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七章
廿四叔叔(注 1)
徐家祯
(一)
2010年去福建上杭探望廿四叔叔（左）在村子的田野上摄
我已在不少文章中表明了我的无神论观点。我不相信任何宗教，也不相 信任何主义 —— 因为说穿了，有不少所谓的“主义”其实也同宗教一样，或者不 如说“同坏宗教一样”更为确切。但是，我却相信命运。
不过，我的相信命运，跟念佛吃素、磕头烧香的老太太的相信天命，或 者跟求神拜佛、算命卜卦的先生们的相信命定还是有些不同。我的所谓“命运” 或许与“机缘”差不多。我相信，一个人的“机缘”，亦即“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人的一生的吉凶祸福。而一个人“机缘”的多少，甚至有无，又跟整个国家、 环境、时代和历史错综复杂地关联在一起;至于有了“机缘”如何去及时地发现、 正确地判断、敏捷地捕捉住，或者在“机缘”还没有来时如何去积极地准备、耐 心地等待，却又有人为的因素在内。这一切的一切综合在一起，就成了人的命 运。由于决定人的命运的因素是那么多，因此，命运往往就变得变幻莫测，难 怪人们只好去相信上帝或鬼神的安排而希望能通过祈求或祷告探得一丝天意了。
正因为我相信“命运”，所以我认定某些人的成功除了他们主观努力及天 赋能力和条件较好外，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有较好的运气，也就是有很多好机缘， 并能及时抓住这些机缘;至于某些人的失败，则除了他们主观努力不够及天赋 条件和能力本来就较差外，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好运，也就是好机缘太少，或 者有了机会也无法及时发现并抓住。更惨的是，他们往往看错时机，错误地作 出判断，于是一错再错，“一失足成千古恨”!有时，“命运”甚至能整个地操纵 ——或者不如说“玩弄”——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不幸而有了这样的命运，又能 去怪谁呢?要说明“命运”可以如何摆布人的一生，在我眼前首先出现的例子就 是我的“廿四叔叔”，也就是我在《东城随笔》之四十三至四十九〈三叔祖礼耕先生〉(注 2)中所写的三叔祖礼耕先生最小的儿子。在该文开头，我引用了一 位现居福建的叔叔的来信，那位叔叔就是我要写的“廿四叔叔”。
在同一封信中，他有一段讲起关于他自己的事，他说:
“我看了您的大作(指《南澳散记》——笔者注)，倒 有了个闪念。许多人都说我这四十七年，尤其是前三十五年， 真可写成一个长篇，可表现出一个‘少爷’如何被改造成一个 ‘工人’和‘农民’，最苦时连八分钱的邮票都买不起，更何况看 病。‘贫病交加’在我身上有了最妙的注释。三十五年走了一 个坎坷不平的圆圈......”
我想，他在信里讲得并不错。他的一生确实很有戏剧性，可以作为一个 长篇小说的题材。但是我对写虚构的小说不感兴趣，只想以我所知道的他的生 活经历中点滴事实来证明命运可以如何作弄一个人。
在开始讲关于他的故事之前，我得先解释一下我与他的关系，亦即为什 么我要叫他“廿四叔叔”。关于我的家庭，在〈三叔祖礼耕先生〉一文中已有详 细介绍，这里只需简单重复一下。
我曾祖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即我祖父，很早故世，只有我父亲一个孩 子。二儿子即我二叔祖立民先生，他与二叔祖母共有七、八个孩子。三儿子即 我三叔祖礼耕先生，他先后娶过三位太太，共有十五、六个孩子。除后两位太 太各生一个孩子外，其余孩子都是第一位太太生的。四九年朝代变换之前，我 们这三房人家都住在一所大房子中，两位叔祖的孩子加起来共有二十四个，都 是我的叔叔和姑姑;加上我父亲，在大家庭中属于他一辈的共有二十五人。我 父亲是老大，其余各位我按顺序分别称他们“三叔叔”、“八干娘”等等。“干娘”是 杭州称呼，等于“姑姑”亦即“姑母”。“廿四叔叔”当然就是排行第二十四的叔叔了。 虽然他是我叔叔，其实，他晚我一年出生，年龄比我小，但是既然在辈份上他 长我一辈，我当然仍只得称他“叔叔”了。这种情况在大家庭中十分普遍。
廿四叔叔是礼耕先生第二位太太唯一的孩子。礼耕先生的第一位太太王 氏为徐家生了男男女女十多个孩子后，得急性痢疾去世。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中 国，急性痢疾是致命的，可能在那时的西方国家也一样。不久，礼耕先生就续 了弦，娶的就是廿四叔叔的母亲。据说，那位小姐在未婚前就有算命先生对她说:“不能结婚，否则有性命之忧!”那时，大家对这类迷信似信非信，没有真 当一回事，于是，终于嫁到了徐家来当填房。既然是填房，可见当时她的年龄 已经不小了，至少有二十多岁了吧。在五十年前，女子到二十多岁才出嫁是已 经太晚了，往往只好作填房。至于为什么那位出身不差、长得也端庄大方的小 姐不早一点出嫁?是不是因为顾忌那位算命先生的预言?如果是的话，为什么 后来倒又肯嫁给我三叔祖作填房?这一些问题我也讲不太清楚。现在，所有直 接当事人都已离开人世，大概只有我父母才讲得出一个所以然了。连廿四叔叔 本人，我也怀疑他是否知道关于他母亲身世的详情，因为他从未见过自己的母 亲!
廿四叔叔的母亲，据我父母常对我们说的，是位既贤惠、又能干的妇人。 她跟我母亲关系不错。虽然在辈份上她们是婶婶和侄媳妇，但年龄相差不会很 大。她曾对我母亲说过，社会上，历来“后母”多待前妻子女不好，她要做个好 后母，因此处处注意搞好与前妻子女的关系，经常问寒问暖，把他们当作自己 亲身子女一样。那时礼耕先生第一任夫人的最后几个孩子尚小，还不懂事;而 几位大孩子则已有十多岁了，总对“后母”有隔阂，甚至不愿叫她一声“母亲”， 使她十分伤心，有时在我母亲前流泪。据说，她还做得一手好菜，常亲自下厨， 煮几个仆人做不好的家乡菜，不但给她丈夫、孩子吃，还吩咐下人分送各房， 让大家尝尝。但因此，有时不但没讨别人的好，反而被人背后说是:“想出风头， 好表现自己!”世上的事，往往就那么不公平!
几年后，我的那一位三叔祖母怀了孕，生产时发现是难产，要动手术。 医生用了麻醉药，孩子生了下来，而母亲醒过来后，喝了一碗木耳红枣汤之类 却就呜呼了。据后来诊断，说她从小就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用全身麻醉，心 脏吃不消。那时，人们医学常识不足，也没有定期体检的制度，于是，白白送 了一条命，倒应了算命先生的“不能结婚，否则有性命之忧”的预言。其实，精 确一点说，结婚还是可以的，只要不生孩子即可;或者，生孩子也可以的，只 要不难产即可;或者，要难产也可以，只要不全身麻醉即可。因此，算命先生 最多只算准了三分之一。当然，我们不能要求算命先生那么科学、精确 —— 算 命，本来那就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似是而非的玩意儿。
可怜的是廿四叔叔，生下一小时就成了丧母的孤儿，这倒是他悲剧的一 生的很好的序幕。
注 1: 本文写成后，首先发表于墨尔本的《汉声》杂志 1990 年 7 月第 35 期。这是《东城随笔》 专栏从墨尔本《海潮报》转到《汉声》杂志去后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后来，本文又刊登 在马来西亚华文杂志《蕉风》双月刊的第 456 期上(1993 年 9-10 月)。本文还曾收入 2004 年澳洲国际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东城随笔 · 人物篇》一书中，在海外发行。这次收 入新书时，改正了一些错误，并加注释若干。
注 2: 此文已收入本书(第 3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