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势必收费
2005年9月16日
何必
2006年研究生收费改革暂停，但研究生按培养成本收取部分费用弥补教育费用之不足是迟早的事……（略。）
怎么样，多少年都没有出现过如此热烈的停课场面了。
看上去，研究生收费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加上如今就业困难越来越大，温铁军所谓“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就业的现代化”的言论在当今的就业形势里被赋予了全新而时不我待的含义。而即使如此，还是拦不住政府要把研究生教育市场化进程继续推向前方，“按培养成本收取部分费用弥补教育费用之不足”。
事实上，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占据着财政投入的绝大部分。数据显示，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攫取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同时，坊间热议的将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增加到GDP之中4％的水平，却怎么着也不见动静。
而在高等教育已经讹诈了诸多公共资源的情况下，依然要向学生收费，这种行政取向实在令人费解。
1870年普法战争取胜后，普军元帅毛奇感叹：“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在1806年的普法战争中，遭到失败后的普鲁士当局在经济条件极其匮乏的困难年代里，做出了一项有战略眼光的抉择，即于1819年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法令。恩格斯评价这样做的好处是：“普鲁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众中的潜力有朝一日发挥到任何其他地方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
明治初年，一个旅日德国医生贝立兹，对当时明治政府激烈的教育改革评论说：“我们欧洲经过五百年才达到的文化发展，日本国民只需要十年就达到了。这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发展。”日本学者桑原武夫更精辟地指出：“明治维新是个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于民众高度的读写能力。”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确立了“教育是日本立国之本”的国策。短短十年左右时间，日本国民的识字率就由原来的百分之四十多，猛升到百分之九十多。“二战”战败后的日本更是举国上下勒紧裤带办教育，从而带来了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与科举制度的优越性，比如说，知识政治、道德社会、公平竞争、阶层流动等。或者说，中国对于教育的重视并以此为社会风尚也是由来已久。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应考十九年、刚被赐进士出身的康有为“立国育才，所关至大”。
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的叫嚣当中，教育被当作向国民口袋伸出搜刮之手的最大提款机之一。杨东平曾说影响我国教育发展的制度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公，一个是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提到，“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宣示是一回事，而政策的执行又是另一回事。”“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作为往往显示出口惠而实不至的浓厚倾向。” 4%的目标没有实现，造成目前农村教育严重的困境，政府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只是很含糊暧昧地将目标推迟了(全国好像推迟到07年)，新闻媒介、人大代表也没有予以追究。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还会这样。
我在挪威结识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宾博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政府的社会福利角色》一文中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学术界有大量的论述，概而言之有两点：一是提供市场规则这一市场运行的基本条件，二是保证社会公平，特别是实施有效的再分配政策。遗憾的是，我们在实行体制改革时忽略了这两点，将政府职能转变简单地等同于政府退出，导致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的很多领域中严重缺位，造成了大量经济社会问题。”他在讨论结束时，颇有些极端化甚至不无矫枉过正地提出：“目前，我国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而是需要进入很多新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并在其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直白地说，就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政府没有不该管的事情；或者说，在任何领域或过程中，如果缺少了政府，其结果都是不堪设想的。为什么这样说？应该认识到，政府退出有两个必要的前提，一是社会上有相应的载体，足以承载政府所退出的功能；二是政府对这些载体的表现，包括其运行的过程和结果，具有有效的监控和评估能力和手段。”
而在《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一文中，徐月宾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使大多数中国家庭失去了传统的就业保障以及相关的福利和服务，在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完全要靠自身的力量来满足其成员的保障和发展需要。虽然大多数城市家庭的生活水平在改革以来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随着教育、医疗、养老和育幼等基本社会服务日趋商品化的趋势，特别是对于那些承担养老和对未成年人提供抚育和教育责任的家庭来说，普遍面临着如何独立地应对保障和发展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及其成员都是潜在的社会弱势群体，遇到任何风险如失业、疾病或其他天灾人祸时都有可能陷入极端的困境而成为现实的弱势群体。
从这个层面再来看研究生教育势必收费的趋向，更让人忧心忡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