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到一个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朋友的消息，据说他正陷入失业和负债的困境中。原以为他会有一个相对富足的生活，谁料到这一两年经济恶化，尤其是新冠疫情和政府对教培、互联网、游戏等行业的打击，他的“中产阶级”梦便戛然而止了。他是搞软件开发的，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主要为教培行业写程序，人家兴旺时，他也不愁没有生意，但是今年教培行业突然遭政府整肃，于是殃及池鱼。他联系我，问是否有熟人在防疫部门，听说全国成立了不少核酸检测公司，还有推出各种各样“健康码”、“行程码”的机构，或许需要人写相关软件。我说可以介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老同学给他认识，但是因为疫情，已经两年没有回国了，不知道老同学的情况是否有变化，先通过微信打声招呼。
几年前，人们还津津乐道小康的日子轻松可得，努力工作挣钱，买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宅，买一辆小车，让儿女接受良好教育，是实实在在看得见莫得着的东西。“胡润百富”和“金源投资”合作的《2018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说：“在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均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而‘扩中’是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关键，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前社会发展下的政策驱动、产业经济驱动及高等教育发展驱动等因素下，作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的支柱力量，未来 10 年中国中产阶层规模及其财富值将持续扩大。” 言犹在耳，他们中不少人迅速返贫。即使所谓“中产阶级”中属于政府部门和国营单位的官员和职员，以及与体制关系密切的人士，也开始有减福利、减薪水的忧虑。
我认识的这位老兄创业之路表现普普通通，承受不了政治、经济变化的大风浪也在预料之中，相信原先独立生存的中产阶级人士，不少人已陷入困境了。
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内涵是很浅薄的，只有经济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含意，而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政治意识，则是他们所没有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中产阶级的公民色彩还多多少少有所表现，1989年民主运动蔓延至300多个城市，不仅学生而且所有类型的城市居民都卷入其中；反对兴建垃圾焚化厂和化工厂的环保运动也不时兴起；在弱势群体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中，中产阶级人士最为积极。
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完全变成了一种由犬儒主义支配的经济动物，大多数成员固然不会为其他阶层人士的利益与体制发生冲突，即使自身利益受损也尽量避免挑战体制，在众多的调查中，中产阶层的受访者都对中国的威权体制表现出高度的支持。既然如此，也就注定他们逆来顺受的性格了。
“中产阶级”有名无实，不如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更贴切一些，因为在中国，政府和权贵资本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人们要有过得去的生活或从中分利，就得依附体制。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属于国家或由国家控制的大学、医院、媒体等机构员工构成。大多数的医生为国有医院工作，大多数的作家为官方的作家协会写作。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不能越过政府容许的限度。人们普遍觉得这类工作体面，是铁饭碗，比多数私营企业有更多的附加利益。即使是私营企业，不少也要靠依附体制挣钱，与官员关系越密切，生意门路就越多，完全独立的私营企业多是小规模的，在经济中并非主流。
不少人认为，中产阶级是文明社会的“标配”，是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然而，看清楚中国“中产阶级”的本质，它不过是权贵资本的附属物，一个寄生阶级，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而兴衰，国库充盈时，政府给施予他们小恩小惠，例如增加福利，增加补贴，国库空虚时就取消福利，减少薪水，他们没有独立生存的本事，指望这个阶级的壮大能够给中国社会文明带来进步，原来是一场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