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I与GDP之差
2005年1月31日
何必
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有取得与GDP同样快速发展……（略。）
同日《北京青年报》更是指名道姓地援引发布该报告的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的日前表示，中国有可能出现“增产而不增收”、“繁荣而不富裕”的后果。
在改革开放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国民”概念终于以官方报告的形式公诸于众。喜乎悲乎？
至2004年9月，我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500亿美元。目前，我国每年利用外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10左右。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
外商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假设中国有个风吹草动，引发外商大规模撤离，将会对中国经济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经济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早就引起坊间的关注和担忧，认为这将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表面上繁花似锦的经济形势，更多地只是形成了外资在中国声色犬马的场所，如果去除掉外资的进出口，中国宏观经济三架马车中的对外贸易将毁于一旦，由此形成的传递效应还将连累中国的固定资产之中的大部分。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GNI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即国民总收入。（GNI不包括外国企业在我国取得的收入，包括我国企业本国以外的收入）。
在统计上，一国领土上生产数量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一国居民的总收入则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二者之差是所谓“净要素海外收益”。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却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潭。面对中国蒸蒸日上，日本似乎走下坡路的趋势，某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幻觉”：中国即将超越日本。经济学行当中，甚至也出现了高看中国轻看日本的倾向，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则干脆不用理睬。可冷静看去，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 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当（唐淳风，2001）。
事实上，经济学家左大培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判断外商外资是否有害，根本标准不是它能否增长生产，而是它能否增加本国人民的收入。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外商外资所带来的生产增长并不意味着本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如果外商外资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样的外商外资就是有害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外商所增加的利润一定高于其增加的产量。其中，外资企业的高效率恰恰形成了对中国人收入的剥夺，减少了其就业并取得收入的机会。他甚至颇有些危言耸听地说，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副毒药；保护幼稚产业恰恰是解决效率问题的，自由贸易从长期看，并不具有高效率；在中国目前流行的所谓“主流派经济学”在中国有极大的危害。（杨帆主编《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石油工业出版社）
开篇报告里最先拿出中国汽车业举例。其实，按照温铁军在任时《中国改革》的观点，中国汽车产业也就是处于猿猴状态，距离自主生产（人的状态）和自主研发（神的状态）相去甚远。在引进外资实行国产化的同时，将几乎全部资源投放其中，而自主部分简直就是后娘养的无人问津。据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调查，彩电、计算机、DVD和手机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产品，这4种产品的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多数不在我国企业手中。例如，在DVD57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的只有9项，还都是非核心技术；在个人计算机11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有69项；在彩电11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72项，其中包括10项非核心技术；在手机65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有33项。
改革远远落后于开放，怀着一种全民性的殖民心态，血脉奋张里流淌着从鸦片战争后义和团前辈们面对洋枪洋炮刀枪不入失灵后的恐惧症留下的崇洋媚外，才会有这等增产不增收、繁荣不富裕的奇观。
2003年10月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可谓一语中地：“合资企业的中方合资伙伴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
在中国企业热衷于给自己起个什么“格林柯尔”、“莱斯曼”、“lenovo”、“TCL”之类的咩咩称呼时，在地方政府热衷于连个中文名字都没有的CBD、或者欧美社区时，在央视《天下足球》里彻底消失中文名称的TOP TEN时，外资却干着“看谁更中国”的勾当掏空着中国人的钱袋。“杏仁送给幸福的人”。这是美国加州杏仁商会做的策划。道琼斯为“道”字付出405684元代价。肯德鸡快餐推出咕噜肉卷广告引发争议最终不得不撤掉。富士曾经占有中国市场80%份额，但始终坚持不转让技术只提供产品，被柯达抢夺地盘，而其在汕头的工厂只悬挂中国国旗。佳能、柯达、锐步、奔驰、宝马、保时捷、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惠普、家乐福、宜家……比谁更土更能迎合有些跑偏的中国民族主义情怀。
开篇报告所描述的更多的是生产领域。实质上，经济学对于价值构成则更全面地瞄准整个产业链。而从所谓“微笑曲线”上看，组装只是整个链条中最低级的部分，左嘴角是研发，接下来是配件，然后是低级的组装，再上去是销售，右嘴角则是售后服务。而在零售业和售后服务领域，国内企业更是一败涂地溃不成军。还与“一衣带水”邻邦日本相比，1999年，日本的三个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 50%，标志着日本早在70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53: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而中国服务业里坑蒙拐骗恣意妄为无法无天的状况，更令人不寒而栗。
如此，中国目前只占据着那个劳什子“微笑曲线”当中下嘴唇部分，就像一个傻乎乎看着什么都乐得馋涎欲滴的懒鬼，而稍微靠上的部分全都拱手让给了外国人。而与我们相邻发誓要在本世纪成为世界强国的印度，在引进外资方面的不少政策思路与企业模式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在印度，一方面，法制化程度比中国健全得多，在高端特别是资本市场，规章制度不像中国这般文牍主义但却行之有效；另一方面，保护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占据国际产业战略制高点，是其政策性主张，并形成了统筹协调发展之势。中国为什么在对外贸易中面对如此之多的反倾销诉讼？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一旦面对外国人调查就闻风丧胆大门洞开一副媚骨，佐证出中国人一盘散沙好欺负的世界性共识；而印度企业在面对如此情形时则不卑不亢软磨硬泡最后死活不让调查人员进入厂区一步。这样，在多次调查无疾而终的情况下，贸易保护调查对于印度来说，几乎是无稽之谈或寸步难行，所涉及的诉讼自然寥寥无几。
国内，在行政维权状况里，GDP政绩诉求长盛不衰，自然也就给招商引资提供了政府动力，而作为一项国策，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也给各地政府不计代价动用各种资源将招商引资作为考量地方经济乃至社会发展成效的关键尺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形成了内外有别的景象，经济领域里的外事无小事，也给本国企业带来了憋屈歧视的境遇。
而政策的非连续性、官员的浮躁功利贪赃枉法，也形成了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形容各地招商引资“打开大门招商，关起门来打狗”的情形：一旦把钱圈进来，则想方设法设置寻租空间，使得企业运行成本日益高涨，在又“先富起来”一批人后，不得不逃之夭夭。
现在，GNI与GDP差异提出来了，接下来的问题又该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