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日记》中关于“贺龙案”不是说得太多。下面是关于“贺龙案”的文字。
(949页)(1966年)9月3日吴法宪把揭发贺龙的材料报送林彪。
9月5日毛泽东把林彪转的吴法宪揭发贺龙的材料交给贺龙。事后，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陶铸打招呼，对贺龙要一批二保。
9月6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某些大军区都有人伸手,想在那里製造混乱,企图在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主席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招呼”,对贺龙的野心有所警惕。与会的几位中央军委常委纷纷表态,拥护毛主席的决策和林彪讲话。
（950页）（66年）9月9日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徵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996页）（67年1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有人主张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师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他们是做工作,不是不做工的,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把他们炮轰,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的打倒在车队内并没有炮轰贺x，贺x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他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是资產阶级挑起来的,是资產阶级进行反扑。……
（999页）（67年1月11日）林彪主持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站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
(1001页)（67年1月19日）周恩来、李富春与贺龙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林说你在背后散佈他歷史上有问题,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等。又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之后贺龙失去自由,被关到西队佛寺象鼻子沟。
*宋治国的材料
《日记》中最关键的是点出了吴法宪和宋治国的材料。这就从根本上和“雌煞”的“名著”有了区别。从文字安排来看，可以说，《日记》认为，吴法宪和宋治国的材料是“贺龙案”的起因。
虽然说，《日记》关于宋治国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宋治国的“送”实际上是叶群让他“送”，这里有个“主动”还是“被动”的问题，这在《毛家湾纪实》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宋治国把叶群让他写的贺龙的材料送叶群。”宋治国，不过是小小的一个处长，如果没有人指使，他敢写一个元帅的材料？
宋治国，在《不平系列11》中已经谈过，这里再重复一下。王年一在《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中提到宋治国。
(9)1966年夏，叶群授意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写“揭发”贺龙的材科。详见胡思升《元帅之死一贺龙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前后》。林彪将宋治国写的诬陷材料报送毛泽东。叶群为了遮掩她授意的真相，还做了手脚下。详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P32-33。
王文正在《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中说：
也是在1966年8月，叶群（时任林办主任）把捏造诬陷贺龙的材料，当面口授给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听，指使他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并对他说：“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你的口气写。”同年9、10月，他先后把写的纯系捏造的四份诬陷贺龙的材料送给林彪，然后林彪签发转报党中央。
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都有文字披露宋治国送材料。下面的文字取自《毛家湾纪实》。
1966年8月25日，总参发生了“炮轰某某”的大字报事件。大字报由一个总参下属部门的全体人员联合签名，自然是为了响应“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和受了社会上思潮的影响，也是在执行林彪关于军以上单位开展“四大”的指示。殊不知，这一张大字报很快成了整倒贺龙元帅的开端。
“一个部的正副部长带头贴大字报，炮轰总参领导人，这件事真稀奇。”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自言自语地念叨说：“我看他们肯定有后台，不然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你们看呢？”
赵秘书不敢吭声，我更摸不着头脑。
叶群走后，老赵对我说：“看来要抓后台了，对这种事，我们可千万要慎重。不管主任说什么，我们宁可装作听不懂，也不要参加议论，是非太大。”
过了一阵子，叶群又过来念叨：“某某某部的大字报，肯定有后台。后台是谁呢？……”
我和老赵严守一条戒律：任凭你叶群念叨去，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决不搭腔。然而我心中也在琢磨，叶群在打谁的主意呢？
这几天，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宋处长经常到大会堂来。他有时和在西大厅值班的警卫人员聊聊天，有时也到秘书办公室坐一坐。他作为警卫处长，对林彪的安全负有直接的责任，因此对于他的出出进进，我们都习以为常。
叶群此时对宋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她每次见到他，都热情地打招呼：“老宋，你太辛苦了。你对工作这样认真负责，林彪同志和我都很感谢你。……”由于叶群热情，宋处长见了她就更加毕恭毕敬。
有几次，叶群把宋拉到西大厅的另一端。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一次谈话后，宋来到秘书值班室。
“张秘书，给我找些纸，找支毛笔、砚台……”
“你要练毛笔字吗？”我问。
“不！叶主任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宋表情严肃，但有些激动。
“什么任务？”我想问一句，但语没敢出口。如果是在下边工作，遇有这种猜谜的事，我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嗜好；但在这个是非之地，我不能不小心谨慎些。
宋拿着我给他的白纸和毛笔，自己又从旁处抬来一张小长桌，在西大厅正中间的一侧，作起文章来。我觉得好笑，一个拿枪杆子的人，今天居然在那里操着毛笔，作开文章了。
宋一连忙了两个大半天，把写好的两份材料分装在两个敞口的信封里，直接交给了叶群。
事过数日之后，我才得知，宋在那神秘气氛中所写的东西，都是揭发所谓贺龙问题的材料。
这时我和赵根生才明白：叶群一直念叨的那个“后台”原来就是指贺龙。
贺龙想干什么？林彪、叶群认定，贺龙想夺权！其根据就是某某部的那张“炮轰某某某”的大字报。大字报是某某部某某带头签名的，而某某是二方面军的，是贺龙的老总政，如果没有贺龙的支持，他有那样的胆？他炮轰某某某是想夺总参的权，而总参的领导是林彪所信任的，这是贺龙想夺林彪权的一个信号。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贺龙既然把手伸向林彪，不就等于伸向毛主席吗？……
林彪、叶群整贺龙，就是用的这个荒谬的逻辑。
1966年9月上旬，林彪主持召开了一次军委常委会，说是奉主席指示，就贺龙问题打一下“招呼”。林彪说，有“证据”表明，贺龙有野心，想在军内伸手夺权。他列举了总参的大字报以及驻京一些军事机关发生的一系列“炮打”事件，说这都与贺龙有关。林彪讲话后，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很惊讶。林彪召开这次打“招呼”会，军委常委委员大部到场，唯独没请贺龙参加。贺龙渐渐发现自己的处境反常，想找林彪当面谈谈。由于主席说过对贺龙的方针是“一批二保”，林彪对贺龙的求见无辞拒绝。但这一下，可把叶群吓坏了。
有那么几天，叶群忙得团团转。她亲自坐车去空军、海军；她亲自打电话给装甲兵、工程兵、炮兵和二炮的个别领导人；她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军区某负责人……紧接着，就从空军、海军、装甲兵、北京军区等单位转来一封封“绝密件”，上写林彪或叶群亲收，由于标有“他人勿拆”，这些绝密件都直接送到叶群手里。
这些绝密件都写的什么？我后来知道，这都是揭发所谓“贺龙问题”的。
“张秘书，这些材料你给保存一下。”叶群把一叠厚厚的文件给了我。“这些是经过主席圈阅的文件，内容非常重要，都是些珍品，可不能丢失了。”
我接过文件，简单翻了翻，大约有十多份，每份文件的开头都写着“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席”上面画了一个工整的圆圈，“林副主席”四字则用红油笔圈上。一份文件有三、四页和五、六页的不等，信封都一律别在文件的后面……
“这些材料你可以看看，因为对你们秘书是无需保密的，但绝对不准泄露出去。”叶群坐下来继续说，“对一个人真无法看透，想不到贺龙竟把手伸得那么长……”
我又翻了翻这批材料，翻到中间，我发现有两份是宋某某写的。
“这里还有宋处长写的材料呢？”我觉得好奇，不由地冒出了一句。
“那是宋某某自发地写的。”叶群说，“宋某某是做警卫工作的，经常到反帝路17号去。他是忠于主席和首长的，见有不正常的事，写信向首长和主席反映情况，这很自然。但他写这些材料完全出于自发，没有任何人预先向他布置……”
听到叶群公然扯谎，我觉得可笑。我想直冒一句：“宋某某几天前向我要纸写材料时，说是要完成主任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明明是他奉命而写，怎么能说他是自发的呢？”我偷看老赵一眼，他在旁绷着脸，一声也没敢吭。我也把眼皮搭下，翻着那些揭批贺龙的文件……
一天，叶群为了掩人耳目，特意把宋某某叫到秘书值班室，当着我们几个秘书的面，问宋：“你写的那些揭发贺龙的材料，是真的吗？是，我们就上送；不是，我们就不送。”
宋某某神色有些紧张地答：“是。”
“你不怕打击报复吗？”叶群又装模作样地问。
“为了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我什么都不怕。”
“好，你可以回去了。”叶群打发走了宋，立即请我们三个秘书（赵根生、李春生和我）联名就叶群与宋这段对话写个证明。大家推我整理成文字，叶群看后不满意，又口授了一大段话加在上面，用意不外是证明宋某某写材料是自发的。
我对叶群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把戏十分反感，但又不敢公开反抗。事过之后，我偷偷在那份所谓证明材料的底稿上加了一个小条：“此材料是根据主任（叶群）口授写的，修改处也是主任让加的。”这个底稿和小条将存在档案里，请未来的人们去作评断吧。
比较有趣的是，“雌煞”在转载《毛家湾纪实》的时候，还会加一个注释：“博主按：林彪整贺龙，纯属作者猜测，就凭叶群让宋某写揭发材料，就是林彪要整贺龙？如果是林彪整贺龙的话，那么九一三事件后贺龙为什么没有立即放出来”。这个“雌煞”的脑子是彻底坏了。任何一个读者，只要是脑子正常的，就会问：“如果林彪不想整贺龙，干嘛叶群要让宋某写材料？”“雌煞”当然是绝对提不出这样的问题的，因为她的脑子不正常。贺龙于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九一三事件发生于1971年。这“雌煞”岂非胡说八道？可见“雌煞”已经完全癫狂了。所以，读者可以想象，“四大名著”中找不到“宋治国”三个字。
幸好，《林彪日记》还算是有点明白的，不像“雌雄双煞”这样混账，所以才会把“9月初宋治国将他揭发贺龙的四份材料报送叶群。”写进《林彪日记》。倒是应该问问“雌煞”：“如果宋治国送材料和林彪无关的话，为什么要把宋治国送材料写进《林彪日记》？”
再来看看“雄煞”。“雄煞”有文《“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贺龙案辨析》（原载《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吴称谋主编，世界华语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近2万字。不过要想在其中找到“宋治国”三个字，无异于缘木求鱼。真是：“雌雄双煞”，垃圾一堆。区别在于，“雄煞”说了一句狗屁不通的“在贺龙被整肃过程中，林彪亦有牵涉，附和了毛泽东的决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过程与罗瑞卿倒台一事颇为相似。”宋治国的材料，在“雄煞”看来是“附和了毛泽东的决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即使这是“附和了毛泽东的决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雄煞”也是绝口不提。你去看看两万字的垃圾，能看到多少“林彪亦有牵涉，附和了毛泽东的决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等到《林彪画传》出世，“雄煞”一个马屁拍上去：“文革中贺龙的倒台以及刘少奇的被打倒与林彪无关。”连“林彪亦有牵涉，附和了毛泽东的决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然，“雄煞”所说“其过程与罗瑞卿倒台一事颇为相似”还是有点道理的。1965年5月20日，林府家丁就写了《罗总长到处宣传林彪同志拒绝接见罗荣桓同志》，在“雄煞”看来，这也是“林彪亦有牵涉，附和了毛泽东的决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5月份开始“推波助澜”，一直推到11月，也是够累的。
我们可以看到，“雌雄双煞”对宋治国极力搞人间蒸发，绝口不提。《日记》能够点出宋治国，实属不易。《日记》虽然不是说得很明白，至少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贺龙的倒台，林彪脱不了干系。
《日记》中（996页）披露了林彪在67年1月的讲话，但是用了省略号。王年一在《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可以作些补充：
(19)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诬陷贺龙。他说：“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40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
当然，在“雌雄双煞”的文字中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
*吴法宪的材料
说了宋治国，再说吴法宪。我们来看看《日记》中所说“9月3日吴法宪把揭发贺龙的材料报送林彪。”此事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写得比较详细。
《吴法宪回忆录》：
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
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所列举的“林彪指示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这一条罪状的来龙去脉。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我们这样对贺龙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说我们“编造诬陷”，却不是事实，因为材料是成钧他们写的。我们只是把别人写好的材料转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们编造的问题。
这里就不说吴法宪有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成份。吴法宪至少说明了“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材料是林彪要的”。
吴法宪所说“林彪把我找了去”，所谈的话当然不止这些。王年一的《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说得稍微详细一些：
吴法宪1980年9月4日交代：“1966年8月中旬，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有一天上午林彪约我去汇报情况，即汇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情况，我说：“据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等人交代，会议期间他们曾到贺龙家去谈过，说：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和领导会议，问题很多，又不积极，对开会采取消极态度。贺龙同志回答他们，那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开嘛，继续把会开好。’林彪接着就大肆污蔑贺龙同志，林彪说：‘这不是明明指示他们夺你的权嘛，我早就知道贺龙插了手，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贺龙早就想叫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叫傅传作他们把材料写出来给我，并且写一个报告给我。’然后林彪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我就回来了。”我回来后就叫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他们写材料，他们材料写好后交给我们，用吴法宪、余立金两人名义向林彪写了一个报告，将材料送给林彪。”
《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中说：
1966年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员）写“贺龙插手空军党委”的材料，此时贺龙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可是吴法宪依照林彪的旨意，写了“贺龙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会议，有夺权活动”，说“贺龙是一条黑线在指挥空军党委会”，说“林彪是一条红线在指挥空军党委会”的材料。经吴法宪同某政委签名后，于同年9月3日报送林彪，林彪批转后报送党中央。
1980年12月6日，特别法庭在庭审吴法宪时，他在法庭上供述：“报告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林彪是一条红线’，是我形容的，我编造的。说‘贺龙插手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搞幕后活动’，‘要夺权’等，不是我编造的，那是林彪叫我写的话。”
和《吴法宪回忆录》比较一下，完全合拍，只是《吴法宪回忆录》隐去了“那是林彪叫我写的话”。其实，在“贺龙案”上，不仅有吴法宪、宋治国的材料，还有黄永胜、李作鹏的材料。
《贺龙传》：
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贺龙年谱》：
（9月5日）张秀川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诬陷贺龙。“我觉得他不够正派,对林副主席、对毛主席的领导抵制和有反对情绪。......”
（9月7日）李作鹏给林彪写信密告贺龙同志反对“四好连队”运动。反对林副主席派李作鹏和张秀川到海军工作。
《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中说：
1966年3月，黄永胜由于在诬陷罗瑞卿的“战役”中不力，便给叶群写信：
“……我跟得不好，跟得不紧，我不敏锐……你转来林指示，我是蠢猪。”
1966年10月，黄永胜以特有的政治敏感主动靠近林彪。由于串连，他的孩子来京曾住在贺龙等老帅家。黄永胜命他们火速返回广州，并附孩子们的检讨和他的检讨寄给叶群，并提供整贺龙的情报。
《超级审判》说到李作鹏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当审问其为什么要给罗瑞卿扣三顶帽子时，他不得不承认是对罗诬蔑，并连说：
“我不赖帐。我不赖帐。”
在事实面前，他承认了写信给林彪诬告贺龙。同时，承认其向黄永胜密报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内容。
王年一在《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披露了李作鹏送材料：
不久，林彪召见了李作鹏，诬蔑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李作鹏1966年9月7日给林彪写信，诬告贺龙反对“以四好为纲”，支持海军某些人反对李、王、张企图罢官夺权。他们既颠例了路线是非，又凭白无辜地归咎于贺龙。林彪将此信报送毛泽东。
可见，林彪为了打倒贺龙，真是煞费苦心，动员了三大金刚，尤其是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宋治国”。《林彪日记》披露了吴法宪和宋治国，虽然没有提到黄永胜和李作鹏，也算是不错了。读者会注意《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发表于1992年第6期的《党史研究资料》，而《日记》于2009您出版。
*“雌煞”说“贺龙案”
《林彪日记》提到“贺龙案”不过数百字，其中就提到“宋治国”，可见“宋治国”在“贺龙案”中份量之重。我们来看看“雌煞”是怎么说“贺龙案”的。“雌煞”的文字不多。《林彪画传》2007年出版，《林彪日记》2009年出版。2016年《林彪传》出版。也就是说，《林彪画传》在《日记》之前出版，而《林彪传》在《日记》之后出版。《林彪画传》中关于贺龙的文字如下：
打倒贺龙、刘少奇，与林彪无关
彭罗陆杨被打倒后，手握兵权的贺龙成了下一个目标。
1964年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办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对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立即严加驳斥，并立刻向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向苏方提出抗议。虽然贺龙立即汇报了，但毛泽东怀疑，为什么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要对贺龙说这样的话？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与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提到"兵变"[1]。
张云生回忆：1966年9月6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在军委会议上正式"打招呼"。
林彪说，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某些大军区都有人伸手，想在那里制造混乱，企图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因此主席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招呼，对贺龙的野心要有所警惕。贺龙缺席，到会的几位老帅纷纷表态，拥护毛泽东的决策[2]。
1966年9月10日，贺龙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与林彪谈话。因为是毛泽东的意思，叶群不好拒绝，但极度担心林彪的安全。她布置众多的警卫，由她躲在幕后当"指挥官"，随时准备冲出去保护林彪，直到贺龙离开[3]。为什么叶群如此紧张？在一次接见造反派领袖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这个贺龙，到哪里都带着枪嘛。吴法宪回忆：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隔离贺龙，他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要周恩来亲自去落实。周恩来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周恩来要他立即交出来，然后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4]，失去自由。
林豆豆回忆：林彪、叶群看到贺龙病危的报告，要求尽一切努力大力抢救，并急报毛泽东。1969年8月9日，贺龙在北京301医院逝世。
林彪不禁仰天长叹：一个元帅去世了，难道连个追悼会也不开了？我们这些人也快了[5]！
再看《林彪传》是怎么说的：
可以看到，舒云对于《日记》中所说的宋治国送材料的事坚决不提，也可以说，《日记》打了《林彪画传》的耳光。《林彪传》承认了毛泽东“把吴法宪等人的信交给贺龙”，但是，吴法宪的信是怎么来的？“雌煞”是绝对不提，把“材料是林彪要的”隐藏起来，甚至连“林彪把我找了去”都不提，制造出林彪与吴法宪的材料无关的假象。
这个“雌煞”，真是无可药救了，提到了“张云生回忆”，而对于“张云生回忆”的叶群向宋治国要材料的长篇文字，《秘书》中91-95页，楞是两眼一闭，充耳不闻。
当然，如果你把“有关”的材料，“有关”的人物都抹去了，自然就“无关”了。《日记》的好处，就在于它把被“雌雄双煞”抹去的人物恢复出来了。
*丁凯文又玩起了魔术
《日记》中的时间顺序比较清楚。9月5日毛泽东说“对贺龙要一批二保”，9月6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打招呼，9月9日毛泽东让贺龙“登门拜访”林彪。丁凯文在《“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贺龙案辨析》中说：
在拿下贺龙之前，毛泽东特意在9月5日将贺龙请到中南海以示关怀，毛对贺龙褒扬了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9月9日晚，毛又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然而，就在9月8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开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有军委副主席林彪、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其他与会者还有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等人。根据会议记录：
主持会议的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主席已找贺龙同志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
“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外，贺是最不好的一个。”
“过去早有苗头了，因为不那样紧急，所以拖着没有谈。我从没有同主席谈过。这次他搞到总参来了，利用外事局这样小的一件事，要把杨成武同志搞掉。要打倒杨成武，换上许光达。”
“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成钧开路。”
“空军开会期间，贺那里是地下司令部。”
“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
“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
“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注17）
据邱会作回忆：“林彪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说身体不舒服退席了，叶剑英组织继续开会。军委常委们对贺龙进行了批评和批判，陈毅、聂荣致的发言非常尖锐，平日很少说话的刘伯承也说了不短的批评话。结束时，叶剑英交待会议内容绝不许外传。会后，还扩大了一些军兵种正职首长秘密地到叶剑英家里看过贺龙历史上通敌嫌疑的原始材料，向大家打了招呼。”（注18）
资料来源：
（注17）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载《党史资料研究》1992年第6期。
（注18）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0-71页。
丁凯文，以玩魔术为业。看了丁凯文玩的魔术，真是叹为观止。任何一个读者，看了丁凯文的“林彪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说身体不舒服退席了”，都会以为（注17）中的文字都是“毛主席的指示”。这一段文字，确实是从《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而来，但是其中林彪的这些话并非都是“毛主席的指示”，相反，“我从没有同主席谈过”明显的是林彪所说。可是“雄煞”楞是把《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和程光的垃圾揉在一起，造成林彪所说都是“毛主席的指示”这样一个假象，魔术成功了。实际上，只要看看这里的时间顺序，看看这里的说话口气：“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成钧开路。”“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像是毛泽东说的吗？毛泽东会轻易对吴法宪和成钧的矛盾，对李作鹏和苏振华的矛盾表态？笔者看来，林彪在这里十足是狐假虎威、夹带私货。
这里的“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抖。他的材料很多(参看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33页、34页——引者注)，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很有意思。这些材料来自何处？和“罗瑞卿案”一模一样，来自毛家湾。《毛家湾纪实》中说：
有那么几天，叶群忙得团团转。她亲自坐车去空军、海军；她亲自打电话给装甲兵、工程兵、炮兵和二炮的个别领导人；她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军区某负责人……紧接着，就从空军、海军、装甲兵、北京军区等单位转来一封封“绝密件”，上写林彪或叶群亲收，由于标有“他人勿拆”，这些绝密件都直接送到叶群手里。
“雄煞”说：“其过程与罗瑞卿倒台一事颇为相似”也是有道理的。看看林彪在65年11月30日写的信：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可以看到，两个事件的模式都是：先递材料，后告状。区别在于，“罗瑞卿案”在是收集了材料，一次性交，“贺龙案”是逐渐地交，“罗瑞卿案”中是叶群去告状，“贺龙案”是林彪亲自“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罗瑞卿案”中，叶群告状后召开了上海会议，“贺龙案”中，林彪“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后，开了“打招呼”会。
《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中，在上面一段林彪讲话下面还有一段文字（89页）：
《贺龙年谱》中对应文字如下：
可以看到，“雄煞”不仅抹去了“叶群授意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以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了5封揭发信。”也抹去了“经叶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积极倡议下形成会议决定”。什么原因，读者想必都已清楚：叶群是“雄煞”的“保护对象”。
对于“宋治国”三个字，笔者翻遍了丁凯文的文字，没有看到。对于吴法宪的材料，《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提到吴法宪送材料。
“雄煞”在《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吳法憲回憶錄》》中说的是：
刘震等人为何在文革初起时就迫不及待地在空军内部掀起了倒吴运动？吴法宪认为有两条原因。一是对吴法宪接替去世的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不满，刘震为中央候补委员，上将军衔，而吴只是中将，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刘震对此心有不服；二是刘震等人对刘亚楼不满，刘亚楼任空军司令时作风硬朗，颇有些“霸道”的味道，有时也不讲情面。刘震等人对刘亚楼的怨气转向了吴法宪。但是仅仅这么两条原因就足以构成刘震等人的倒吴运动吗？其背后难道没有更深远的原因吗？吴的回忆对此有所涉及。成钧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曾向军委副主席贺龙汇报空军党委会议情况，说“空军的问题很多，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而贺龙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由此看来贺龙对空军党委的倒吴行为采取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成钧等人后来也写了材料，由吴法宪和余立金送交林彪。吴余二人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致毛泽东和林彪，信中认为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
看看“雄煞”所说，“成钧等人后来也写了材料”，仿佛成钧等人是“自愿”写的。可以看到，“雄煞”所做的，就是坚决把“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材料是林彪要的”隐藏起来，甚至连“林彪把我找了去”都不提，制造出林彪与吴法宪的材料无关的假象。这同《林彪传》承认了毛泽东“把吴法宪等人的信交给贺龙”如出一辙，就是把林彪隐藏起来。《“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贺龙案辨析》（2016年）、《找寻真实的林彪》（2011年，432页）中“雄煞”也承认：
空军党委会议后来因为林彪和中共中央的介入得到平息。林彪特地给吴法宪打了电话，对吴说，“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常委、军委常委和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办事。除刘震和张廷发之外，一定要把空军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工作上、感情上团结在一起，把空军的工作搞好。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要抱着与他们团结共事的态度，不要伤害他们，只要他们检讨认错，表示今后愿意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愿意在三总部的领导之下，在空军党委内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这一点就行了。”针对贺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林彪要求吴法宪写一个材料。在林彪的要求下，吴法宪找了成钧等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吴法宪和余立金还附上一封短信称，空军党委会议有两条线贯穿其中，一条是林副主席的红线，一条是贺龙为首的黑线。（注13）吴法宪、余立金这样的报告有言过其实、夸大其词的问题，但是贺龙未经中央军委常委讨论就擅自对空军党委会表态，无疑有纵容刘震、成钧等人在空军中搞夺权活动之嫌。
《找寻真实的林彪》（2011年）有一节“贺龙案”，（433页）和《“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贺龙案辨析》提到了吴法宪的材料：
1966年6月至9月召开了中共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据吴法走回忆:“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空军常委刘震等人在7月初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其中十条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针对吴法。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与法宪、余立金拿下。而这些人却得到了贺龙的支持。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人到贺龙处汇报空军党委会的情况。他们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贺龙则说:“这个会,与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用,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空军常委会议后来因為林彪和中共中央的介入得到平息。林彪特地给吴法宪打了电话,对吴说,“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常委、军委常委和叶剑英主席的指示办事。除刘震和张廷发之外,一定要把空军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工作上、感情上团结在一起,把空军的工作搞好。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要抱著与他们团结共事的态度,不要伤害他们,只要他们检讨认错,表示今后愿意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愿意在三总部的领导之下,在空军党委内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了这一点就行了。”针对贺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林彪要求吴法宪写一个材料。在林彪的要求下,吴法宪找了成钧等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吴法宪和余立金还附上一封短信称,空军党委会议有两条线贯穿其中,一条是林副主席的红线,一条是贺龙為首的黑线。吴法宪、余立金这样的报告当然有言过其实的问题,但是贺龙未经中央军委常委讨论就擅自对空军党委会表态,无疑有纵容刘震、成钧等人在空军中搞夺权活动之嫌。
“雄煞”说：“贺龙未经中央军委常委讨论就擅自对空军党委会表态,无疑有纵容刘震、成钧等人在空军中搞夺权活动之嫌。”那末，林彪三次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是“经过中央军委常委讨论”？林彪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是“经过中央军委常委讨论”？林彪对吴法宪说“贺龙要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要警惕和防备成钧夺你的权。”是“经过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看看林彪三次讲话：
（15）吴法宪1980年10月14日交代：“1966年12月于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开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的联席会议上，林彪参加了，在讲话中有一段诬蔑贺龙同志的话，大意是：贺龙出身于骡马帮，贩卖鸦片烟土，又当过土匪、军阀，手段很多，对军阀、土匪一套很在行，搞篡军夺权一套是里手，所以他对海军、空军、总参的问题都插手了，揭发的材抖不少。”
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40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
这不是明明指示他们夺你的权嘛，我早就知道贺龙插了手，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贺龙早就想叫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叫傅传作他们把材料写出来给我，并且写一个报告给我。
所有这些，都“经过中央军委常委讨论”？都没有“搞夺权活动之嫌”？林彪让李作鹏、吴法宪写材料，算是有什么“之嫌”？叶群让宋治国写材料，这不是“搞夺权活动之嫌”？
实际上，可以看到，林彪是矛头直指贺龙，是不争的事实。反之，没有资料显示，也不可能有贺龙直接点名林彪的言论。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贺龙案辨析》中说：
大陆官方的贺龙传记将这段过程作了加工美化，贺龙传记称：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与贺龙谈了一次话，谈话时李富春也在座。周恩来说：“我这次谈话代表党中央、代表党组织的。本来江青同志也要来，她临时有事没来。”周还说“林副主席最近讲了很多你的问题，说你到处插手，插手空军、海军、通讯兵、装甲兵。说你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毛泽东百年之后不放心。”“还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夏曦、关向应、你都有责任，这些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不要说了，毛主席不是和你谈了嘛，他要保你，我呢，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接你回来。”贺龙听了周恩来这番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注23）
周恩来口中所谓的“休息”云云不过就是关押审查的代名词，至于周恩来所言的“秋天去接贺回来”一语更是一个让人望梅止渴的遁词。可以说，是周恩来亲自动手软禁了贺龙，亲手将贺龙送进了北京西郊的监管地。1月20日凌晨，贺龙与夫人薛明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部。
看看《林彪日记》中的文字：
(1001页)（67年1月19日）周恩来、李富春与贺龙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林说你在背后散佈他歷史上有问题,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等。又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之后贺龙失去自由,被关到西队佛寺象鼻子沟。
丁凯文，我问你，《林彪日记》是不是“大陆官方的”？是不是在“加工美化”？
*一些日期的疑问
《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中说的是9月8日打招呼，《日记》说的是9月6日打招呼。到底是哪一天？《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说：“(13)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地见贺龙，让贺龙看了林彪报送的关于贺龙的一些材料。贺龙提出与林彪谈话，解释—下。毛泽东表示同意。”《日记》中说：“9月9日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徵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说：“9月下旬，贺龙去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与林彪谈话。”《日记》中说：“9月10日按照毛泽东指示,贺龙应约与林彪谈话。”这些都是矛盾之处，我们看看其他一些资料。
《贺龙传》：
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贺龙哪里知道，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年谱》：
《毛泽东年谱》：
（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贺龙谈话。把林彪指使吴法宪等写的诬告信交给贺龙，并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9月9日）晚上，针对贺龙受林彪等诬陷一事，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次日，贺龙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林彪谈话，明确表示：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比较一下，《林彪日记》中所说“9月6日”应该有误，《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中所说的“9月8日”比较可靠，而《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的另外两个日期都错了。
《贺龙年谱》中的“9月8日，宋治国的信在交送以前”似不确。写信既然在“7-24日”，“作旁证”怎么会在“8日”？胡思升《贺龙元帅之死——贺龙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前后》（原载于198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中所说旁证作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７日”应该比较确切。
凡是在林彪陷害忠良的场合，决不会没有叶群的魔影。
这一次，叶群选中了军队内负责警卫工作的处长，此人名叫宋治国。叶群数次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叫宋治国以自己的名义写揭发信。从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至２４日，宋治国一共写了四封诬陷贺龙同志的信给林彪，林彪立即下令印发。
叶群假宋治国之手写的诬陷信的原件，如今都已查获。这些信，有些纯属捏造，有些十分荒唐可笑。为了立此存照、录以备考，不妨摘引几例：
一、“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的合影，天天看。但没有放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大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１２０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
等等，等等。
既要借刀杀人，又不想留下痕迹，叶群还精心导演了一番。宋治国按照叶群的口授，在写好诬告信后，来到叶群处。叶群当着林彪办公室三位秘书的面假惺惺地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答：“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
双簧演毕，叶群还嫌不足，又叫“林办”三位秘书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７日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无非是证明此事与叶群无关，是宋治国主动揭发的。
总之，在“贺龙案”上，《林彪日记》的好处在于：第一、披露了“9月初宋治国将他揭发贺龙的四份材料报送叶群”，第二、披露了林彪在6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是用了省略号，第三是披露了周恩来在68年1月19日的讲话。所有这些，“雌雄双煞”都是“极力掩盖和回避”的。《日记》的缺点在于，披露的材料太少，没有反映出林彪与贺龙矛盾、斗争的全面。而这是林彪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