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讲述了老海归吴友三和白卷英雄张铁生之间的轶事，不禁想起张铁生是怎么改变自己人生的。
就是在1973年，我也参加了文革期间的那次高考。那时我在陕北插队，知青都可以报名，而且可以不上工，复习功课两个星期。凭着记忆我把学过的数学物理公式、化学方程式都写下来，自己给自己出题作。晚上不再听美国之音，而改听中央台，了解形势，背点儿时兴的政治词语。
报考程序还挺正规，填志愿表报考三个大学，检查身体，政治学习，端正态度，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特想回北京，可是又怕三个志愿都填北京的大学，录取的可能性会下降，所以报了一个北京的大学，两个当地的大学。
考试内容很简单，最难的一道题是用三角计算宝塔山的高度。因为报了北京外语学院，所以除了数理化以外，还得考外语。我对外语信心十足，考了英文和俄文，也很简单，朗读翻译几个句子和流行口号。
第二天，负责考试的王老师告诉我，我的外语考全县第一，我已经被北外录取了，而且入校后直接上英语系二年级，学校会马上发入学通知书。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其他考试成绩就不算了吗？王老师让我放心，这里的一切由他们来招生的几位老师作主，让我回去等通知。我那时的兴奋和激动是无法形容的，村里就剩我一个知青了，招工已经冻结了，上大学是唯一离开农村的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出了那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上边”宣布，所有考试成绩和招生名单作废，入学要以贫下中农推荐为主，重新录取。我惶惶不安地在村里等了两个月，度日如年。到了九月，一般学校都开学了，还没有音信，我彻底崩溃了，整天恍恍惚惚。
有一天傍晚，坐在窑洞前发呆。村里的娃从窑坡上跑下来，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和“北京师范大学”，我迟钝的头脑却没能接受眼前的事实。天色已黑，我麻木地走进窑洞，点亮油灯，拆开信封。“你已被我校数学系录取”几个字一点儿都没让我兴奋。荒唐，一定是搞错了。把灯吹了，安然入睡。
第二天，生产队长问我什么时候走，我才朦朦胧胧地觉得，我真的要回北京了。后来才知道，招生的老师们用调包的方法偷梁换柱，把各校原来招生名单上的人名互相大调换，在名单前面加上了当地干部子女的名字，什么粮食局局长的女儿，县委宣传科副科长的儿子，骗过了当地教育局和县委，最后才通过。这样我的名字从北外的名单上消失了，而出现在北师大的名单上。
回到北京，见到院里一位知青，心照不宣地互相恭喜。她说她上北外，我开玩笑地说，你把我的名额占了。她说，你还在乎是哪个学校，能回北京就行了。
是啊，回北京了，上大学了，管他是哪个学校呢。其实不然，学校跟学校大有不同。有的学校按部就班上课，有的学校整天“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工农兵上管改”。北师大属于后者，至少我们班是这样。
我们班，40余人，一个老高三，两个老高一，其他全部是初中文化水平，还包括一堆文革期间才上初中的，实际水平只有小学五六年级。10个知青，1个退伍军人，其他30多人都是农村同学。大学三年，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少，“学工学农学军”时间多。头一年的课程包括小数分数的换算运算（信不信由你）、平面几何（用绘图、土地丈量代替）；第二年开始学一点概率统计，主要是华罗庚搞的“优选法”，没完没了的下厂，然后是邯郸军训；第三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学校停课搞运动，最后学了一点正统数理统计，到北京气象局“活学活用”。毕业前在大山沟里的一所小学实习…这就是我的大学经历，毕业后凭着高中的那点底子，在中学混口饭吃。
我常想，假如没有张铁生，我会上北外，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或外贸部。北外高干子弟多，外交部也许轮不上我，但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是北外英语系毕业的。不像现在，张不开口说我是师大数学系毕业的。我的全部数学高等教育只是严士健教授第一天的“初等数论”，一节课以后就被革命小将们赶下台了。
我的人生轨迹就是这样被那个跳梁小丑张铁生改变了。
毕竟是回北京了，毕竟是“上过大学”，我终生感谢那年为北京知青争取权益、与邪恶势力抗衡的招生老师们。多少知青，因为张铁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人生道路上多了许多坎坷和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