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孩们》
项美丽 （1953年11月7日，《纽约客》）
像美国人一样，中国人很少用正式称谓称呼他们的要人。
在用英语交流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有时称呼委员长为Gimo，他们这都是从已作古的澳洲人端纳那儿学的，端纳从1934年起就是蒋氏夫妇的外籍私人顾问。现如今，他们更喜欢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头子”。
（张铁锅文外注释：在近现代的西方人眼里，有三个最为人熟知的Generalissimo，一个是东方的蒋介石，另一个是斯大林，还有一个是1939年到1975年统治西班牙的独裁者弗朗哥。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大元帅”，但放在蒋介石身上，实际上指的是“委员长”。这里的Gimo是端纳将Generalissimo简化后给蒋的昵称）
陪同宋美龄去西安救夫的端纳（下）
端纳和宋二姐庆龄（下）
端纳和张学良（下）
多数从大陆来到台湾的中国人都是蒋热心的拥趸；否则他们不会追随他来到这里。老头子总是有他精心挑选出的老伙伴们围绕在四周。
即便如此，他偶尔还是会和他们意见相左。在他动荡的大半生中，每当他想暂别政坛或想进行某种抗议，他就跑去山里隐居起来。他是在浙江的山林中出生的，所以当他的政治事业受阻的时候，他就选择短暂回归山林。幸好台湾是个多山的地方，方便他以他的方式修身养性。台湾中部的ta chi（不知道啥地方）就有这样一个隐秘的所在，日据时代，一个日本王子也在此小住和隐居过，蒋介石也偶尔造访这里。这是他仅有的可以独处的乐土。
冬季的那几个月，老头子住在台北市郊的士林镇的一座西式大宅中，这座七年新的大宅是当时是为了中央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派驻台湾的新总督而建造的。大宅隐匿于一个紧挨主干道的公园的后面，车道入口处安置了警卫，此外，还有一个可供委员长晚间散步的小型私人花园。
夏季最热的时候，蒋家人就搬去草山（后被蒋介石改为“阳明山”）上避暑，蒋在那里有一幢大隐于市的行馆，像那些老将军和老军阀们一样隐居山间。这座行馆紧挨着一座险峻的山峰，曾经是日本人的一个制糖株式会社让他们的领导小憩的日式招待所，他们既可以坐在榻榻米上，也可以沐浴在取自山间的硫磺温泉水中，同时将一望无际的平原尽收眼底。委员长在这里适得其所。
然而不论是在士林官邸，还是草山行馆，蒋都保留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五点半起床祷告，做早操，然后吃一顿简单的早餐。七点半准时离家去办公室上班，他的办公室和其他的政府办公室一起设在台北的介寿馆内。他在这里和美国顾问们磋商，和他的二把手陈诚以及一些政府其他部门的头头脑脑们议政，并了解关乎他切身利益的最新时事。他的整个上午都扑在工作上，直到下午一点才返回官邸，然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他都会呆在家里，如果工作上实在有需要，他也会和部长们顾问们在电话上解决。他的心腹们说这些电话近来很是频繁。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乐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但他还是常常会询问别人的看法。”他的一个心腹告诉我。老头子还是那么固执。他脑子里一旦有了主意，谁都改变不了，而且现在他的这些主意比以前更加任性。
当然，蒋所有的主意都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终点——光复大陆。
49年五月的时候，共产党解放上海，据说蒋和他的一些友人说：“我发誓，如果四个月内我不能收复上海，我一定自杀。” 然而，这样的誓言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惯例，根本没人会跟他较真或等他兑现。
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可能真的是这么想的。现在他一定为不能兑现四年前的诺言而感到深深的羞耻。但因为他一直这么坚忍克己，不畏艰难，他的很多拥趸依然选择和他共进退。
“他真的很棒，”一个政界的新人说，“一个脆弱的男人可能早就自杀了，但他从没有放弃希望，这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
委员长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不会沉溺于快速成功反攻大陆的美梦中。他跟美国人说，如果他能够重新登录几百英里以外的大陆，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和共军打上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他坚信胜利的潮水一定会回到他这一边，许多民众会心甘情愿地冒着生命危险和他共进退。
蒋做的每一件事都充满了戏剧性。
尽管他的生活简单，行事也不像某些欧洲领导人那样带有点自恋式的夸张作派，然而和他相关的事情总难免有些戏剧化。
他身边的随从和警卫的人数逐年增多，倒并不是因为他时刻处在被暗杀的危险中，而是因为，这些从大陆时期就一直跟着他的老人们把自家子侄也领了进来。
蒋每次出行，总会出动一个车队的黑色凯迪拉克加长轿车。所到之处，每隔几百码就有一些提前候在那里的便衣警卫，这些人事先已经获知他的车队经过的具体时间，等他的车队通过后，便衣们也会销声匿迹。
去年夏天，从草山到台北市之间的道路两旁的灌木丛都被清理了不少，而且因为路边的植被都被频繁地焚烧过，所以再长回来也不大可能。（文外注释：连接前文，蒋每年夏天都会去草山，也就是阳明山消暑。除去灌木丛，有可能是为了拓宽道路，方便蒋的车队通过。还有可能是为了安全考虑，这样没有刺客可以躲在灌木丛里行凶。也有可能二者都有。）
警卫，便衣，黑色的凯迪拉克和御用司机都是世林镇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最常见的景象。然而，到了偏僻的草山高处，但凡蒋家人来，就会掀起不小的动静。去台北的主干道一直通往山顶，而蒋的行馆在离山顶不远的一条岔道上。那些凯迪拉克都停在离交叉路口不远的一个长长的大棚车库里，由专人照看。附近还有几户人家，其中一户是美国大使的家。
在凉爽的早晨，当蒋家人在行馆里的时候，附近人家的佣人们便来大棚车库找蒋家的下人们串门闲聊。周围除了一个碉堡比较突兀以外，到处都透着乡村的野趣，绿意盎然，花园的墙上还筑起了花篱。蒋夫人的可卡犬布莱吉躺在路中央小憩，佣人们赤膊的婴儿正在蹒跚学步。直到碉堡里突然响起铃声（连接后文，这个铃声应该是通知扈从各就各位，因为蒋要出行了）——
有时一次，有时两次，有时三次——这些带有信号意味的铃声都是定期变化的。
下人们听到铃声后，马上停止休闲的家庭时光，各自行动起来。
司机们快速奔向他们各自的汽车，警卫严阵以待，凯迪拉克快速被开往岔路口。
铃声再次响起——七点半整了。
车队在主干道集中，然后快速驶向台北，护送老头子去办公室。
要到车队绝尘而去后，警卫们才又松弛下来，下人们又带着自己的孩子出来了。但这一切都没结束，委员长下午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得进行这么一遭，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直到晚上六点半，铃声又会响起。
这次可并不是因为委员长要出行。警卫们又出来了, 一队步行的人们浩浩荡荡朝山上行进。布莱吉喘着粗气，得意洋洋地跑在队伍的最前方。尾随其后的是步履矫健的委员长，他穿着一身长袍，戴着一顶遮阳帽。某些星期天，蒋夫人也会加入委员长，身材窈窕的她总是穿着修身的旗袍，打着一把遮阳伞，虽然太阳早就落山了。
几个警卫随侍其后。
委员长总是会拐到山顶的公路，朝一个小型的社区公园行进。
一辆凯迪拉克跟随着队伍缓慢前行，并和他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等他走得足够远了，他和一起散步的家人们就爬进车里，下山回家。
蒋开始有些苍老了，六十七岁对中国人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很老的年纪了。他倒并不驼背或行动迟缓，但头发花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消瘦，但他的医生觉得他非常健康，而且说他会很长寿，因为他生活习惯良好，从不抽烟，也不暴饮暴食。
然而，他的生活里还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委员长现在比以前更喜欢笑了。
一个近期造访他的记者如此评论：“蒋的笑容看起来很冷酷——又冷又残酷。”
可是一个跟蒋熟识的美国官员却驳斥：“这完全是胡说！他的笑之所以看起来冷酷是因为他的假牙不密合，仅此而已。你要是也戴那副假牙，你笑起来也会那样。”
蒋的业余生活非常简单。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在家做礼拜。委员长和他的夫人都是忠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这一天，他的前妻生的大儿子蒋经国，也会携妻挈子来参加。老头子很享受含饴弄孙的家庭时光，和家人在一起，他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会放弃他自律多年的七个生活习惯，可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惊讶他的变化。他的一位烟瘾很大的老朋友告诉我：“他从不介意我们当他的面吸烟。不但如此，每次造访，他府上的仆从们都会把香烟和烟灰缸放在我们的手边，然而有意思的是，从来没有人动过这些烟。老头子比以前自在了许多，比如说他以前只喝热白开水，但我注意到，他现在也在白开水里加几片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