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居动物都有某种程度的协同。
协同一定有凝聚力。比如合作的利益远远大于单打独斗，这就能形成凝聚力。
但利益因素是动物级的，狼群这样，牛群这样，狮群也这样，甚至蚁群也这样。人群这样，就还不能算文明。
文明的凝聚，应该超出个体利欲。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利益，甚至与个体利欲相反，某种因素依然有凝聚作用，那么这个就是文明的凝聚。
有人会说，邪教有这种凝聚力，或者泛泛而谈，宗教也有。
其实不一定。要看教义与个体动机。比如期待通过克制肉体欲望，自我虐待或者其他方式上天堂。动机看起来可能很神圣，但本质上还是为了个体利益。一神教往往会导致这样的实践（不是说一神教一定会导致这样的实践，一神教中也有圣者）。
这种凝聚力产生的协同加入了精神层面的因素，但依然是基于自私自利的。
道理其实也简单：它的基础是对立与割裂。我与最高存在是分离的，我与他人是分离的。在这个基础上，无论是成就他人还是成就自我，都要经过“斗争”与“伤害”，而对象往往是他人。天主教基督教中有全然奉献的圣徒，他们可以跳出这种斗争思维。但这只限于少数人。对于群体来说，还达不到非私型的协同。
这样，就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的差别了。
中国的群体凝聚力并不来自于个体利益满足，而是来自天。天赋予人良心。中国人整体上都有良心意识，听从良心。不需要宗教来教，也不需要法律规定。中国人天然就明白这个道理。
从良心出发而不是从私利出发，中国人群体更少面对撕裂与斗争，因此更容易实现（不是现实中可以完全实现）契合度更高更深的协同类型。
难道欧美日本人没有良心本能吗？当然有。而且一点儿也不比中国人少。
但后天影响，在整体上，在天理与人欲矛盾时，良心的展露程度就不一样了。
所谓后天影响，就是文化对自我约束、道义服从的影响。
因为汉语与相应的思维，中国人更愿意也更容易自我克制。而且这种克制并不基于公私矛盾的对立（公私利益是矛盾的，但中国人的克制与忍让并不基于矛盾。公与私在中国人心中更容易被视为一体两面，而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思维（不是后来的宗教或者思想教化，而是思维）让中国人并不为（或者不只为）抱团而抱团，也不为利益而抱团。中国人不为什么而什么，因为选择本身就是天命就是整体的一部分，不需要为了另一个目标，也不需要为了未来的某个状态。
这就是天人之辨，利义之辨，公私之辨。西方在对立中选边，抗拒或者享受AB都正义却要灭亡一个的痛苦与悲剧。中国人也面对不同的利益，也选边，但以天为大的中国人总会选择天。
这样，他们在克制自我的时候不但不痛苦，反而乐于这样。他们乐于这样，也不是自我克制或者自虐，与西方的宗教狂有着本质不同，而其精神高度又远超因外在教导而苦行的宗教徒。（当然不是所有人，但大体上有这个差别）。
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宗教情怀。有意思的是，中国人这种情怀也不是通过宗教形式（比如去教堂或者寺庙或者听道之类）获得的，因此也比通过宗教形式获得的更坚固（与世俗完全浑融为一），也更温和（不走极端，也没有极端催生的剧烈冲动）。
这跟整体协同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是，中国人的协同，更容易实现公私之间的平衡，这样实现的平衡更稳定，更牢固。
协同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服从整体，对个体进行约束。因此，中国人群体协同约束以道德为主，个体自我克制。
中国的协同约束是来自天，彼此一体。而西方的协同约束是公平，彼此平等，利益均沾。因此，西方群体协同以契约法律为主，个体尽可能放纵。看今天的西方社会，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繁琐。
而西方的法律又是以人的思考与设计为主。这样，就出了一个情况：矛盾是人的特定思维产生的，解决方法又是同样的思维设计的。结果就是法律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2+72（？）个性别，对72个非主流性别的利益的保障措施，比如上厕所，就没有让多方满意的答案。
这跟群体协同有什么关系？这是约束原则的一个侧面。西方思维之下，利益的粘合力更大，道德与法律的粘合力其实很小。如果协同不能让所有个体获得，那么道德与法律就基本无法维持协同。
中国人群体面对同样的挑战：利益与道德的矛盾。极端情况下（利益极大比如皇权时），父子反目兄弟相残也时有发生。但对于普通人群体而言，利益的诱惑没有那么大的时候，道德对中国人的作用要比对西方人的作用强得多。这样，中国人的协同成本相对比较低，而协同效率就相对比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