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不能遗赠 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
如果忘记曾经拥有的自由，我们就可能遭受奴役；如果抛弃历史积淀下来的文明，我们就可能陷入野蛮。正如威尔·杜兰特所说，“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与历史决裂的进步，根本不存在；如果不去了解人类“文明的故事”，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灾难必会重新上演。
11月7日是威尔·杜兰特逝世41周年纪念日，分享一段他的文章。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传承文明的力量。以下摘自《文明的两端》（何怀宏译）：
“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
若以国家、道德和宗教兴亡的全貌为背景，“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进步难道只是每一代自诩“现代”的人，徒劳无益、习惯性的吹嘘吗？
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
在我们这个觉醒的世纪里，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就是科学的中立：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它能为我们建设，破坏起来也更厉害。
现在想来，培根骄傲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多么不合适啊！
有时我们感到，相比于今天我们一再努力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们的目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重在强调神话和艺术，而不是科学和力量，其做法显然要更为明智。
我们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善与恶的特点兼而有之。生活上的舒适与便利，可能已经削弱了我们体质的活力与道德品质。
我们极大地发展了运输方式，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用它来方便犯罪、去杀害我们的同胞，或者是杀死我们自己。
我们两倍、三倍甚至百倍地提升运动速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精神变得更加懈怠，拥有双腿的我们，每小时能够移动2000英里，但我们始终不过是穿着裤子的猴子。
我们为现代医学治疗和手术的进步而喝彩，但愿它没有带来比病痛更坏的副作用；我们感谢医生超强度的勤勉，他们疯狂地与细菌的复活和新疾病进行赛跑；我们也很感谢医药科学帮我们延年益寿，如果这种延长不是被病痛、残废与忧郁所包围的话。
学习和报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能力比过去增加了上百倍，但是有时我们又羡慕我们的祖先，他们平平安安地生活，只是偶尔被村子里的一些琐事骚扰。
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我们也任由阴暗、破烂的贫民窟在城市中溃烂。
我们为摆脱了神学而欢欣，但是我们是否培养出了一种自然的道德伦理——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道德规范——其力量足以阻止我们自私、好斗和好色的本性破坏我们的文明，从而避免陷入贪婪、罪恶和淫乱的泥潭之中呢？
我们是否真的超越了偏执，还是仅仅把对宗教的敌视变成了对民族、意识形态或种族的歧视？我们的风尚比以前更好还是更坏了？
一位十九世纪的游客说：“当你从东向西游历，风尚有规律性地在变坏；在亚洲是坏的，在欧洲也差不多，在美国的西部各州，则是集坏之大成。” 而现在东方却在模仿西方。
为了保护人民不受社会与政府的侵犯，我们的法律是否对犯罪太过宽大？我们让自己享有的自由，是不是已经超出了我们智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
或者，我们的道德和社会的混乱已如此不堪，使惊恐的父母重新跑进圣母教堂，求她管束自己的儿女，无论付出什么样思想自由的代价？
是不是自笛卡尔以来，由于哲学不承认神话在安慰人类和控制人类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导致所有的哲学进步都是一个错误呢？“知识越多，悲伤越多，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
自孔子以来，哲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或者自埃斯库罗斯以来，文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
我们是否可以确定，我们的音乐，虽然有复杂的形式和强大的交响乐团，就一定比帕莱斯特里那的音乐更加深沉？或者比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用他们简单的乐器随意伴奏下的单调歌声，更加悦耳或感人？
［爱德华·拉内谈到开罗的音乐家时说：“我曾被他们的歌深深吸引……比我以前欣赏过的任何音乐都要好。” ］
我们的现代建筑—虽然风格大胆、新颖、令人难忘——与古代埃及或希腊的神庙相比又会如何呢？
或者我们的雕塑，与埃及法老海夫拉的雕像，或者希腊信使神赫尔墨斯的雕像相比，又会怎么样呢？
或者我们的浮雕，与古波斯帝国的都城帕赛波里斯，或者希腊帕特农神庙相比，又如何呢？再或者，我们的绘画，与凡·艾克兄弟或者霍尔拜因的画相比，又会怎么样？
如果“用秩序取代混乱是艺术与文明的本质” ，那么美国与西欧的当代绘画，就是以混乱替代秩序，这不是我们文明堕落到杂乱无章的混乱状态的明显信号吗？
文明史上，进步并不是普遍的
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以较为乐观的偏见选择我们的证据，我们也许能引申出更惬意的思想。
但是，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进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如果它意味着幸福的增加，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子虚乌有的。我们自寻烦恼的能力是无限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总要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幸找出借口。
认为人类和天地万物不值得我们赞扬，这种想法能带来隐秘的快感。
如果用孩子的平均身高比过去高、生活用品也比过去好的例子，来证明现在比过去进步，似乎是愚蠢的——因为可以确定的是，孩子总是最幸福的。
有没有更客观的定义呢？这里，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这是个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最低等生物的标准。
我们不能要求进步是持续不断的，或者是普遍的。很明显，正如个体的发展也会有失败期、疲劳期和休息期一样，衰退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在现阶段对环境控制方面有进展了，进步就是真的。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几乎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有一些国家在进步，也有一些国家在衰退，比如今天的苏联在进步，英国则在衰退。
同一个国家，也可能在人类活动的某一领域进步了，在另一个领域却衰退了，正如美国在技术领域是获得进步了，但在平面艺术方面却是落后的。
如果我们发现，在年轻国家中，像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们的有才之士，都倾向于从事实用类、发明类、科学类和管理类的工作，而不是从事像画家、诗人、塑像家或者作家之类的工作，则我们就会了解，每一个时代以及每一个地区，在追求对环境的控制方面，是需要对一些类型的能力加以引导的。
我们不应该把某时某地的作品，拿出来和人类各个时代中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佳作品进行比较。
我们的问题是，是否平头老百姓也都普遍增强了他们控制生活条件的能力？
现代文明的幸福，历史上不曾拥有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些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生活虽然是不稳定的、混乱的、危机四伏的，但是和无知、暴力、迷信和疾病丛生的原始人生活比较，我们还不至于太过绝望。
在文明国家，最低层的人与野蛮人相比可能只是略有差别，但是，在这之上，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达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这是原始人难以企及的。
我们身处城市生活纷乱的压力之下，有时很想逃避回到文明前的淳朴生活方式。但是，这也只是偶尔的想入非非，我们知道这是对现实工作产生的一种逃避反应。
将原始人偶像化，就像年轻人的其他许多心情一样，也是青春期一种不能适应环境的发泄表现，是自觉的能力尚未成熟、尚未派上适当用场的表现。
“友好而潇洒的野蛮人”也许很开心，但是他要刀不离身，他得吃昆虫，他浑身脏兮兮。一项对现存原始部落的研究显示，他们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生命期都很短暂，体质和速度都不太强，更容易得病。
如果生命的延长表明了对环境有更大的控制力，那么死亡率就宣告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在最近的三个世纪中，欧美白人的寿命已经延长了三倍。
不久之前，殡仪从业者甚至开会讨论到，人类死亡从整体上说变得越来越迟缓，已经对其行业造成了威胁。如果殡葬业者叫苦连天，那么进步就是真的。
在古今之争中，根本就不清楚古人是否胜出。
在现代国家，饥荒已被消灭，一国生产的粮食不仅喂饱自己有余，而且还能出口动辄以百万计蒲式耳的小麦给需要的国家，我们能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吗？
我们不是正在积极地发展科学，由此大大减少了迷信、蒙昧与宗教偏执吗？我们不是正在积极地推广技术，由此能使食物、住宅、享受、教育和休闲活动，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吗？
难道我们宁愿要雅典的公民大会或者罗马的公民大会，也不愿要英国议会或美国国会制度吗？或者仅仅是像阿提卡那样狭隘的公民权就满足了，或是由禁卫军来选举统治者的方式？
难道我们宁愿生活在雅典共和国的法律之下，或者是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之下，也不愿生活在带给我们人身保护、陪审团审判、宗教和知识自由，以及妇女解放的宪法之下吗？
我们的道德尽管松懈，但是真就比荒淫无度的阿尔比亚德斯更糟吗？我们美国有哪一位总统效仿过伯里克利，和高等妓女生活在一起？
难道我们要以著名的大学、众多出版社和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为羞耻吗？虽然雅典有过许多伟大的剧作家，但是有哪一位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呢？
难道阿里斯托芬能够像莫里哀一样，学识渊博又道德高尚吗？德摩斯梯尼、伊索克拉底和埃斯基涅斯的口才，就一定比查真有进步吗？塔姆、柏克和谢里登更高一筹吗？我们能把吉本排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后吗？
在古代有哪一本散文小说，能从广度和深度方面，超过今天的小说呢？
我们可以承认古人在艺术上的优势，但是我们可能有人更喜欢巴黎圣母院，而不是希腊的帕特农神庙。
如果美国的建国者们能够重返美国，或者福克斯与边沁返回英国，或者伏尔泰和狄德罗返回法国，看到我们今天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境况，他们难道不会斥责我们忘恩负义吗？
这种幸福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甚至在伯里克利或者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也未曾出现过。
传播的过程被打断，文明就可能死亡
我们不应当为我们的文明也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死亡而过于烦恼。
正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科林对自己吃了败仗的部下说的那样：“难道你们能长生不老吗？” 生活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文明和中心有机会出现，这大概应视为一件好事。
与此同时，迎接日益崛起的东方的挑战，也许会给西方重新注入活力。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死亡——人死功绩在。
一些宝贵的成果，历经国家的兴衰沉浮而一直存在着，例如火与光的发明，车轮和其他基本工具的制造；语言、写作、艺术、歌曲；农业、家庭和父母之爱；社会组织、道德和慈善；以及传播家庭和种族经验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从一个文明历经危难而传给另一个文明，被顽强地保存下来。它们联接着人类历史。
如果教育能传播文明，我们毫无疑问是在进步之中。
如果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
因此当代最好的成就，就是付出了空前的财力和人力，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更高的教育。过去念大学是奢侈的，是为有闲阶级的男士设计的；今天的大学到处都是，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变成博士。
我们也许超不过古代那些出类拔萃的天才，但是我们的知识水平与平均数已经上升，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
除了孩子外，大概不会有人抱怨，我们的老师还没有根除千百年以来的谬见和迷信。伟大的尝试才刚刚开始，它还可能被不情愿的高出生率或有意造成的愚昧无知打败。
但是假如每个孩子都必须上学并一直学到二十岁为止，而且可以免费进入收藏和提供人类智慧与艺术财富的大学、图书馆以及博物馆，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教育结果呢？
不应把教育仅仅当成事实、年代和帝王将相的资料堆积，也不能仅仅当作为了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必要准备，而是应当作对我们精神、道德、技术和美学遗产等尽可能充分地传承，其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的理解能力、控制能力、审美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
我们现在能够传承的文化遗产，要远比过去丰富。
它比伯里克利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包括了它之后全部希腊文明的精华，又加上了后来的成就；它比达·芬奇时代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除了有达·芬奇的作品之外，还有意大利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它比伏尔泰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囊括了整个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影响所及的成果。
纵然我们有所抱怨，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知识和艺术积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
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
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
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
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
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
试读 | 何怀宏《文明的两端》
融通中西，凝练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链条和绞合机制。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文明史，对中华文明缺乏深刻的亲身体验；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的中华文明史著作，则往往局限于自身。本书兼顾二者，通过分析以儒家文化和雅典民主奇迹为代表的“轴心时代”的成就，揭示出以物质为基础、价值为主导、政治为关键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链条和绞合机制。
《文明的两端》（节选）
引言
何怀宏
一
“文明”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周易》中有“六见”，首先是指个人的一种内心光明、明澈、智慧的德性，如“其德刚健而文明”。其次，也有将此德性引申、教化及推广到天下的意思，如“文明以说，大亨以正”，“‘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以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已经颇有今天“文明”“开化”的意味了，但主要还是在说人文精神和德性的推广与化成，不直接涉及物质和政治的文明。而且，在后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中，“文明”这个概念没有特别地理论发挥。直到近代东亚世界大量翻译西方著述之后，“文明”这个汉语词才被比较完整地用于接近英语“civilization”的词义。
其实，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像今天一样地使用，也不是很早，而是到近代才开始流行。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文明”这个合成词（法语：civilisation）先是于18世纪出现在法国，它开始还仅仅是一个法律用语，指称一种正义的行为，或者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civil）诉讼的审判；其现代含义——“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则出现得稍晚。布罗代尔指出，到1670年代，“civilization”已经在英国流行，并取代了“civility”（教养）一词，尽管后者历史更为悠久。德语“Zivilisation”则轻而易举地植根于德国，与更古老的“Bildung”（教养）并行不悖。
“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意思接近，有时是可以不必严格区分的，如梁漱溟就时而这样使用。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文明”这一概念，我们还是要在两者的比较中加深对其的理解。
第一，“文明”与“野蛮”相对。“文明”首先意味着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其范畴一般不会包括单纯采集狩猎的人类历史阶段；但“文化”却可以指原始社会的文化。如布罗代尔所言，在1874年爱德华·泰勒出版《原始文化》之后，人类学界越来越多地用“文化”来表述原始社会。现在，我们也会将一些地域的考古发现称作“某某文化”。在现实的日常语言使用中，“文明”还可以指一种彬彬有礼的，体现了文明进展成果，合乎礼仪规范，尤其是非残忍与野蛮的行为和活动。但这并不是一种完全的道德评价，“文明”更强调的是行为礼仪方面。就内心而言，在有的思想家看来，原始人也许还要更为心地单纯或淳朴，乃至是“高贵的野蛮人”。
第二，与上面一条相关，“文明”更强调共性、普遍性、普世性，而“文化”则更强调特殊性、差异性、民族性。也是因此，“文明”比“文化”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当我们就一个地域或社会、民族、宗教说“文明”的时候，我们是就其共性而言的；而当我们说到“文化”，就常常已经意味着多元了。文化总是一个复数，过去的文明在相互分离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复数，但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则越来越多地趋同，以致我们可以用“人类文明”或“地球文明”这样的概念来统括它。这时，和它相对而言的大概就是尚未得见的“外星文明”了。
第三，“文明”一定包含“物质文明”，但“文化”却并不一定如此。与“文明”相区别使用的时候，“文化”甚至更多的只是表示一种“精神文化”“精神文明”。这在德语文化中尤其明显。
第四，因此，在移植方面，文明的成果要比文化的成果容易得多。这在物质文明方面尤其明显，但久而久之，它也会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趋同，就像传播到世界的工业革命也会影响到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追求物质的观念上升一样。“文明”的传递是“明”，明白了之后很快就可以照着做；而“文化”的传递则是“化”，大概非得有一个濡染、生长的过程不可。
最后，“文明”有一个确定的历史，有一个大致的共识，即一般都认为，人类文明是从一万余年前开始的，但人类文化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历史。正是基于文明有确定的万年历史，所以，本书也才说“文明的两端” ——文明诞生的一端和文明现代的一端。
总之，“文明”的概念比“文化”更广大，也更固定，或者反过来说，“文化”的概念比“文明”更细微，也更弥散。在区别地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文化”表达“文明”的精神的部分，不那么器物的部分。而作为精神文化的文明，是不大可能被快速移植和挪用的，只能通过生长和培养，即只能“化”，而无法像物质文明的东西那样马上拿过来“用”或“造”。当然，无论物质文明（器物之学）还是政治文明（制度之学），一旦“明”了以后，也不是马上就可以拿过来“造”的，因为物质产品和政治制度的后面也有内在的精神，所以，技术产品虽然相对好模仿，但其后面的科学精神和社会的创新条件却不是那么好学的，制度就更是如此。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给“文明”下这样一个定义：文明，就是一定数量的人们，具有一定的可以持久固定群居的物质生活基础，形成了或者正在走向一定的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的精神生活形态的人类开化状态。也即，文明一般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物质文明，包括劳动的分工、稳定的物质生活来源和剩余收益，以及相当规模的聚居，如城镇；二是政治文明，包括出现了国家或国家的雏形，或者正在走向国家，且可能也要容纳其中局部和暂时的政治秩序的崩溃；三是精神文明，不仅有精神的内心生活，还有精神的外在形态和成果，包括文字，或至少丰富精致的口头语言，有各种可以流传和留存的精神产品，有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念等。
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文明”。
二
解释了我所理解的“文明”，我这里再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两端”。
人类文明是一个过程。它有它的历史，有它明显的开端和发展到今天的成就或形态，也就是说，有其“前”“后”两端。但是，说到“前”“后”时，却有一些歧异需要辨析，这也涉及我们的观察视角。
当我们作为当事人、介入者或生活者处在一个行进的序列中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是在向“前”行进；而当我们偶尔回望的时候，感觉则是在向“后”回顾。“前进！”“向前进！”常常是激动人心的口号，就仿佛我们走在世界的前列，正在创造前无古人的事业。但是，当跳出这个序列 ——当然实际只是在思想上跳出 ——来观察这种行进的时候，我们的“前”“后”概念却要颠倒了。
如果将人类文明的历史看作一条带时间箭头的线段，我们会说，恰恰是那些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是在向“后”移动，是处在这条线段的“后”端。如果一个人跳出来观察和思考，可能会影响他行进的步伐，但这种客观的观察和反省，是否恰恰体现出人的某种优越性？和其他动物相比，似乎只有人能够进行这种反省，或者说，唯有人是一种能够做二阶思考和深度反省的动物。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前一种次序是行动轴，主观的方向轴；后一种次序是思考轴，客观的时间轴。作为行动的主体和作为反省的主体的“前”“后”是不一样的。作为行动者，“前景”“前途”“前瞻”中的“前”，却正好是时间轴上的“后”。前一种是行动者的主体或主观视角，后一种是反省者的客观或旁观视角。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甚至需要同时保持这两种视角？其实，所谓“保持两种视角”，也就是能够跳出来，再增加一个客观思考和反省的视角。
本书采取甚至推崇的，就是这种观察者和反省者的视角，并试图借此客观地观察和反省文明，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恰当地向前走，而不至于成为盲动者。我们要向“前”走，但也要时常向“后”看，而历史地看，那“后”恰恰是居“前”的。
从人本身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是比我们老的人，那些唐宋的人、先秦的人就更古老了。但是，他们其实是处在人类的童年。培根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和古人相比，我们才是富有经验的“老人”，而他们却是“幼者”。而且，这“童年”又是处在文明开端的时期，所以，观察他们不仅是对开端和先人的尊重，还可以由此看到文明的“初心”、根源甚至根本。尤其当人们忘记这根本、不顾危险一味前行的时候，就更有必要回溯文明的本源了。就像做哲学的人，每当思穷力竭的时候，经常有必要回到哲学的童年，回到古希腊人的哲学，从那里吸取古老而又常新的智慧。
当然，我这里采取的虽然主要是一种观察、描述、思考和反省者的视角，但不可能排除，也无意拒绝介入者的视角；尽管这种介入还是集中于解释和反省，而不是直接指向行动。每个活着的人都嵌入和置身于文明之中，都无法是完全的旁观者，而必然同时也是介入者。
介入者也有两个类型：一个更多地表现出行动和实践者的特征，一个更多地表现出观察和思考者的特征。前者想得比较多的是“前进”，甚至“加速前进”，且不仅是自己前进，还要推动甚至迫使他人和社会前进；而后者想得比较多的则是“瞻前顾后”，对先贤，我们常常是“瞻焉在前，忽焉在后”。“前瞻”有必要经常回到“顾后”，甚至可以说，我们主要的可用经验和思想资源就在“过去”，当然最好是一直连接到“现实”的“过去”，一直通到今天的“过去”。我们也可以用理性的推理及想象力来预测未来，但一些基本的思想素材还是我们的已有经验和智慧。
我们要鉴古知今，从过去来了解未来。正如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历史虽然有可能被滥用，但也有可能几乎不被思考和运用。旁观有助于介入，介入也能帮助旁观。但知识分子可能更需要一种旁观、通观或统观。也就是说，要进入历史，观察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认识我们已经介入其中的现在和正在创造的未来。
不过，本书想探讨的只是文明的“前”“后”两端，也就是说，不是全面的、全部的文明史，而是省略中间大块的前后两端：前端是指人类将要进入文明和进入之后一直到物质基础、政治秩序和精神文明的形态基本确立，即几大文明的根本价值观开始分流的一段时间；后端是指人类进入思想启蒙和工业文明以来的时代，尤其是进入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
也就是说，我实际关注的是两个时段：一个是文明诞生的时段，也就是从奠定物质的基础，到出现政治文明，再到出现引领各自文明走向不同道路的精神价值的创造。尽管人类的早期文明出现在不同的地域，但物质的基础是基本相同的，到政治的文明则已经出现一些不同，但更为不同的是精神文明的形态。当然，在所有这些不同中，各个文明还是有作为人类的某种共性，且精神追求在奠定物质基础和形塑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就已在起作用。
另一个时段则是文明的现代，也就是人类文明诞生后一万余年、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这一端。文明在这一端似乎陡然加速，一面是集中于社会的价值平等乃至全面平等，一面是集中于人类对外物的认识和控制。这两个方面其实也是相辅相成，可以归为一个方向的，而且人们已经在舆论上将这个方向的变化视为“正当”，视为“进步”了。
换言之，本书关注的文明两端，一个是文明的诞生一端，一个是文明的万岁一端。文明已经有了一万余年的历史，这历史相对微观生物乃至个人很长，相对于其他有些物种，更不要说非生命的地球和宇宙，就很短很短了。但这短暂的历史中却包含着巨变，更准确地说，最大的巨变就发生在文明万岁之后，表现于近代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高科技革命、民主浪潮、大众社会的兴起等事件。
当然，即便都是观察和思考，因态度的不同，文明的这“两端”，既可以被理解为“低端与高端”，还可以被理解为“开端与末端”，或“首端与尾端”。这就要看我们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了。比较乐观的看法，是强调“低端”与“高端”，这是一种进步主义的看法 ——人类文明从低端发展到了高端；比较悲观的看法，可能会是强调“首端”与“尾端”。
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文明的发展有一个从早期的“同”，到“轴心时代”4之后的“异”，再到现代的趋“同”，即一个“同—异—同”的过程。人类文明的两端具有许多共性，比如，都非常专注于人类控物能力的提升，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差异是，人类文明之初（开端）主要是打下后续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今天（后端）则试图不断冲击物质文明的一个个高峰。前端还是“不约而同”，各个文明还相当隔离，它们只是表现出一种必须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发展政治秩序和精神文明的共性或通例；而后端已经实际地走向一个全球化甚至“地球村”的文明，原先相对分离的各个社会的文明则有一种“合意而同”的倾向，互相借鉴，互相影响，但也互相竞争，互相冲击，最后，基本的价值观念大概还都是要走向不断提高的富强。如此，关注这两端之“同”，也可以说是在关注人类的共性，或者说人类相对于其他动物的特性。
前端源出一端：现代智人从东非走向世界，不到十万年，就几乎遍布了世界。他们首先要解决物质生存资料，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尤其是食物和能量的谋取。最初的智人几度岌岌可危，甚至在有的时候全球智人的人数下降到了几万人，似乎一场风暴、一次冰雪就会将他们从地球上席卷而去。但是他们顽强地度过了危机。而今天的智人已处在地球霸主的地位，有数十亿之众，地球上也早就没有了能够与之抗衡的对手。前端还处在技术的极其低端，后端已是技术的极其高端；前端还只是进入国家的门槛，后端则已经有了强大分立的国家。
今天，人类文明已经在控物的科技与经济方面登上了高峰，我们大概都希望它能够不断攀登物质和技术的新高峰。但是不是还应该有另外的精神文化和政治文明的高峰？如果没有，或者我们看不到路径，找不到平衡的手段，那么，人类就有可能掉入深谷；但如果有，或者我们希望有，那么，我们还是会坚定地前行。无论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还是首先要仔细审视一番，即便是上升的路，大概总还会有下降和曲折，需要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步伐、速率和行走的方向。
近年来，我一直关注和研究文明的历史，但正如上面所述，本书并不是一部全面的文明史。我可能更关心的是有关文明的命运，尤其是其中精神文化的命运。所以，在本书的上编，我重点描写的是文明的发端，且主要是以我比较熟悉的中华文明为例。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则是想反省一下今天的全球文明。而要认识现代文明的性质和危机，不会比观察一下文明的始端，观察一下人类形成，尤其是刚刚踏入文明的那个阶段，更有可能形成鲜明对照的了。比如，是什么欲望、条件和动力推动人类进入了文明？也是这同一些欲望和动力推动人类攀上了今天的高峰吗？在科技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欲望和动力？它们将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三
文明迄今有了一万余年的历史，所谓“文明万岁”，首先是一个描述。其次，这也是一个祈愿，我们不是还希望它接着“万岁、万岁、万万岁”吗？如果我们祈愿人类的文明“万万岁”，也就是说有一亿年的生命，那么，这的确还是一个极其遥远和艰巨的“任务”。
人类文明在一万余年的行程末端就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让整个地球都地动山摇，那么，文明继续发展，且不说以现在的倍数甚至某些技术方面的指数的速率发展，就是比较平稳甚至曲折，但只要还是上升的，未来一万年、一千年甚至一百年，人类文明及其所处环境将呈现怎样的情景？（十万年以上就更是无法想象了。）
首先，地球大概是不可能负载人类的文明了，人类可能必须走向太空。其次，人类本身也大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新的亦人亦机的物种。阿西莫夫的小说《最后的问题》曾经描述过人类文明的长远未来，在这位并非悲观主义者的笔下，人类文明的最后也是归于一台对人类并无恶意，但最后老得不能再老的超级计算机的治下。
即便是祈愿中的“万万岁的人类文明”，也还没有过去恐龙称雄地球的时间长，后者的历史大致有一亿六七千万年。当然，恐龙在这段历史中也有极大的变化和发展，出现了许多细分物种：从小到大，从海洋到陆地和天空。人类或人类文明的存续会有这么长的历史吗？如果有，将会是怎样的变化和发展？而且，不像恐龙主要依靠体能，人类赖以称霸地球的还是智力，而智力虽可以有更大的可能和更快的速度，但也有最大的变数。
所以，在文明开始的一端，我先是试图追溯宇宙、地球、自然生命的演化，接着探讨人类和它们的关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初始动因，从物质文明到政治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基本过程，信仰和价值观在和政治的互动中所起的作用。在现代的一端，我则主要是反省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成败，认识现代文明的性质和特点，注意价值的转换和趋同，观察它的推进者和抵制者，思考它遇到的挑战和危机，预测它可能的走向。同时，我也会注意两端之间的联系和对照，尤其是物质层面对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的基础性影响，以及不同价值观对各种文明的引导及其在全球的汇合与撞击。
揆诸西方学者的文明史著作，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文明史研究，虽然观察与思考并重，对中华文明却不易有深刻的亲身体验。而中国学者的中华文明史著作，则往往局限于自身，且反省和危机意识不足。因此，我希望在文明的始端，更多关注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和演变，在文明的近端，则更多关注人类共同体的未来。
所以，本书在写作风格上，可能上编主要是叙述，下编主要是反省；但无论叙述还是反省，我主要还是提问。因此，它主要是一本提问之书。我没有明确的结论，更没有最后的定论；我甚至感到无边的困惑。
四
我们说到“文明”的时候，当然都是指人类文明，我们还无法确知其他的外星文明在何处。但是，人类又不等同于文明，文明只是人类的很小的一段历史，只占人类历史的数百分之一。然而，这文明却是人类无比璀璨的一小段历史。人类文明在“地球时间”中只是一刹那，在“人类时间”中也是短暂的，在“宇宙时间”中则更是微乎其微。但这文明的“一刹那”对人类极其重要。人类的命运就决定于此。甚至地球的命运，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
人类文明的长久存续之道与人类本身的长久存续之道似乎还不一样。如果真的要长久延续人类的存在，似乎从更早就要开始放慢速度，延缓进入文明乃至否定人类文明。为此，中国的庄子、西方的卢梭都曾认真地考虑过人类是不是应该回到原始状态中去。庄子始终坚持这一理想，卢梭后来转向了。当然，要回归那样的原始状态几乎不可能。庄子和卢梭都将原始人的生活描写得很美好，其实，并不那么美好；而从文明状态返回，就更不会美好，甚至可能是地狱。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舍得放弃人类政治和精神文明所取得的成果？包括能够产生庄子和卢梭的思想的诸种条件，其实也是这种文明的成果之一。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还是会愿意更多地考虑文明的长久存续之道，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考虑人类的长久存续之道，而非弃文明于不顾地考虑人类的长久存续之道。
注意文明的两端，还可以让我们发现比较关键的一点：人类的注意力现在似乎又开始集中于物质了，不过是在一个全新的、更高得多的水平上追求物质，且这追求物质看来还不是在为发展政治文明做准备，更不是为提升精神文明做准备，而就是以人的控物能力的不断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为主要追求。难道人类的文明就是要“始于物质而终于物欲”？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不同文明产生的核心价值分别引领了各自的文明两千年，直到近代才发生巨变，那未来是否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引领全球文明？
对那些为技术的飞速进展而欢欣鼓舞，自信这进展始终是对文明的促进的人，我想问：我们是不是弄清了“文明”的全部含义？我们究竟想要怎样的文明？难道只是物质的文明，只是技术和经济的不断正增长？人类脱离动物界难道只是为了把对动物和外物的控制能力提高到极致？人类是不是想当然地认为，技术的发展一定会促进整个文明的繁荣？技术会不会给文明带来危机，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危机？如果是，我们是不是要优先考虑怎样才能延续人类的文明？处在文明历史后端的人类的前景和出路何在？我们如何走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由物欲和控物能力共同打制的“铁笼”？
若干年前，我曾感叹当代精神文化的衰落，后来则是担心整个文明的衰落，现在，这两个问题似乎还和人类本身是否也要衰落甚至被替代联系在一起了。有什么解救的办法？或许应该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包括在文明的发端中寻找？不过，我也许还不是真的要寻求最后的解答，因为很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解答，或者说，这答案相当无望 ——不管是无望得到回答，还是这答案的内容让人无望。
剩下可做的事情，也许只是发声：为了安慰自己的孤独，或还可以让别的孤独者不那么孤独？但谁知道呢，或许还有某种超越的存在，乃至有人听到了某种回音？
文明的两端 作者: 何怀宏
出版年: 2022-6
内容简介
以巨大的时空尺度，反省人类文明的历史与命运
在文明开始的一端，先是追溯宇宙、地球、自然生命的演化，接着探讨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初始动因，从物质文明到政治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基本过程等。
在现代的一端，则主要是反省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成败，认识现代文明的性质和特点，思考它遇到的挑战和危机，预测它可能的走向。
融通中西，凝练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链条和绞合机制
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文明史，对中华文明缺乏深刻的亲身体验；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的中华文明史著作，则往往局限于自身。
本书兼顾二者，通过分析以儒家文化和雅典民主奇迹为代表的“轴心时代”的成就，揭示出以物质为基础、价值为主导、政治为关键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链条和绞合机制。
兼具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的开创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