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届是初中最后一次考高中的，全班三分之一考上了高中，其它考上中专技校和半工半读学校，还有一些没考上的进工厂当学徒。我们读了一年书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止了正常教学，“抓革命促生产"时还被分配到工厂去劳动，在学校毕业分配时碰上“上山下乡一片红"的政策，中专技校和半工半读学生中也有被分配到上海支援内地的工厂，那些工厂都在小三线内地，几乎都在中西部山区环境条件落后的地方。读高中的毕业分配只有上山下乡，你就是没兄弟姐妹，父母生了你一个孩子，当时也得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作为知识青年的一员，你没有选择的余地，被安排去的地方又都是些落后的穷乡僻壤，在农村农场手掌都被磨成了坚实的老茧，也看到和体验了中国的农村现状是多么地落后。插队的知青每年的劳动只能够维持填饱肚子，一年辛苦积蓄的钱只够买一次来回上海的车船票，以及路途的费用。衣服从去农村就没添加过，想买辆上海产的自行车都是奢望，为了逃离苦难，许多知青伪造工伤残疾，即使办回上海也只能在里弄街道找一份低微收入的工作，还有就是托亲戚朋友帮忙调离到上海近点的农村，当时许多女知青都被因出嫁而庆幸，结果往往都不幸福。当时参军是最令人羡慕的出路，当时苛刻的身份条件要求阻却了许多想热血报国的知识青年，那些宣扬苗红根正提倡划分阶级成分，使许多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成了贱民，他们没有资格凭自己的本领和知识参加招工参军，也没有选择有技术含量工作的权利。能被分派到农场相对生活环境稍为比插队落户好点，尽管在田里干活，每月有十几元的工资，除了每天吃食堂买饭票，买一些日用品外，如果节省点还是可以有些多余，如家里有急事，还可以请假回去，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不会像插队的知青种田靠天吃饭，碰到天旱水灾，粮食没有收成，一年的辛苦就算白干了。下乡知青的出路大都希望碰上当地工矿招工，他们才有可能被幸运地调离农村，做工人总比农村强，至少生活温饱每月有工资拿，而不是当农民，一年要到收成后才分到粮食和少的可怜的工钱，在当时做农民和做工人的待遇条件相差很大，故知青都想早日离开农村去当工人，做工人每年一次探亲假是可以报销车船票的，如果找到对象还可以申请单位分房，尽管房屋面积小简陋，但对热恋中的男女心头还是仿佛中了大奖，有家的地方就成了他们第二个故乡，他们的青春和中年时光的热血都抛洒在了那块土地上。我们这一代结婚生育的年龄又逢上只容许生一胎的政策，每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小孩，如果意外怀孕被检查出来，是要被强行堕胎的，如要躲蔽让小孩生下来，是要受到惩罚的，往往会被罚空家里所有的积蓄，处罚严重的还会被开除工作岗位，在当时如果想做小卖买都是不允许的，以后想找工作更是困难，故当时没有谁敢逾越雷池半步的。那些生下残疾孩子的父母，要一辈子的照顾养育病孩，有些孩子长大了碰到意外事故离世的就成了失独的家庭，再想生育就会有被结扎手术造成的困扰，女性即使取下节育环也不一定再能怀孕了，有些已经超过了生育年龄，他们将在回忆孩子的成长中痛苦折磨地生活着，心情乐观的还能在生活中找寻能给自己带来乐趣的工作和爱好，让自己每天的曰程摆得满满的，这样就少了一些思绪烦恼，只有坚强和乐观他们才能在让人消沉的泥潭里不被陷落。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在对孩子的教育成长中，他们渐渐觉悟到上海教育和学习设施等的先进和便利，为了孩子的前途他们又产生了返回上海的强烈愿望，他们又要经过许多周折许多麻烦的手续，请客送礼盖上一个个通行的图章，孩子才能转回上海寄读，最后等到改革开放，他们被下岗了，才真正脱离了县城工厂，用卖掉在外地的全部家产，侥幸在上海买一套二居室的简陋公房，这些房款都要他们东借西贷的找兄弟姐妹朋友们帮忙，还要去派出所磨破嘴皮总算让全家在上海落实了户口。当然在全国第一次招考大学生能被彔取上大学的，是那些插队落户知青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命运最好，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学到的知识敲开了大学正在开启的大门，他们的前途也渐渐步上了光明，他们中许多出类拔萃的精英成了各个领域的继承者，也是全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有进入高校学习后又去教学师资发达的欧美大学升造的同学，他们中许多人被西方自由舒适的生活和没约束压力的研究环境所吸引，他们都是虽身在曹营心里始终关心着汉的经济发展。后来去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都返回了上海，最晚的有些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他们有的是由于招工去了好的单位，通过自身努力掌握了一门技术，企业的生产需要他们，也有当上了领导，职位上的变迁使他们潜生了许多欲望，生活上的优越更使他们对回上海已不再眷恋，哪里生活的舒适，那里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家。
进入社会后同学们不常见面，一旦相见都还会毫无保留的敞开心扉，诉说各自的经历和对社会的认识，偶尔提起见到以前班上的某位同学，记忆的信息库便会迅速打开，并能很快搜索到以往他的点点滴滴，有些趣事因为常被提起，慢慢成了笑话某同学的“经典”。谁考进了名牌大学？谁出国深造了，谁在事业上作出了成绩？我们都会重复的议论，既为他们高兴，也为有这样的同学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