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因“新冠病毒”的流行，“封城”这种听起来“古旧”的事，竟然频频发生，让很多人难以忍受。
其实不过在五十多年前，人们被“封死”在一个地方，是常态（可能“封地”不是居室内，而是广阔天地）。当时把那些到处跑的人被称之为“盲流”。顾名思义，就是不留在“属地”，到处盲目流动。当时大部分人能接受“被封”的状态，是因为户口、粮票、薪资连环锁定，想突破“封锁”，就得面对没饭吃、没地方住，而且随时被抓被驱逐的命运。
我在云南边疆农场接受“再教育”阶段，曾经有过两次“逃跑”的经历。回想起来没有粮票还能生存，一是父母的帮助，二是我一向饭量很小，不太会成为别人的大负担。今天就说一下我的第一次逃跑。
偷回北京，队里的好心人
1969年11月底，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让我速回北京。说他们工作的大学被撤销，全家要搬出北京去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希望我速回京与他们见面（似乎有点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再见面的意思）。
我拿着电报去请假，当时农场还没有改军垦，队长也算通情达理，说对我的情况表示同情，但是不能批准我回北京的探亲假。虽然请假未获批准，但我决心已下，决定“逃走”，不过这样身份就颇类似“盲流”：没有单位盖章出示的证明，无法证明自己的归属单位，也不能证明是“合法出行”。
我们所在的滇越铁路系统，因天高皇帝远，信息比较闭塞。当时要出行买票，通常要出示盖有单位红色公章的介绍信。我去小站窗口，说要买去北京的铁路联票时，他们居然没有要我出示任何有公章的证明。
队里几位云南本地的年轻人和我关系不错，他们与队长、支书什么的似乎都有些弯来绕去的亲戚关系。他们不但支持我逃跑，还为我设计方式，保证要把我安全送上火车。后来多次南去北归，几乎次次遇到萍水相逢的人帮助。在那个“红色风暴”席卷全国、人人自危的年代，真要感谢这些有“侠肝义胆”的人们。
逃走当天，我对领导说，要去上面的寨子“赶街”，两位当地的青年帮我拿着手提包（其中有一个里面放着生香蕉），护送我上了火车。为了避免被人盘查，我特意穿了一身中式盘纽扣的黑色衣服，想装成山地“民族”。不过山地民族都又矮又瘦，我之前吃了太多“生花生”，比较富态，想尽可能地缩小身量体积。一路上不敢说话，怕铁路乘警听出我的口音，被拦截下车。
当时逃跑之风已盛，而且大部分“知青”没钱买票，靠扒车回家。铁路系统与农场密切合作，抓捕逃跑的知青。我的好友高人得知我顺利逃回北京之后，想走同样的路数，因为太鹤立鸡群，被铁路职工识破，才到大树塘站，就截获回去。还有更惨的，被铁路警察和军人抓获之后，带回去到各队轮番游斗。
坐了一天的火车，到了开远。我一天没吃饭没喝水，下车赶紧找饭吃。没想到所有餐馆都已经关门打烊（才7点左右）。终于看见一家还开门的，已经有人在扫地，他们说还有十分钟就关门，剩下的只有一种菜，就是炒猪肝。我本不吃猪肉，更何提猪肝，以前一闻那味道就要吐，但当时饥肠辘辘，好歹有东西入口都行，于是要了一份“炒猪肝”加上四两米饭（8毛钱，好贵啊），那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美味的“炒猪肝”，从此就“破戒”了。
偷回北京，好心的同座大哥
从开远到昆明的车是夜车，非常拥挤。白天坐的是从河口到开远的车，乘客多是短途旅客且多是山里人和少数民族。从开远到昆明的乘客中，有了不少工人阶级和城里人。我依然不敢说话，怕口音不地道，一说就露陷。
不过我一直在听到旁边的乘客们聊天。我的座位靠窗口，我旁边那位中年男子似乎是昆明哪个大工厂的，去下面搞外调什么的（就是调查过去有可疑历史的人）。我心想：这不就是专门整人的“政工干部”吗，更加提心吊胆，就靠在车窗闭眼装睡。哄然杂乱中似乎听见他问我是不是下放的知青，我当然要装没听见。
没有介绍信又不得不出行的人，风声鹤唳，举步维艰。在今天，大概只有逃犯才能体会这样的心情。车快到宜良的时候，突然听见五米开外的车厢里面有些骚动，有人说，是执勤军人来查乘客身份的。没有介绍信的人，会被赶下车，集中关起来处理。想起前些日子听说有知青像我一样逃跑，遇见军人上车盘查，只能跳车逃跑，结果被开枪击伤，以带伤之身被押回各队巡回开批判会……。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假装睡着了，听天由命吧。
突然听到身边的中年男子小声说“你莫怕，也不消说话，我会说你是和我一起出差搞外调的。”我轻轻点头，继续装睡，半信半疑，心中仍然惊恐。
执勤军人到了我们面前，那位我的“保护者”十分淡定地把介绍信递上，简单地说“军工单位，搞外调的，这位是我同事。你不必喊醒她。” 那年头，只有最被组织信任的人，才有资格去做“外调”，去查其他人的问题。如果“外调”的目标是需要保密的事，更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执勤的军人十分尊敬地草草看了一眼介绍信（灯光十分昏暗，大概也看不清什么），又见我睡得深沉，还加了一句“你们辛苦了！”这位大哥也迅速接了一句“为人民服务吗！”
军人走远了。大哥细声细气地像在自说自话：“他们不敢再来了，我的介绍信硬气的很”。我感激地睁开眼睛，他轻声说：“好生睡吧！不要讲话了。”他好像还含糊其辞地说了句什么，大概是提醒我从昆明北上的路上，还有可能遇到盘查。我其实有个打算，到贵阳之后，请贵阳电视台的九婶（她1968年从清华无线电系毕业分到贵阳，是贵阳电视台的创始人）给我开张介绍信。
小火车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到了昆明站。出站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大哥，大哥小声说“先一起走，出去之后再分开”。到外面之后，人很多，有接站的，送站的，拉货拉人的，熙熙攘攘……。大哥小声说“你可以走了”。我想说两句感谢的话，他说“快走吧，一路保重！”
这位昆明大哥，就这样与我萍水相逢，拔刀相助，又各奔东西，我甚至没有正面看过他的脸。在朦胧的晨曦中隐约看出他的关心和一丝忧虑。
偷回北京— 铁路职工小姐姐
小火车凌晨到昆明，下午才能去乘昆明到贵阳的大火车，时间很多，我自己慢慢步行去到大火车站，当时叫“昆明新站”。
“新站”的内部装修尚未完工，没有开放候车室。过去的两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觉，十分疲劳只好自己搬了几块砖头，坐下靠着车站门口的柱子歇息，也在担心去贵阳的一路能否闯关成功。
我靠在那里昏昏欲睡。朦胧中看见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年轻女孩向我走来，问：“你还好吗？是不是生病了？”我说“没得病，只是两天没睡觉。”她说：“你跟我来好了，到我那边去休息一下。”我很好奇地问：“你住在哪里？”她说“我是铁路员工，住在集体宿舍，你跟我走，就在那边，两分钟就到了。”
我当时昏头昏脑地就跟着她走，到了一间宿舍，里面没有人（好像有两张床）她指着一张床说：“这是我的床，你睡吧。”我说“谢谢！我外面的衣服很脏，可以脱下来再睡吗？”她说“没关系，那是我的被子，你盖上，别着凉。”
接下来的事情我就记不得了，似乎是立刻倒头大睡，没听见她还说了什么，也也没看见她什么时候离开的。后来在手术台被打了麻药也是这样，前一秒还在和护士说话，话没说完已经昏迷不醒，再醒来仿佛再世为人。
小姐姐的床好神奇，我一觉醒来，神清气爽，已经找不到她，房间里只有我一人。我叠好床铺，写了一张感谢的条，就拎着手提包往外走。我没有手表，不知道当时的钟点、也不记得来时路。
一出门没走几步，就发现自己已经是在站台上，就是说，不需要过检票口那一关了。一列火车稳稳当当地停在那里，牌子上写着去贵阳，人们正在上车。我也去上车，可那列车员一看我的票就说“你那班火车已经开走两个钟头了”。
我说“那怎么办？我还让人去接站呢。我可不可以上这班车？”说着就要上车，列车员说“你买的是慢车票，这是快车。你先去签票窗口签票，补交快车费用，然后再来上车”。我立刻飞跑出站，还好签票口没什么人，交钱签好票，又飞奔回来，火车竟然还没到发车时间。
上车之后发现车厢当中没几个人，可以躺下睡觉。又睡了一觉醒来，就问列车员几点能到贵阳。这时候发现这班快车比我原来打算乘的慢车，要早到4、5个小时，我立刻又发愁了，我没有九婶的地址。难道又要在车站待半天吗？
火车进贵阳站时，我看见一座电视塔立在一座小山上。
我就朝着小山走去，爬上山，才发现山上只有一间小工具房，不像有人住过的样子。我下山打听，当时贵阳电视台还在储备阶段，没有人知道，还被人引去城里的电报局。
只好再次爬上有电视塔的山头，绕着圈对山下大喊：贵阳电视台在哪里？喊了一阵子，隐约看见山下的一排房子中有人走出来，可能把我当成精神病。我对着那排房子下山，这回竟然让我蒙对了，那就是电视台的宿舍。九婶满脸诧异地问“妳的车不是在三小时之后到吗？”听我说起这一路的遭遇，她哈哈大笑。
第二天，她去上班。我在她的抽屉中发现一枚“贵阳电视台”的公章和一些公用信笺（他们当时还没有正式办公室，办公用品都在宿舍）。于是我自作主张给自己开了一张介绍信。后来终归觉得自己太鬼祟，就告诉了九婶，她再次哈哈大笑，说“希望这封介绍信带你平安回到北京。”
我从此不再惧怕路途中会被抓住送回河口农场，或者押到哪里去办学习班了。
好久之后，有位好友告诉我，他当时有一门绝技：用一根圆润的水萝卜刻公章，也帮助了不少“逃跑”的知青呢。
成为基督徒之后，常常说困境中有神的保守，我想说的是：即便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祂也一路派天使保护，让我的旅程都有惊无险，平安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