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暖费报销里的政府痕迹
2005年11月22日
何必
最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各个区县的房地产交易大厅里，不少携手而来的夫妻纷纷要将他们的房子做产权变更，有的是想把产权人由妻子变更给丈夫，有的是由丈夫变更给妻子，这种行为可是跟感情问题不沾边……（2005年11月22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记者介绍，据了解，每年进入供暖季后，到房产交易大厅办理“房改房”夫妻产权更名手续业务的客户特别多。而且，就为了报销供暖费，也曾有夫妻将产权变来变去，而双方单位则是推来推去，都不愿意承担这部分费用。还有的夫妻双方单位，报销供暖费的标准不统一，多的每平方米30元，少的只有15元，这也是部分夫妻房产更名的原因。
看到这样的消息，笔者却想到了近日媒体所报道的另外一些事。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一年来频频光顾中国，这一次，他又带来令人吃惊的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6.7%”，这几乎是下半年以来最大胆也是最低的预测结果。“我承认这个估计很可能过于保守，但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趋势却是可以肯定的”。
这个预测将在中国乃至世界引起何种反响，还有待观察。不过，这种预测如果成真，那么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从潜层次上说，低比例的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通货紧缩，而近来已经有国内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走入通缩。笔者在央视做经济学家访谈节目演播室对樊纲进行采访时，他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在年增长率8％是合适的，高了通胀低了通缩（见笔者主编《国民大问题——央视提问经济学家》，北京出版社）；而从更深层面看，中国经济学界有种说法，一旦中国的GDP增速低于7％，那么此前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与隐患将集中爆发出来（见杨帆主编《以民为本 关注民生》，石油工业出版社）。
可是，如此巨大的危险，在社会上却根本无法引得任何波澜。人们早就不像以往那样热衷于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津津乐道。
就此，刚刚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有评论说，“多年来，一提到中国的GDP，不论是官方还是经济学家，无不立时神情激奋、喜形于色，并吹拉弹唱、大放赞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通缩、前两年的经济过热以及宏观调控，都曾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然而，对于经济增长数字，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争议，2004年仍然在争议，但到2005年时，大家却不再热议了，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今年明显降低。中国民众为什么对GDP越来越淡漠了呢？”在分析原因时认为，“一方面是GDP一路狂飙，另一方面，国民个体收益与公共福利却严重滞后。一方面是为GDP增长欢呼，另一方面却发现失业率也在增长。一方面是GDP的高增长，另一方面是工资收入的缓慢增长，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非但不与GDP同步，反而急剧下降了，生存成本节节攀高，‘G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工资涨得跟眉毛一样慢。’”
所以，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脱节，国家经济增长与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背离，使得国家越来越抽象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并且与公共利益形成越来越尖锐的对立。
如是，才有了越来越多的有关个人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咄咄怪事。最近，东北和山东等地企业纷纷出台了内部规定，单身职工可以比其他职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乃至待遇，使得离婚率大为提高，职工们纷纷办理假离婚来应对就业压力。
我们也许可以指责企业里那些规章制度的制订者的昏庸无能，也可以嘲笑职工为了五斗米而不惜采取坑蒙拐骗的方式欺世盗名玷污婚姻。但类似开篇节目所描述的现象，却绝非房产所有权频繁变更那么简单。
有人依然认为，根治这种弊端的出路在于市场化。可问题是，取消福利供暖果然能一了百了？如果取消对于失业者该如何对待则成为木桶的短板，而那些低保人群还是要靠政府关照，问题转向了低保与非低保的标准如何设置这类技术型环节上，最终还是无法回避市场失灵的现状。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宾《政府的社会福利角色》一文中指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建立起来的，其核心特征是政府通过再分配成为社会福利的主体, 从而取代了传统社会中以个人、家庭和慈善组织等为主要渠道的社会保护机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府的这一角色不仅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可以说，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或活动都是围绕为社会成员提供福利和服务或保证人民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这一目标展开的。”“在福利国家中，政府的角色从过去被动地应对市场或政府失灵转向了积极的、以预防和发展为目标的‘能促型政府’（the enabling state）。”
供暖报销的有无和多少，实际上还是政府逐渐扩充权力却摆脱责任的反映，社会福利被当作市场经济的绊脚石而被驱逐回避束之高阁，带来的决不是社会的安定与进步，只能是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