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是共产党自省而非杀人

延安整风是共产党自省而非杀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在陈独秀领导下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遭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四一二大屠杀。迫使毛泽东等上山下乡组织工农红军，由几百人扩充到近十万的工农红军队伍。后在苏联的王明利用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对国内的王明的代表博古、李德、周恩来下达指示，取消了毛泽东的发言权造成第五次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大围剿，最后被迫离开井岗山逃亡史称《长征》，在逃亡中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领导事必听共产国际的王明指挥屡屡失败。最终到达遵义时在周恩来等的力挺下请毛泽东再次出山，从而终于以近十万的工农红军到达延安时只剩几千人的代价在偏辟的穷山沟延安落脚。但就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还派大量军队团团围住进行剿杀。

中国共产党有了落脚之地之后的1937年11月2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在延安迎接王明回国。这是毛泽东与王明的第一次会面，在欢迎会上，毛泽东说王明回国是“喜从天降”。但是，王明却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给党内思想造成混乱。王明从过去的“左”倾错误又跳到右倾错误，主要原因就是不从实际出发，照抄照搬书本知识，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会后，党中央开展了一次学习运动，强调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党的历史。然而，这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还在作祟，学习活动并不顺利。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重印，并在序言中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被蒋介石国民党军剿杀，只逃出一小部分人。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为了统一党的思想，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整风学习，解决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中国共产党全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

延安整风运动始终以学习党中央规定的《整顿党的作风》等22个文件为主要内容，有阅读能力的党员干部逐渐精读，并撰写笔记，《解放日报》等报刊还发表了许多党员干部整风学习的总结和心得体会，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通过学习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升。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出来，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早在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许多人充分发扬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为在整风运动中开展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开始后，也有一些人没有深刻认识到整风运动的真正意义，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一些单位办墙报，以嘲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中央研究院，借着马灯和火把的光亮看墙报即大字报。阅毕，他认为，这样下去整风学习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并在深思熟虑后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

文艺界思想活跃，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为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专门腾出大量时间与文艺界的朋友交换意见。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毛泽东知道后便与他诚恳交谈，后来又给他写信坦言：“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1942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释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收到了显著成效。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揭发、批判错误如同医生给人治病，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使犯错误的人变成好同志，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动员大家把王明、博古选为中央委员，充分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员干部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深刻认识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热烈反响，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

前一篇报告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报告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报告强调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后一篇报告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清算党八股，就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没有藏身的地方。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五四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所以，党八股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报告详细论列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主要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并强调指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两篇报告分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延安整风结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时局已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会议讨论并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由于美蒋反动派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统治的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

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得我们党里有很多的 “剧团”，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戏班子”；在一个班子里，不论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龙套的，他们都是很亲热的，并且有个原则：我这个班子可以批评你那个班子，但是你那个班子不可以批评我这个班子，这就叫宗派主义。关于宗派主义的实质，毛泽东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毛泽东通过剖析闹独立性问题和脱离群众问题，分析了宗派主义的主观主义性质及其严重危害。

关于闹独立性问题。毛泽东指出，有些人之所以闹独立性，就是因为他们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这种狭隘的利益观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容易产生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为严重的则可能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毛泽东认为，闹独立性的人为了个人利益，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关于脱离群众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宗派主义作风同脱离群众密切相关。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还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由此可见，宗派主义的实质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一心谋私的人必然容易成为宗派主义者；一心为民的人不需要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毛泽东认为，要克服宗派主义，就是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毛泽东认为，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从个人私利和局部利益出发是宗派主义的主要特征，宗派主义者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山头”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私利，最终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结果总是害人害己、使党和人民蒙受损失。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总有一天会出事”，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宗派主义者只联系自己的实际，不联系人民群众的实际；只谋求自己的发展，不谋求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这样的人必然没有好结果。

一些从个人私利和局部利益出发的反共分子，只说一些个别例子就开始加油添醋毫无事实依据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来进行恶毒疯狂地说“延安整风死了多少多少人“纯属胡说八道。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自省而非如同蒋介石国民党那样地围剿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