚新煮的热气腾腾的饺子。我们一碗接着一碗吃着饺子。我吃得眼珠子都要快夯出来了，我说不能再吃了。曹先生的丈母娘恳请说不要作假，然后为了不给她丢面子，我又吃了一碗。我们吃饺子的整个过程中，她一再表示抱歉家里实在是不富裕，条件简陋，只能用最普通的饭食来招待，并告诉我说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最后饺子终于不再往上端了，一碗接一碗的饺子汤端了上来。这是刚才煮过饺子的水，喝了可以把饺子顺下去。
“大家来喝饺子汤，”曹先生说。“饺子汤对身体好，喝了健康，对胃好。”曹先生又接着吃了好几碗饺子，我始终无法理解，他看上去比我要小得多的身量，竟然能够吃下去比我多得多的食物。
吃罢饭，我们简单道了别。我快速走出门，努力甩开腿跨上自行车座——我的身体向前倾，以便够得着车把手。刚才吃得有点夯着，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痛苦了。来此地已经有两个月了，这是我们首次进入了一个中国家庭，并且和他们一起吃了顿饭。我们骑车出了院门，奔向运城。我感到我最后终于跨过了门槛，开始真正认识中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