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闲聊的时候，母亲说我小时候打针不哭不闹，“连医生都夸，说这小孩坚强”。
那时候我体质弱，三天两头发烧，还患过黄疸肝炎。母亲送我去附近的区中心医院看医生。
我两手伸出来像麻杆一样细小，医生用橡皮管扎在我手臂上，针尖刺进皮下，细细的挑，挑一阵找不到血管，抬起头揉一揉眼睛，再慌慌张张的换去另一只手继续挑。我一声不吭，静静的看医生，看医生阿姨的头发为什么这样好看。一场病下来，我两手布满针眼。
哪有小孩子不怕打针的？在我长到一个正常孩子害怕打针的年纪的时候，我已经不怕打针了。我知道我身体有病得治，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可以靠哭闹打滚来表达对打针的抗拒，这对我是一种奢侈，我没有那样的资本。这样的心理暗示类似于一种宿命。
后来我上了小学，之前还在幼儿园上过一个半年级的学前班。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个学期都要遇上一两次打针。牛痘也是在那时种的。
现在我来说说在小学读书时经历的打针的事。
早上大家去学校，在教室里坐定，老师进来通知所有人不要离开，坐在位置上等医生来打针（这样的通知从来没有提前告诉大家的）。老师话一落地，班里就有了一些骚动，同学们的脸上表情怪异。几个坐后排的男生故作镇静，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校园里出奇的安静，操场上有一辆医院的车停在那里，有人忙碌的从车上往下搬运小箱子手推车一类的东西，然后分成几组，去往不同的班级。
大家坐在教室里等待，心里绝望的像一群等待进入屠宰流水线的禽类。老师告诉大家，这次打的又是什么针，预防的又是什么病，以及每次都说到的那点意思“从小有个好身体，长大做革命接班人，打击帝修反”。那时这些废话我们统统听不进去，只知道今天每个人逃不过要被打一针。
很快，操场上开始有人在走动，袖管挽卷，小臂举起。再过一会，走动的人多了，操场上热闹起来，嘈嘈的议论传来，好像都是在说打针的话题。外面洋溢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欢快，让我们这些还没有打的人心生向往。
教室的门被推开，几个医生站门口跟里面的老师打过招呼，就捧着器械盒子进来了。一些女生发出了惨笑，零星的夹带着尖叫，由着性子把班里的气氛弄得更加紧张。
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在讲台上熟练的忙碌起来，打开装满针头的铝盒子，揭开纱布，用镊子从里面夹出热气腾腾的针头，拧在玻璃针筒上。再打开一个扁纸盒，取出一支支排放在里面的玻璃针剂，敲掉顶盖，探进针管，抽取药水。最后将针器举在两眼中间，针筒向前慢慢推进，直到针尖飙出一串水滴来。整个过程操作的十分麻利。器械碰撞发出尖利的叮当声，酒精药水棉的气味充满教室的每个角落，让人恍惚感觉好像是身处医院的手术室里。
比我班先打完针的隔壁班的小混混们挤在窗子外面围观，对我们指指点点，挤眉弄眼，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老师跑出去赶走了一批，又来一批。
打针不需要点名的，反正每个人都要打，谁坚强谁第一个来。先上去打的同学给后面的同学带了头，起了鼓励的作用。每打完一个，医生用手迅速拧下针头，扔在盒子里，再换上一个新的消毒过的针头继续。
打完一个出去一个，教室里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拖在后面犹豫不决的都是胆子小的人。在学校这样的环境里大家面对的是同学老师，心里都明白这里不是可以使性子的地方，最怕打针的孩子哪怕眼睛里噙着泪最后也要自己主动走上去挨那一针的。自尊最终战胜了恐惧，没有孩子想成为那个在班里被大家奚落取笑的人。
最后，教室空了，外面满满的都是人。这时医院的车已经离去，大家在操场上尽情欢闹玩耍，似乎是在庆祝一场灾难的结束 ，又像是对刚刚过去的那种紧张情绪的释放。再过一会儿，铃声响了，同学们潮水般涌向教学楼。不一会儿，各间教室里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操场上一队学生在体育老师的口令中操练队形。学校一切又回归了往常的秩序，好像打针这件事从来没有在这一天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