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前是我從中國移民到澳洲後的第九年。當時我的思維方法還是中國式的，我還擁護中共。我剛剛設計完成了公司為聯邦政府做的IT系統，政府非常滿意，技術總監對我非常滿意，所以我並不把我的上級——軟件部經理麥修放在眼裡，和他多有衝突。
公司借著上個系統圓滿完成的聲譽，又接了一個政府的大項目。我自然還是總設計師。麥修說這個項目太大太重要，我雖然能力強，但畢竟只乾過一個大項目，所以他花每天一千澳幣的高價請了一個叫辛格的西裝筆挺、開大奔、資歷極其豐富的大腕兒構架師，來驗證我的設計。
多年以後，我明白了，麥修肯定知道，以我當時的飛揚跋扈，這個大腕兒必定和我發生衝突。
如果這是麥修毀掉我的一條毒計，那麼我百分百中計了。
辛格其實人一點都不壞。但我的設計比較前衛，他很長時間內都沒有看懂，所以他對我的設計提出的第一個評價就是“overly complicated”，“沒必要這麼複雜”。
我一如麥修所料，勃然大怒，根本不想細聽他的意見。
辛格的資歷遠遠高於我，公司上層和用戶肯定不會忽略他的意見。如果我當時能夠謙卑地聆聽，然後仔細解釋，或許可以說服他。就算不能說服，公司上層和用戶看到的是我和辛格各執己見，都有道理，他們也不一定就聽他的不聽我的。但我對辛格嗤之以鼻，自以為有技術總監的支持，沒必要理他，於是總監之外的公司上層和用戶的面前就只有辛格在一次次陳述他的看法，我總是缺席，結果就是大家都信了他，對我的設計失去了信心，只是礙於技術總監對我的支持不敢和我公開衝突。
不知道是不是與他對我的支持有關，反正技術總監不久辭職了。
那時，我不僅和我的老闆、辛格不對付，和用戶也不對付，因為用戶信了辛格，對我的設計多有質疑，我每次都迎頭痛擊。
於是我被從這個項目中移出，辛格做了項目的總設計師。沒有了後台，所有我得罪的人都不再隱忍，我度過了一生中最痛苦的、充滿屈辱的一年。一年後我終於找到新工作，上班第一天，我發現我在發燒。我病了三個月，抑鬱症發作。
我辭職前不久辛格辭職了，他走前對我說：“我從你學到了很多東西。” 他的繼任者仔細研究了我的設計，然後給公司領導寫了一封郵件，說如果他要從零開始重新設計這個系統，他的設計會和我的一模一樣。
現在我明白了，不怪麥修，不怪辛格，是我的心裡的恐懼和因此產生的對異見的仇視，毀了我的一手好牌。
這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統治者幾千年以來的一貫思維方法：“你和我意見不同，你就是我的死敵，我和敵人沒有什麼好談的，就看誰能整死誰。”
時光荏苒。一年前，我設計完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IT系統。公司所有其他的IT系統都要依賴這個系統，這個系統一倒，所有系統一起倒。所以，在完成設計後，雖然信心十足，我還是邀請公司裡另外二個高級構架師，花了整整二天時間，把我的構架設計和幾乎每一行代碼都過了一邊。我的設計經受住了他們的審視，沒有問題，但他們在軟件的寫法（coding style）上提出了許多改進意見。軟件的寫法就好像寫故事的文筆，寫同一個故事，文筆好壞可以天差地別。我虛心接受了他們的建議，一一做了修改，學到了不少寶貴的知識，為此我對他們感激不盡。
二週前，我和一個叫彼得的程序員和技術支持部經理開了一個會。彼得所負責的IT系統是公司的第一個和我設計的新系統接口的系統。彼得的能力和飛揚跋扈比我當年更甚，他因此被他上一個公司的老闆當場解僱，但現在的老闆欣賞他的能力，他一人負責他的項目，和其他程序員基本上不打交道，倒也沒有什麼大漏子。
會上彼得的第一句話，就是指責我的系統設計“令人大惑不解”。
我平靜地說：“我就想告訴你，彼得，公司僅有的另外二個構架師對我的設計進行了逐行的審視。”
彼得說：“這絲毫不能證明你的設計就是對的。”
技術支持經理趕緊把話題引回了正題，我和彼得在會上再沒有更多的爭論。
會後我給彼得發了一個郵件：“彼得，感謝你在會上的反饋。純粹是為了我能夠學習和改進，我希望你能有三十分鐘左右的時間和我聊聊。我想知道，如果我能重新設計這個系統，我應該做什麼不一樣的。”
彼得沒有回。
過了幾天，我又發了一個郵件：“彼得，我還在等你的回應。我實在想知道你對我的設計的反饋。我保證我只聽不說。”
這次彼得回了一封郵件：“我的挫折感主要是因為我當時無法理解你的設計理念。不過在那天會議上我們後來進行的討論，還有後來幾天的討論，讓我澄清了我的疑惑。”
就是說，他沒有指出任何設計缺陷。
在以後的所有郵件和會議上，彼得對我相當友好。在他的系統和我的系統互動過程中出現的所有問題上，他都主動承認自己軟件中的錯誤，主動去修改，再沒有對我的設計提出任何我所不同意的指責。
彼得和當年的辛格一樣，出於對我的設計的誤解而提出我所不同意的指責。
但我的態度和當年截然不同，所以這次我沒有為自己挖坑。
和當年把批評者當敵人，就想讓他住嘴的心態相比，現在我在同事裡面到處鼓勵大家批評我的設計。原因是：
第一，如果他的批評是對的，我改進了我的設計，學習了新的東西，我個人、公司都收益，我還少了一個反對者。
第二，如果他的批評是錯的，我就有了一個消除誤會的機會，也同樣少了一個反對者。
第三，就算是我說服不了他（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有資格批評我的設計的人都是高級程序員或構架師，和他們總是能解釋清楚技術問題的），我的虛心求教的態度也使他對我沒有負面情緒，我的阻力得以最小化。
相反，如果我壓制反對聲音，就算我大權在握，反對者也不會消失。我的反對者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堅定，而那些本來中立的人，因為我拒絕討論，他們聽不到我的看法，只單方面聽到我反對者的一面之詞，就更可能信他們的，這實際上對我最不利。
這個理解，其實就是西方民主的精髓。
西方民主的最重要的頭三個準則是：“代表，代表，代表。”
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掌權者 —— 議會裡面一定有社會所有階層和利益集團的代表。這樣，任何團體的利益訴求都能被其他團體聽到，任何一個黨派、團體為了自己當選、自己的議案通過表決，都要試圖滿足最多人的利益訴求。即便一個團體在議會中的代表只有極少數，勢均力敵的二個大黨之間誰能贏得投票往往就由這極少的幾個議員的幾張票決定。沒人任何政治家敢忽視任何一個議員的那張票的價值。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就最大化地實現公平，沒有一個團體壓制另一個的可能性。
這就是為什麼英國自從17世紀威廉三世時議會掌握國家實權起，就再沒有發生任何動亂。從來沒有一個團體覺得不打碎一切就沒法活了。
就是在當年，北愛爾蘭共和軍在倫敦大搞恐怖襲擊，最大一次爆炸炸死了保守黨主要幹部，撒切爾夫人僥倖未死，北愛爾蘭共和軍的政黨新飛黨仍然是英國的合法政黨，那些暗中策劃恐怖襲擊的新飛黨人仍然和其他政治家一樣獲得政府的高額津貼，和他們坐在同一間議會大廳裡。
英國人傻嗎？正好相反！他們有智慧！
正是因為北愛爾蘭共和軍的利益和訴求一直在議會裡面被聽到，被最大限度地照顧，英國不需要在北愛爾蘭大建“再教育營”，把十分之一的北愛爾蘭人關進去，不需要在北愛爾蘭全境搞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不需要人臉識別，看像北愛爾蘭人就觸發報警，不需要軍警大街上隨時檢查北愛爾蘭人手機，發現有禁止的APP立即抓走，不需要因為北愛爾蘭人留鬍子就抓走，不需要強制北愛爾蘭人喝酒、吃豬肉、驢肉或任何動物，不需要派幹部住進北愛爾蘭人家裡和人家老婆睡一張床，沒有被任何國際機構指責英國反人類罪，但北愛爾蘭共和軍自行放下了武器，北愛爾蘭現在四境祥和。
英國人三百多年前就懂了的道理，現在的聖主還是一竅不通。
這個如此明顯的道理，幾千年以來中國的統治者，除了曇花一現的國民黨，沒有一個能懂一點點。
他們執著地認定，鞏固政權的唯一途徑，就是殺光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當世界的發展不再允許殺光異見者時，他們就每年投入幾千億美元修建起無數的“再教育營”，把所有異見者關進去。不能關進去的，就幹出朝廷，似乎只要反對異見不在身邊，就不存在。
就連汪洋、李克強這樣堅定擁護共產黨，只是稍微還有點人味的，都完全排除出局。
這樣一來，政權裡再沒有任何團體、階層、民族的代表。
高唱“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的人不忠於任何人，只忠於他自己。他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他自己。
這用十個手指都數得過來的一小撮人主動把自己放在了其他十三億中國人和七十億地球人的對立面上。
他們能有好下場嗎？你用腿肚子想也應該能想明白吧？
這就是我所說的千年愚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