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拉闸限电
2004年1月12日
何必
南京用电形势进一步吃紧（略。）
翻开报章，各地拉闸限电的报道不断，几近为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仅在13日这天，各地报纸标题就有：《温州商报》“今年温州全市用电形势严峻”；杭州《都市快报》“杭州缺电持续过年用电有保证”；《长沙晚报》“湖南用电再告急 电力部门表示确保春节居民用电”；《江南都市报》“不摸黑过年 除夕和正月前三天江西不会限电”；而1月10日，《新京报》则有“火电厂库存煤越来越少 湖北变高峰限电为全天限电”；去年11月26日，《四川工人日报》做了“今冬缺电成定局 四川拉闸限电序位排定”的文章；连产煤大省的山西，也从去年12月份开始实施计划用电；12月9日新华社消息，长沙市民为应对停电，开始购买发电机；厦门10多家大商场，每周因停电停业两天；入冬后已有７省先后拉闸限电，其中以浙江省最为严重，11月下旬以来，每天拉闸限电300万千瓦以上；福建、湖南150万千瓦左右；山西、四川100万千瓦左右；河北100万千瓦以下，内蒙古也有小规模拉闸限电；去年11月18日起，西藏电力公司开始在用电高峰于藏中地区电网轮流限电；去年12月5日《京华时报》“华北电网启动应急预案 北京市不会出现拉闸限电”……
就在不久以前，电力部门还在大张旗鼓地谈论“电力过剩”，宣称“拉闸限电”已成为历史；一些政府部门也忙不迭鼓励用电。不过，仅2003年一次初入伏天的热浪就已经使各地电力公司“狼烟四起”，在国内大多数省区不断发生“拉闸限电”或美其名曰“停产避峰”。
我们都在热衷于谈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去年即使是在非典肆虐过后，中国GDP仍然取得了8.5%的增长，创下了六年来的新高，令很多人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认为中国经济在如此高速度增长率下会解决很多社会问题。孰不知，越来越频繁出现的“电荒”已经给对高增长津津乐道的人们兜头一棒。
在国外，各国年产500万吨钢的企业只有40个，而仅在中国唐山市周围的钢铁企业就有56个，大部分都是近年出现的民营钢铁企业，而且目标都是500万吨。就目前来说，汽车、房地产、钢铁等高耗能产业增长速度高于总体投资增长速度，成为人们现在谈论越来越多的经济“过热”的有力证据。
中国是个能源消费大国，能源消费总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0%以上，但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仍然很低，同时我国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能源结构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2050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面临着巨大的能源挑战。从单位GDP能耗方面分析，按照现有汇率计算，我国比世界平均能耗水平仍然高3到5倍。在这种情况下，电力消耗水平日益提升但其质量方面却存在着效益差浪费高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电力供应问题，在今年会显得尤为突出，而且由于用电问题直接牵涉到国计民生，牵涉到每个人，因此就更加引人关注。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赵希正去年９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电力论坛”上表达了新的“电力安全观”：对政府来说，电网安全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对企业来说，安全意味着效益，意味着自身的形象和责任。
姑且不去讨论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方式、电力供应垄断等等大而化之的问题，只是从最终消费者的角度看，在如此背景下，我们更多地还是把目光盯住增长率上，用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投入产出比并不理想的产业当中，在消耗大量宝贵能源来形成也许过热的增长并乐此不疲，能够给社会生活带来什么？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依然在统领着很多地方政府及其经济计划—协调部门乃至企业的现实里，让各地居民为了当地经济增长付出失去正常生活秩序与内容的代价，这与“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是否存在背离？从越来越逼近、频繁而扩散的拉闸限电的境遇里，我们不禁会想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经济取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高速度增长的同时，却迫使越来越多的国民在停电的黑乎乎中度日，听任日趋不可或缺的家用电器形同虚设、孩子们要在久违了的蜡烛光下看书做作业、冰箱里存放的物品变质腐烂、交通信号回归到人工指挥的状态、不得不择时放弃电脑复印传真互联网而使得所谓现代化办公上升到理想境界成就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反动、到处黑压压充满可怕的寂静……那么这种经济增长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把经济增长当作目的本身，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目的是要给国民更加充实、安定、便捷、廉价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那么是否有将手段异化为目的之嫌？在经济增长的速度—数量与质量中间，特别是当二者当中的一个有着已经对于日常生活严重影响、而另一个却存在着可能有悖于当政机构和强势群体（资本集团）利益目标的时刻，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如果说，这种拉闸限电带来的黑暗和生活方式向原始的复辟也是增长的代价，那么这是否经过了要为此改变生活方式的广大群众的思索、讨论与选择？
拉闸限电里，牵涉到了太多的群众，因而绝非小事，这应当成为共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