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人类不停的重复同样的错误，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200年前的天花疫苗和今天的新冠疫苗闹剧一模一样. 简而言之，天花疫苗非常有害，在被采用之前从未进行过测试。 它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天花的爆发。 随着天花疫苗的危害和无效性的曝光，越来越多的公众抗议疫苗接种。 然而，随着天花因为疫苗更加肆虐，各国政府反而采取了更严厉的强制性疫苗接种政策。 最终，19世纪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发生在 1885 年的莱斯特。 莱斯特政府被更换，强制接种疫苗被废除，疫苗接种率从95%以上降低到10%以下，被医学界拒绝的公共卫生措施（个人和公共清洁、居住通风采光、病人隔离。。。）得到实施。 这些措施非常成功，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用后，天花流行就结束了。荒谬的是天花流行由疫苗终结的愚民谎言却保留下来了。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医学的神话建立在疫苗接种的基础上，它使我们摆脱了瘟疫和传染病的黑暗时代，因此，既得利益者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个神话。 本文内容主要摘自 Dissolving Illusions:
https://dissolvingillusions.com/
可以在此处在线查看 1889 年的一本简短书籍，提供涵盖许多相同观点的证据:
https://archive.org/details/b2136140x_201805
天花疫苗接种史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大量农奴（经济奴隶）从农村搬到城市，充当新的劳动力。在这些早期的城市中，他们生活在绝对肮脏的环境中，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大多数人都难以想象的（当时的欧洲贵族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疾病和战争来控制人口）。
由于这些危险的生活条件，瘟疫和传染病司空见惯。早期进步人士认为，通过公共卫生计划改善致命的生活条件和减少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比如给予休息时间或不强迫 5 岁的儿童整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随着公众被天花疫苗愚弄折磨并奋起反抗，加入抗议行列，进步人士最终赢得了胜利，通过改善卫生解决了这些致命疾病。 当时最流行的致命疾病是猩红热，它杀死的人比天花多得多，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它随着公共卫生的改善而快速下降，它的下降和天花的下降同步。今天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猩红热以前是远比天花可怕的瘟疫。
英格兰和威尔士 1838 年至 1922 年的天花和猩红热死亡率
现代医学贪功将这些变化归功于疫苗，尽管数据显示相反，重要的是大多数随之消退的疾病都不存在疫苗。 Dissolving Illusions 提供的数据和图表表明，有更强有力的假设可以解释这些传染病的下降。
减轻天花的早期实践涉及故意将天花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这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但也被其他人拒绝，因为它通常被认为既危险又可能恶化而不是改善疫情。例如，一篇 1764 年的文章评估了实施 38 年后种人痘的影响，发现天花病例增加了 41%，天花死亡人数增加了 27%。由于尚未发明皮下注射针头，只能通过用感染材料摩擦手臂上的开放伤口来实现接种。民间传说，接触牛痘似乎可以保护挤奶女工免受天花的侵害，医生曾尝试接种牛痘作为预防天花的一种手段。
1796 年 5 月 14 日，爱德华。詹纳医生从一名他认为患有牛痘的挤奶女工的手中取出疾病物质，并给一个 8 岁的男孩接种了它，然后在 7 月，给这个男孩接种了天花，在孩子接种后，没有从接种中感染天花，宣布他的疫苗将 100% 终生有效（后来说每 10 年一次，最终会持续一年）。 由于没有进行对照实验来研究这种做法，免疫力的判断是基于疫苗疤痕的存在可以保证免疫力的信念，即使是现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承认预防天花感染所需的抗体水平是未知的。 此外，使用现代技术对疫苗进行的研究发现它们含有多种病毒（在最初的天花疫苗接种活动中也观察到广泛的污染和质量控制问题），并且关于这个疫苗的确切生物学起源的争论到今天还在。
对天花疫苗接种的怀疑和反对
最初，詹纳的说法（1798 年首次发表）遭到了很多怀疑，因为许多医生观察到患者患上牛痘和随后的天花，其他人质疑他的研究的基本有效性（一位用詹纳疫苗测试 3 名儿童的医生随后发现所有接种者随后染上了天花，其他医生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尽管如此，这种做法逐渐流行起来，成为医生收入的重大来源，在医学领域越来越受欢迎，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持不同意见的医生的数量逐渐减少。然而，现在相对不为人知的是，许多人确实发表了意见，并发表了文献，其中的数据显示疫苗存在严重问题。
一些例子如下：
伍德。维尔博士在 1799 年为许多儿童接种疫苗后说：“……在某些情况下，牛痘已被证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在 500 例病例中，有 3 到 4 例患者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其中一个孩子实际上已经死亡。”
1809 年，医学观察员报告了十多例在接种疫苗后感染的经常致命的天花（经常在接种疫苗后一年发生），而 1810 年的医学观察员在接种疫苗后发现了 535 例天花（97 例是致命的），150 例严重的疫苗伤害。
1817 年伦敦医学资料库月刊和评论同样发现，许多接种了天花疫苗的人仍在经历天花。
1818 年，拥有 30 年历史的外科医生托马斯·布朗 (Thomas Brown) 在为 1200 人接种疫苗后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案例，无论在哪里引入了疫苗接种……失败的案例现在增加到一个惊人的比例。”
1829 年，描述最近一次爆发的《柳叶刀》杂志称：“它袭击了许多以前患过天花的人，而且往往很严重；几乎要死；在那些接种过疫苗的人中，一些人躲过死亡，但很多人还是没躲过。”
1845 年，乔治·格雷戈里医学博士报告说：“在 1844 年的天花流行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接种者感染了轻微的天花，但大约 8% 的接种者仍然死亡，近三分之二的人患有严重疾病”。
由于对免疫接种的真正担忧，公众普遍反对免疫接种实践。由于当时媒体审查较少，不像今日的媒体充满白色恐怖，经常有报道称接种疫苗的公民死于天花，以及接种疫苗后死于其他疾病。
1829 年，农民、记者和英语小册子作者威廉·科贝特在谈到疫苗接种的失败时写道：“为什么，在数百个例子中，被 JENNER亲自接种疫苗的人后来真的得了天花，要么病死，要么险些逃过一劫！”
1850 年致《汉普郡电讯报和苏塞克斯纪事报》的一封信称，1844 年伦敦天花医院的入院人数比 1781 年接种疫苗开始前的天花流行期间还要多，而天花导致的死亡中有三分之一是在以前接种过疫苗的人。
强制性天花疫苗接种
随着天花疫苗无法像最初承诺的那样预防疾病变得显而易见，医学界将目标从终身“完美”免疫转移到“轻度疾病”，以证明接种疫苗的合理性，这一策略在其他疫苗接种活动中反复出现。
亨利·梅先生在 1874 年 1 月写信给伯明翰医学评论时报告说，由于对这种做法的迷信，通常没有医生报告因接种疫苗而导致的死亡。接种疫苗的人经常被记录为死于其他疾病，例如水痘，或被错误地列为未接种疫苗。
这种对死亡统计数据的破坏给评估免疫接种效果带来了许多挑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作者认为除了死亡总数（与原因无关）之外，没有任何指标可以用来评估 COVID-19 免疫接种，因为这个不好被捏造。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脊髓灰质炎运动（也在书中详述）存在不同的类似问题，其中“脊髓灰质炎”诊断标准反复调整以满足对脊髓灰质炎病例的政治需求。
政府通过逐步使用越来越多的力量强制接种疫苗来回应这种怀疑。 1853 年，英格兰强制接种疫苗，1867 年通过了更严格的法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于 1855 年制定了一套全面的疫苗接种法（这创造了最高法院的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件，这是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州案件）。 Lemuel Shattuck 在 1856 年的一份报告中强调了接种疫苗的必要性，并推动由波士顿市当局实施挨家挨户接种疫苗，同时还指出：““市政府已经规定，任何未接种疫苗的儿童不得进入波士顿市公立学校。”
这种情况是一种强化疫苗的正反馈循环。然而，自然界中的大多数系统都是负反馈系统。当某些事情发生时，它会自我纠正系统并将其关闭，而不是像正反馈系统中那样加速它。
循环如下：
存在一种令人担忧的疾病
↓
接种疫苗被认为是该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
↓
进行了初步接种疫苗运动，使问题变得更糟
↓
由于问题现在变得更糟，因此需要通过接种疫苗来解决它，并开展了另一场运动
↓
这使问题变得更糟
↓
这增加了采取更积极措施来增加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
这使问题变得更糟，并进一步延续了循环，不久之后，政府制定了非常可疑的政策，旨在迫使不愿接种疫苗的各方接种疫苗。
这一过程的潜在驱动力似乎是对疫苗接种的无可置疑的信念，一种可以追溯到天花时代的信念，即通过为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可以结束流行病（现在称为群体免疫），并且政府拥有除了接种疫苗和政府力量之外，解决这个问题的选择有限。
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效果
按照正反馈循环，这些结果随处可见。 在美国境内，随着天花在波士顿的恶化，1855 年，政府颁布了严格的疫苗接种制度。 紧随其后的是 1859-1860、1864-1865、1867 年的天花流行（这些天花流行的规模都与早期的天花流行病相似），然后是臭名昭著的 1872-1873 年的天花流行，它使以前的所有天花流行都相形见绌（1040 人死亡， 每 10 万人中有 280 人死亡）。
到 1868 年底，芝加哥 95% 以上的居民都接种了疫苗。 1871 年大火（将城市夷为平地）之后，通过了严格的疫苗法，疫苗接种成为获得救济物资的条件。芝加哥随后在 1872 年遭受了毁灭性的天花流行，超过 2000 人感染了天花，超过 25% 的人死亡，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1900 年的一篇医学文章讨论了 3 个欧洲国家的疫苗接种。在英格兰，伦敦医院的 9392 名天花患者中，有 6854 人接种了疫苗，9392 人中有 17.5% 死亡。在德国，“官方报告显示，在 1870 年至 1885 年间，有 100 万接种疫苗的人死于天花。”在法国，“每个进入法国军队的新兵都接种了疫苗。在普法战争期间，这支军队中有 23,469 例天花病例。”
大英百科全书 1888 年的一篇文章描述了普鲁士在整个人群中严格的疫苗接种法（包括对学校学生强制重新接种疫苗），指出“尽管普鲁士是欧洲重新接种（增强）最好的国家，但其在1871 年的流行病（59,839）比任何其他北方州都高。”
1899 年，意大利的鲁阿塔博士报告说：“在造成上述 18,110 人死亡的众多小流行病中”，他指出这一死亡率是前所未有的，并且他已从当地卫生当局核实这些疫情发生的村庄“多年来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每年进行两次疫苗接种。”
日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1872 年强制接种成为法律（例如在出生一年内强制接种至少 1 次），并在 1885 年加强法律，要求每 5 至 7 年强制接种一次。从 1885 年到 1892 年，有超过 25,000,000 次有记录的疫苗接种和再接种，但其中有 156,175 例天花和 39,979 人死亡。从 1892 年到 1897 年，共有 142,032 例天花病例和 39,536 人死亡。 1896 年的一项法案规定，所有公民无论情况如何，每 5 年必须重新接种一次疫苗，而在接下来的 1897 年，他们有 41,946 例天花病例和 12,276 例死亡，死亡率为 32%，几乎是在疫苗接种期之前的两倍。”
天花疫苗伤害
虽然官方医学声明总是宣称疫苗接种是一种非常安全的“纯淋巴”程序，但这种观点并不普遍。早期的整骨疗法和顺势疗法（以及其他人）反复详细说明了由天花疫苗接种引起的重要的新型急性和慢性疾病，并认为这不是治疗药物的正确方法。有趣的是，他们报告的许多症状现在被认为是血液中高凝状态并发症的迹象，这一特征似乎与 COVID-19 疫苗接种类似，并且可能由病毒血症引发。这些早期的整体医生经常公开反对接种疫苗的做法，特别是强制接种疫苗（例如，这在由 Osteopathy 的创始人 AT Still 撰写的总结性医学文本中反复讨论过）。
在整体水平上，疫苗伤害很常见。Dissolving Illusions 记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 1859 年到 1921 年（可能被低估的）疫苗导致的死亡与天花死亡数相似。
接种疫苗后最常见的死亡之一是丹毒，这是一种特别漫长和痛苦的死亡方式。新闻界和其他出版物对此有很多报道，1890 年大英百科全书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圣彼得堡等医院，接种丹毒已成为灾难性的流行。
医学文献中也报道了其他不太严重的副作用，例如频繁的黄疸。在 1884 年海军造船厂 1289 名工人的疫苗接种运动中，191 人患有黄疸。1958 年的一项研究详细介绍了 9 例天花疫苗湿疹，这是一种非常罕见且致命的皮肤病，在接种天花疫苗后，其中 2 人死亡，作者指出这种情况的大多数病例可能没有报告（在 1970 年的另一项研究中，作者指出，在 7 例明显可归因于接种天花疫苗的死亡病例中，只有 3 例在死亡证明上列出了接种疫苗）。
历史性的 1885 年公众抗议
随着对疫苗接种的怀疑普遍增加，执法力度增加，无论具体情况或医生建议如何，都没有法律途径可以选择退出免疫接种。世界各地都有关于疫苗接种抵抗者被罚款、入狱或强制接种疫苗的报道，父母经常选择接受这些惩罚，以使他们的孩子免于接种疫苗。
对执行疫苗接种的官员的袭击发生了，骚乱不时爆发。 1874 年名誉教授 F. W. 纽曼的这句话概括了当时的情绪：“在提及 30 年前可能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时，我感到无言的失望——当疫苗已经杀死了一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后，对第二个孩子进行疫苗接种的强制命令，然后将父亲因拒绝而送进监狱。”在《消除幻觉》的第 8 章和第 9 章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这些可怕的命令以及在美国境内对它们的抵抗的报道。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故事发生在英格兰。
制造业小镇莱斯特受英格兰 1840 年法律要求接种疫苗和 1859 年法律要求每个孩子在出生后 3 个月内接种疫苗。由于拒绝接种疫苗会被处以罚款或监禁或两者兼施，因此许多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同意接种疫苗。尽管他们的疫苗接种率很高，但在 1871-1872 年发生了天花流行，感染3000 例，其中 358 人死亡，导致人们对疫苗接种的怀疑越来越多，政府反而加强了疫苗接种任务的执行。 1869 年，针对拒绝接种疫苗者发生了 2 起刑事诉讼，而 1881 年发生了 1100 起（在此起诉期间总共发生了 6000 起，其中对那些因贫困而无力支付罚款的人实施了 64 起监禁和 193 起没收财产）。
1884 年，针对未接种疫苗的人发出了 5000 份法庭传票，这让法庭系统完全超负荷运转。当时当地报纸上的信件显示，人们普遍鄙视该程序的不合理性，以及医学界对过去 80 年来明显失败的危险做法的坚定辩护。
紧张局势达到沸点，1885 年 3 月 23 日，爆发了估计有 80,000 至 100,000 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它由来自英格兰各地的各行各业的公民组成，并得到了无法参加的欧洲公民的支持。游行队伍长达两英里，展示了人群中普遍存在的反对接种疫苗的情绪。示威很成功，当地政府同意并承认了他们对自由的要求。
莱斯特模式
莱斯特市议员布彻先生在抗议活动中发表讲话，并谈到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摆脱天花和致命传染病的最佳方法是使用清洁的水，吃健康的食物，住在明亮通风的房子里，市政府有责任保持街道清洁和下水道井然有序。他强调，如果不这样做，议会的任何行为或疫苗接种都不太可能预防这些疾病。
那年，在抗议之后，政府被更换，强制疫苗被终止，到 1887 年，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到 10%。为了取代疫苗接种模式，莱斯特的进步人士提出了一个系统，即立即隔离天花患者，对他们的家进行消毒，隔离他们的接触者，同时改善公共卫生。
医学界强烈反对这种模式，并热切地预测莱斯特的“巨大实验”将很快导致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尤其是那些没有保护措施的儿童，他们被政府医生视为“火药袋”，很容易爆炸学校（以及许多其他针对他们的仇恨和夸张的言论）。这场天花大灾难将永远成为医学界反对拒绝疫苗的教训。
由于预测的灾难没有出现，莱斯特的天花发病率明显低于其他完全接种疫苗的城镇（范围从 1/2 到 1/32）。对此提出了各种合理化解释，几十年过去后，莱斯特的方法逐渐被公众接受，但即使在 30 年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仍然预测一场灾难即将来临，莱斯特势在必行改变他们的方法。幸运的是，莱斯特隔离和改善公共卫生的新方法的价值得到了世界各地的认可并逐渐采用，最终消灭了天花。由于天花通常需要 6-7 天的密切接触才能传播，因此隔离方法可能是根除天花的主要方法。
悲惨的天花疫苗的历史在今天重演
新冠袭来的时候，我根据成人平均一年感染一次冠状病毒，儿童一年2－3次的简单事实，推论新冠不大会有可靠的疫苗。通过肌肉注射的上呼吸道感染的疫苗,因为越过了黏膜免疫系统,无法产生足够的对黏膜免疫至关重要的IgA,于是防感染能力会低于自然感染的免疫力。在自然感染的免疫力下，人类都要反复感染冠状病毒，有缺陷的疫苗免疫只会更差。不断快速涌现的和已有抗体结合不佳的新变种（Variant of Concern, VOC)； 让人体在遇到新变种时主要诱发针对老病毒的和新变种结合不佳的老抗体，而不产生针对新变种的高亲和力的新抗体的抗原原罪（Original Antigenic Sin, OAS）；在抗体结合不佳时，抗体不仅不能控制病情，反而加重病情的抗体依赖增强效应（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Pathology, ADE/ADP）是压在新冠疫苗上的三座大山。另外，早期临床数据显示，刺突蛋白的超级抗原特性会导致T细胞衰竭。再加上许多免疫学家认为单一针对刺突蛋白的疫苗会加速病毒变异，我认为当时的疫苗政策会把人类推进泥潭。我也四处呼吁早日终结遗祸无穷的荒谬疫苗政策，可惜人轻言微。
尽管人类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还是希望这个时代人们能早日从强推疫苗的荒谬中走出来。改善公众卫生和生活习惯，改变生产方式，提高抗疫手段帮助人类走出了天花和猩红热等致命传染病，对抗新冠也只能走同样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