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牢狱管理打工人跳楼自杀
富士康资本家在工厂区实行“军事化管理“实质将打工人集中居住，几个月不能回家和外出二十四小时封控在集中营式的宿舍和牢房式的流水线车间，打工人们只能从集中居住地到打工车间两点来回，就如同在牢房里的犯人对打工人进行“牢狱式管理“。造成年轻打工人们身心精神巨大压力，因而迫使农民工打工人在富士康打工以往的一段历史上，造成打工人农民工十多次的跳楼自杀事件。只是人们很快遗忘而已。
台湾资本家私有企业富士康内的《农民工跳楼自杀事件》是闻名世界的大事件。自从连续发生十多起农民工跳楼自杀事件之后，有“记者卧底28天找寻真相“得知，富士康工厂管理好听的是“军事化管理”实质就是"牢狱式管理“或是”奴隶式管理。工厂里有流水生产线，工人从车间到集体宿舍或去食堂吃饭、打工、吃饭、睡觉、再打工。吃饭、睡觉也只是为了活着有力气再去打工，几乎将全身心所有的时间卖给了工厂。然而在一个容纳着40几万人的四面围墙圈着的空间里，如同一个大监狱关着资本家的打手管工狗腿子和大多数的打工人。
而工人们一个个在流水线机器面前的焦虑无奈是很多工人们的共同写照。而且工人们的工资实在太低。迫使很多打工人农民工夫妻分居、父子分离。这样一个心态，他们在几十万人的厂区里面，人海茫茫，彼此都是互相的影子，然后用他们官方的话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有白班有夜班，对同班的可能也都基本上讲不上几句话，即便在集体宿舍里面很多人在一起睡了一个月，如果你不专门去打听的话也不知道其中某个人的名字是什么。工厂里形成一张网均有管工打人监管着不能有小团体产生，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的一个复杂的结点中人们有很多层的关系应该是难以自杀的。但是如果一个人除了工作上的生产线几乎没有其他的集体关系，这么大的厂区没有一个工人可以集会如老乡之间聚会，工人和工人看到的都是彼此相同的影子，这样单一的社会关系之下他们成了一个个孤立的点。在面对机器，在面对一些本来正常人可以解决的焦虑与压力的话，可能最容易的就是自杀。
富士康频繁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震动了社会各界。惊动了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专程来到富士康，就接连发生的打工人跳楼事件进行调查。由特色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专题调查组也已进入富士康。结果可想而知，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有特色政府出面公关危机很快化解。当地特色政府还想要资本家多贡献一点鸡的屁呢。
《富士康》是台湾的一个鸿海塑料小企业，在大陆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1988年，靠走资派特色政府对台资的优惠政策在深圳开办了一个小工厂，开始雇用廉价农民工和优惠政策下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富士康大资本集团。靠着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的扫盲普及教育的红利、人口增长的红利、土地国有化的红利、工业化的红利、基础建设完善的红利、加上雇用廉价农民工和优惠政策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台湾资本家私有企业的富士康资本集团。
富士康科技集团由台商郭台铭一手创办，是全球著名的代工工厂。靠着60余万员工创造的价值，其在2009年位居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企业500强第109位。十几名工人跳接自杀，放在60余万员工这个分母上，特色政府得出结论：这是精神卫生专业领域的正常值。但这些年轻生命以如此密集的方式选择离去，无论如何都不能用简单的除法做解释。
这60余万员工中，工作在生产一线的，多是16至26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受过中等教育，有些读过大学。他们满怀梦想来到这里，又接二连三地从高楼跳下。现实撞碎了他们的梦想，又撞碎了他们的身体。这是怎样的现实？他们究竟被什么击垮？
当时处在舆论压力的中央，富士康资本家高层一边发文限制任何形式的超时加班，一边请专家会诊集团员工的心理问题。富士康集团行政总经理李金明向到访媒体解释，2009年7月的一起员工跳楼事件后，公司就已对员工心理健康给予了高度重视，招聘了一批心理咨询师，设立了能为员工提供心理辅导的工作室，甚至开设了一个宣泄室，里面的橡皮人被套上公司管理层的照片，供员工任意击打以发泄情绪。
受邀到富士康进行调研的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教授，回到北京后，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2010年5月7日晚，她抵达富士康时，离第八位自杀员工的死还不到48小时。樊富珉说，早在2006年6月，富士康就启动了“心灵之约”服务项目，包括设立情感倾诉网站、开通心理热线等，但对于一个拥有数十万员工的企业而言，这个项目“到底有多少员工知道，又能让多少员工享受到帮助和服务”，樊富珉打了个问号。
有媒体报道，今年 4月，在接连3起员工自杀事件后，富士康曾宣布，一旦发现周围同事出现情绪异常，应立即通知心理医师或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将奖励发现者200元。此后一个月中，有20多名情绪异常者接受了治疗，有的被送入精神病院，有的则由家属陪护着回了家乡。一位心理专家得出结论：“大家工作压力都大，为什么只有这几个人自杀了，最根本的原因是个人的心理问题。”是个人的责任？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反对将“十几连跳”的主因简单归结为心理疾病。“哪位专家说了这样的话，我建议他到富士康来，和工人一起工作一天。”刘开明说，“就一天，不用多。挑个轻松的活儿，比如在流水线上往机器里插针，每秒钟插两个，插12个小时，然后再请这些专家开口讲话。”刘开明做了十几年劳工研究，一次，他和一位丝绸企业的老板共进午餐，饭后，他邀请老板一起去流水线上缫(音sāo)丝，“我们就在那儿摇了几个小时机器，老板下来后就说，头已经晕了。”
在富士康一开始，临时工每月底薪900元，扣去社保等费用后拿到手800多元。而公司规定，工作日加班，每小时薪酬是正常工作时的1.5倍，节假日加班则是2倍。富士康实行员工12小时“两班倒”，这其中包括8小时正常工作、2小时加班及午餐、晚餐时间各1小时。曾在富士康卧底28天调查的某媒体记者介绍，因为不加班没法赚到钱，这里的工人都愿意加班，可就连加班这样的机会，也是要跟上司拉关系才能争取到的。
“改善人文环境会对员工心理起到积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心理卫生认知度。”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黄悦勤说，“一个人发烧到39度，周围人都知道他该看病了，可有多少人知道，一个身处高压环境的人，出现什么状况就该看心理医生了呢？”
人们的焦躁日渐积累造成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后，富士康请来五台山最有名的高僧，到园区为死者祈福。“没用的，富士康管理层直接和工人接触得太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刘开明评价得很直接。依他的调查经验，“十几连跳”不过是打工群体自杀事件的一次集中爆发，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富士康是台资企业(后简称台企)的代表，规模庞大，流水线作业，军事化管理。刘开明用“蚊子都飞不进去”来形容富士康的管理严格。“大部分台企的管理模式都是从日本学来的，等级极为森严，员工只能向直接上级报告工作情况，严禁有任何越级行为。富士康中层以上的干部，大多都来自台湾，高层则全是台湾人，大陆员工把这些人统称为‘台干’”。在刘开明的调查中，“台干”是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他们只和大陆员工中的主管层打交道，几乎不怎么和工人接触。
“富士康的工人基本都是‘90后’，大点儿的也不过1986年以后出生，在家里都是宝贝，从学校出来后直接就进了工厂。他们很难适应公司，公司也不会给他们时间适应，只想尽快让他们创造价值。富士康是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企业，工人在接受简单培训后就能上岗，在流水线上跟着机器的节奏干活，变成工具的一部分。谁要是跟不上节奏，就会影响整条生产线，被前后的人埋怨。一天下来，头昏脑胀。”刘开明告诉记者，多数台企都有着一样的工作、管理模式，富士康是其中的典范。员工们每天清晨6点半或7点起床，一起吃饭、早操、唱歌，再按级别的不同穿着不同的衣服进入作业区，他们还经常在半夜被老板的电话叫醒，然后像军队紧急集合一样，在几分钟内整装完毕赶往厂区会议室开会。
这样单调的高压生活，日复一日，疲倦无法缓解，焦躁却日渐积累。“这样的环境，心理有问题的人自然无法承受，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人，长期身处其中，一旦身心疲惫焦虑，又遇到刺激，会做出什么事，谁能预料呢？”
刘开明说的刺激之一，是情感挫折。5月11日跳楼的女工祝晨明，就是因男友移情别恋而情绪失控。挣扎几日后，她还是在母亲的眼皮底下自杀了。“富士康里大部分是女工，有些男工会同时跟几个女孩谈恋爱。”刘开明告诉记者，他曾知道一个班组长就有太太、有情人。“类似的现象，在女工多的厂子都有。没办法，环境封闭，压力大，人总需要找一个情感安慰。”
再者，就是员工间的关系。在富士康的生产线上，每个员工的操作工序都要精确到秒，互相说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正因为如此，同一车间，甚至同一宿舍的员工可能互相都叫不出名字。4月下旬，富士康的工会专门在心理辅导讲座时设立了有奖问答，谁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可绝大多数人就是答不上来。如今，为了改进员工关系，富士康修改了规定，不再随机分配员工宿舍，而是尽可能地让同乡、同生产线的员工住在一起，或自愿组合。
还有大陆员工和台干之间的对立。富士康的合作者吴涛(化名)告诉记者，在富士康，台干和大陆员工的待遇差异极大，台干出入厂区有专属的门，大陆员工只能从另一个门出入。 “为防止夹带产品，大陆员工出厂时须经过安检人员搜查，即使进厂，也不能带电子设备，因为要防偷录偷拍。台干歧视大陆员工，大陆员工也看不上台干，长期下来，彼此间对立严重，”吴涛开玩笑似地形容，“台企里有两个阶级，阶级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2009年7月，负责保管并给苹果公司邮寄16部苹果手机的员工孙丹勇，因丢失一部样机接受调查。其间，他不堪压力，跳楼自尽。在媒体披露的细节中，令孙丹勇“不堪”的压力包括了上司的非法拘禁和“动手”。
打工人农民工们的希望在哪里？虽然不认同心理学家们对富士康自杀事件的分析，刘开明却和他们得出共同的结论：富士康有责任，但不是最大的责任者。“走资派特色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樊富珉也说，希望媒体能将眼光从事件本身拉出来，投射到打工者这一庞大的群体身上。“过度关注只会给企业和员工带来更大的精神和情绪压力。”毕竟，“十连跳”不是简单的员工心理问题，也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以富士康所在的深圳市为例，深圳总人口1000多万，而户籍人口只有200万。就是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的务工者。大量的农民工潮水一样涌入这座城市，所寻求的不过是生存和就业的权利。这也是富士康跳楼事件不断，却仍招工火热的原因。
刘开明说，如今，涌入城市的主力打工族已和父辈有太多不同。上世纪80年代，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很多人没读过书，对生活的预期不高，赚到钱寄回家就很知足。那时，深圳沿海一带打工者的月收入在200至600元，比大学教职员工的工资还高。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GDP一直维持年均9%的高位增长，“大多数国家，一旦GDP持续20年增长超过6%，国民收入都会大幅增加。但在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总量的比重，却在22年间持续下降。民众创造了城市的财富，却没有享受到这些财富。”谈起这些，刘开明不无忧虑。
比起父辈，新生代打工者大多在城市长大，受过一定教育，有些还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习惯了都市的繁华，也自觉地追逐成功，如挣钱、买大房子、开好车。可他们每天在机器边工作10多个小时，每月拿千余元工资，除去基本开销，所剩无几。即使争取到了更好的职位，手中的钞票也不会厚多少。都市的梦想如海市蜃楼，在眼前真实可见却难以触及，又化作重荷，沉沉地压在他们的肩上、心头。
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紧急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这封联名信中写道，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富士康发生的悲剧，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遗憾的是，学者们话音未落，“第十跳”又发生了……
来源：2010年《记者卧底28天找寻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