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九章
老李(注 1)
徐家祯
(一)
文革前之父亲（约摄于60年代初）
老李姓李，名伯雄，是以前服侍过我父亲的男佣人，我们都称他为“老 李”。
老李来服侍我父亲，那是我父亲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风后的事了。 那次我父亲的中风来得很突然，早上起来觉得左手不灵活，后来就不能起床， 到中午就左半身完全麻木瘫痪，不能动弹了。幸亏当天及时送上海专管脑神经 的华山医院，也幸亏当时尚无“牛鬼蛇神”不得进医院大门的规定，经过医院抢 救，父亲病情稳定了下来，在病房里住了几个星期，就出了院。
人虽出了院，但父亲左半身仍如死去一般，毫无知觉，也不能移动分寸， 仍旧只能躺在床上。再加不知是因为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了影响，还是因为我 父亲原来就有的神经质，他患了严重失眠症，晚上睡不着就要吵别人。母亲不 能白天晚上不睡觉陪他，于是只得请人来陪伴、照料我父亲。但那还是老李来 之前的情况。
当时我们家里真是大大地乱了套:父母亲原来的卧房在三层楼，但父亲 不能行走，抬上楼去不便，一出医院就睡在楼下饭厅隔壁的书房里。书房很大， 足够在沙发和书桌之间放下一张从我三叔叔家借来的两头有摇柄可以调节高低 的病床。床头放了小几，上置药物和医疗器具，书房俨然成了一个病房。
每天早上，我母亲请了一位过去在我出生时照料过我、那时也已五、六 十岁的特别护士彭小姐来看护我父亲，给他按时吃药、打针、按摩左手足、喂 饭、照料大小便。到了晚饭前，又请一位比较年轻、由医院介绍的特别护士来 做夜班，同样负责打针、吃药、喂饭、照料大小便，还特别要她观察我父亲的 睡眠，因为他每一惚醒来都要问护士刚才睡着了没有，睡了几小时。到了第二 天早上如果算起来睡眠不足五、六个小时，父亲就会焦虑不安终日。
白天晚上，二十四小时有两位特别看护小姐照料着以外，还有三位大夫 也几乎天天上门来诊治:一位是身材高大的广东医生，好像是德国医学博士、 神经科专家，曾大夫，后来在文化革命中自杀了。他是来看我父亲的失眠症的。 一位是我们的家庭医生、美国医学博士周颂康大夫，他是内科专家。另一位是 中医，年纪不太大，是上海一位针灸、推拿名医的儿子，每天来给我父亲打针 灸、做中医推拿。(注 2)除了这三位常医，还有亲戚朋友介绍上门客串的医生。 真正是名符其实的“川流不息”。有时一位医生还未离开，另一位医生已经到了， 只好请后来者在客厅中暂候;有时送一位看完病的医生到门口，一开门，另一 位医生正到，刚想举手敲门。真是所谓的“病急乱投医”了。
幸而那时家里政治地位虽已一落千丈，经济却仍无影响，支撑那么一个 庞大而杂乱的摊子并无困难，但正常的家庭生活却被完全打乱，原来简简单单 的生活再也不是风平浪静的了。而且，那时谁也想不到，紧接着又会来一个“史 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冲垮家庭的一切根基，以前那样的生活方式就此一 去不返了。父亲的这场大病恰似那场翻天覆地变化的“序曲”。
医生、护士川流不息了二、三个月，父亲瘫痪的左手足倒渐渐恢复知觉， 能够做些简单的活动起来。后来竟然能扶着护士下病床在地上站一会儿，在椅 子上坐一会儿了，但仍不能走路。医生嘱咐他多活动，以防肌肉萎缩。因为那 时用的两位特别看护都是女的，扶持我父亲、帮他活动时不太方便，力气也不 够大，于是就想到了找男佣。
老李是由人介绍来当男佣的，我们原先并不认识。是谁介绍的我现在已 经忘记，恐怕就是前面提到的特别看护彭小姐。彭小姐说她认识一个人，五十 岁左右，中学毕业文化程度，人很老实可靠，但已失业在家多年，靠里弄救济 金每月八元、十元生活，很拮据，不知道我们愿意不愿意让他来试试。我们当 时并不一定想找一个懂医的特别男护士，只不过想找个一般的男佣人能照料我 父亲日常起居而已，只要人干净、可靠就行，于是就答应让他来试试。讲好的 条件是:每天早出晚归，不管住宿，但每天的午饭和晚饭由我们供给，来回车 钱也由我们负担，每月工资再给几十元(我已忘了是三十还是五十元，大约跟 当时上海一般佣人工资差不多)。老李对这样的条件当然不会有意见，因为既 然来我们家帮佣不算正式工作，所得工资也不算正式收入，自然就不用告诉里 弄而可以继续拿政府救济金。大概跟现在澳洲有的人一边拿失业金一边又去干 一些现金收入的活的情况差不多。而老李有了我们给他的几十块工资，收入顿 时增加了几倍，更何况又省了一天两餐饭钱，怎么会不干?后来记得似乎里弄干部发现了老李有另外收入，停发了他救济金，他来告诉我们，我母亲马上如 数补足他，使他仍无损失，这是后话了。
条件讲妥，双方满意，老李就来见工。记得那是六六年三、四月的事了， 离父亲中风已有三、四个月。
老李是个高个子，又瘦又高，穿一身不太合身的灰布中山装，衣窄而裤 短，再加有点驼背，更显出他的身高。老李头发已灰白，面有菜色、嘴巴微瘪、 皮肤还算细润，一看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而不是“大老粗”。
虽然老李跟我父亲差不多年纪，而且我父亲又刚中过风，但看上去老李 比我父亲更老相一点。再加，他的眼睛实在近视得可以，看东西要凑到眼睛前 二十毫米近才看得见，所以显得有点笨手笨脚的。我们担心像他那样的年龄、 身体、动作，能否胜任服侍一个要搀要扶的病人的工作。
但我们也发现老李确实有不少优点:他是一个老派人，讲话做事彬彬有 礼、轻声轻气，再加带有苏州口音的款款吴语，听上去十分悦耳。他手脚虽不 勤快，但做事十分巴结、主动、小心，令人既满意又放心。于是试了几天我们 就长用了他。
注 1: 本文写成于 1991 年，那时，正值“文革”爆发二十五周年。悉尼《华声报》编辑来约我为 他们的副刊开专栏，我当时曾有打算开一个名为 “文革杂忆” 的专栏，写一组关于 “文革” 的回忆文章。这篇〈老李〉就 是这组文章的第一篇，于 1993 年 2 月 22 日开始连载于悉 尼的《华声报》。可惜，后来该报副刊编辑换人，我也就不再继续为该报作文了。1994 年，此文又曾发表于马来西亚的华文刊物《蕉风》第 462 期(9-10 月)。后来收入 2004 年澳洲国际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东城随笔·人物篇》一书中，在海外发行。这次为收 入本书，我对此文作了一些修改，并加注释。
注 2: 关于这几位医生与我家的关系及他们的遭遇，可详见《山居杂忆》第 47 章《说说沪杭的 私人医生》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