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首都之一，在市中心大约一平方公里的高档区域里，坐落着豪华酒店、餐厅、住宅，一派安宁、和平、富裕的景象。二战开始后的1940年4月，纳粹德国突袭占领了丹麦和挪威。作为中立国瑞典的首都，斯京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间谍最密集的城市，有 “北欧卡萨布兰卡”之称，各个交战国的外交使领馆在此比邻而居。这里存在一个看不见硝烟的地下战场，阴谋、欺骗、背叛、谋杀和权力斗争司空见惯。二战爆发时，瑞典缺乏现代化的军情机构，因此很快成立了C局（C-byrån ）——瑞典最秘密的地下情报组织，隶属于总参谋部，以局长Carl Petersén 名字的首字母命名。
战争期间，有一群年轻女性由于各种原因加盟C局，她们每人都拥有自己的代号。瑞典巨星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主演的好莱坞影片《卡萨布兰卡》，成为她一生中的不朽杰作，然而C局女特工的生涯远比电影惊心动魄。2020-2022年间，在斯京军事博物馆（Armemuseum）举办了 “王国特勤局”（I rikets hemliga tjänst）临展，进入展室钥匙孔形的大门，好像穿越到 1940 年代的斯京。天花板上放映着瑞典战斗机演习的纪录片，背景是发动机的轰鸣声。我们在那里遇到三位当年最著名的女特工，也是褒曼的同时代人，她们是：Karin Lannby（左）、Erika Wendt（中）、Jane Horney（右）。
Karin Lannby （1916–2007）是一位瑞典演员、翻译和记者，出身于斯京上流社会，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曾以志愿者身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Karin很早就跟随德裔母亲进入斯京时尚圈，1939年起，她以Annette的代号为C局工作，是瑞典最有名的女特工及谜一般的存在。战争期间，Karin在德国军情机构 Abwehr下属部门工作，担任翻译和秘书，经常与德国人一起出入社交场所。她精通五种语言，几乎认识所有人，极富个人魅力。她的工作主要是侦查德国人在瑞典文化界和外交圈的渗透，为C局撰写了 1300 多页报告，是提供报告最多的人。她的报告内容详尽、文笔优美、充满八卦，涉及 17000 多人，包括许多名人。
1940-1941年间，Karin是后来成为大导演的Ingmar Bergman第一位正式同居的女友，那时Ingmar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编剧，他的一个电影剧本曾以Karin为原型。据说两人使用同一架打字机，Ingmar白天写剧本，Karin晚上写秘密报告，至少在当时Ingmar并不知道女友的秘密身份。战争后期Karin因酗酒问题引起上司不满，逐渐淡出间谍工作，后来她也没有得到瑞典官方的帮助和褒奖。战后Karin度过了一段离奇生活， 1952年移居巴黎，以 Maria Bouyer 的名字再婚，从此退出江湖，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后来Karin再也没有踏足过瑞典，91岁高龄时去世。
Erika Wendt（1917–2003）是一位德国女子，出生时的姓氏是Schwarze。她年轻时学习瑞典语和艺术史，于 1940 年受雇于Abwehr，该机构直接隶属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942年Erika来到斯京，担任Abwehr瑞典部门主管的秘书，几乎掌握来往信件和加密电报的所有信息。瑞典安全部门Säpo通过监听电话，发现了她反感纳粹的政治倾向，说服她为阻止纳粹的行径和建设未来的民主德国做出贡献，被发展成为卧底，代号Onkel（德语 “叔叔”）。1943年德国公使馆将Enigma加密机换成G加密机时，Erika送出了多份明文，为使瑞典不卷入战争起了很大作用，策反Erika是C局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根据Erikat提供的情报，瑞典情报工作中的重要人物——Uppsala大学数学教授Arne Beurling破解了G加密机的密码，使得情报部门可以跟踪德国人的信息流量。1944 年，Abwehr和盖世太保开始怀疑公使馆的泄密事件，当Erika被要求返回德国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C局因此为Erika提供了一个新身份，她改名为Ellen Berger，成为瑞典公民。在C局女特工中，Erika算是平安着陆比较好的一位。1993年她用闺名出版了自传《代号叔叔》，对于自己在战后没有像男同事们一样得到认可表示遗憾。直到 1998 年，Erika才因其在二战期间的服务获得奖励，五年后以87岁高龄病逝。Erika去世时脖子上戴着军情局和 Säpo颁发的护身符，上面写着 “你是我们中的一员”。
Jane Horney（1918–1945）在斯京出生，母亲是丹麦人。她15岁时成为瑞典红星急救队的学生，1941年与作记者的丈夫住在柏林。Jane是一位美丽活泼、外向开放、富有感染力和冒险精神的女子，喜欢旅行、驾驶摩托车和开飞机，曾经到格陵兰与爱斯基摩人一起在冰屋里过冬。1943年婚姻破裂后，Jane回到瑞典，被C局招募为线人和信使，代号Eskimå。她在哥本哈根的斯堪的纳维亚电报局工作，与纳粹及丹麦抵抗组织均有来往。1944 年 7 月暗杀希特勒未遂事件发生后，德国军情部门通过C局开始与美国中情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 OSS 合作，其联络途径经由丹麦，Jane是最重要的信使之一。
1943年，Jane遇到了一生的中挚爱——丹麦抵抗组织成员Jørgen Winkel。当时丹麦抵抗组织怀疑Jane是一名德国间谍，Winkel被迫与她断绝关系，博物馆展出了二人的合影及分手前最后的信件。在丹麦有关方面的压力下，1944 年秋天Jane被Säpo拘捕，但在受到调查和审讯后获释。当时Jane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1945 年 1 月，不满27岁的Jane最后一次去哥本哈根，在横渡厄勒海峡的渔船上被同行的抵抗战士射杀并沉入大海。Jane的遗体始终都没有找到，她被处死的原因至今成谜。Jane是C局特工中结局最惨烈的一位，她提供的线人报告副本现存瑞典国家档案馆。
另一位著名的C局特工Sonja Wigert（1913–1980）是1930-1940年代挪威和瑞典最耀眼的电影明星，当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名气仅次于褒曼。Sonja一生中出演了大约 30 部电影，她的演技神秘莫测，具有浮夸和世俗的气息，有人称她是 “挪威嘉宝” “北欧费雯丽”。1939 年Sonja婚后搬到斯京居住，在成为瑞典主要影星的同时，她还在北欧四国继续自己的戏剧生涯，1944年主演了反战影片《我的人民不是你的》。然而Sonja的真实生活比银幕上更为戏剧化，她在战争期间扮演了危险的双重角色。1941 年起Sonja与挪威抵抗运动合作，次年受雇于瑞典C局，代号Bill，她同时还为美英情报部门工作。
Sonja的特殊任务是监视并渗透占领奥斯陆的纳粹高层，她因此揭露了盖世太保在斯京首席间谍的真实身份。Sonja从事情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营救被关押在奥斯陆郊外战俘营的父亲，并使全家离开挪威。由于与著名纳粹头目的来往，她在战后蒙受了不白之冤，演艺生涯也受到极大影响。1960 年，Sonja拍摄了最后一部电影之后逐渐退出演艺圈。1969年她前往西班牙度假，从此留在那里，孤独地度过余生。直到Sonja去世25年之后Säpo档案解密，她所作贡献的全部真相才被世人知晓，2019年上映的挪威剧情片《明星间谍》（Spionen）再现了她在二战期间非自愿从事间谍活动的传奇故事。
那些在C局担任特工的女性具有截然不同的背景，有的出身上层阶级，拥有高贵的姓氏。然而绝大多数是来自乡村的纯朴女孩，她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培训并担任秘书职位，其他人则从事服务和清洁工作。其中有些人被称为 “燕子”，担任信使、卧底、线人或 “小姐”，在情报工作中级别最低。女孩们从事间谍工作，有的是为了追求冒险有刺激的生活；有的是为了多挣些钱，用于购买时尚服装或化妆品；也有的是为了寻找一条进入上层社会的通道，因此成为情报部门的完美工具。间谍生活没有非黑即白的界限，长期游离于灰色地带。她们定期在夜店或某个同伴家中聚会，交流信息、分享经历、抱团取暖，并将这种聚会称为 “秘书俱乐部”，在战争最危急的那几年 “今朝有酒今朝醉”。
在斯京的间谍们为不同甚至同时为多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工作，某人突然失踪的事时有发生。大部分C局女特工是由绰号 “泰迪熊”（Teddy）的副局长Helmuth Ternberg招募并单线联系，报酬都是现金结算，无人知道他手下究竟有多少间谍。在这些女孩中，Karin Lannby独立成熟，因此常常协助Ternberg进行管理。C局的女孩们冒着极大的危险，默默地为国家效力，牺牲身体和前途，甚至献出生命，有些人长期遭受精神疾病困扰。战争结束时不少人已年近30，很难再就业及组织家庭。女孩们收集的大部分信息对战时瑞典来说极为重要，可悲的是她们的贡献往往得不到回报和认可，还必须终身保持沉默，以致完全被遗忘，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C局常年在规则的边缘行走，做了许多传统情报机构不能做的事，二战结束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各国情报机构纷纷收摊、打道回府。由于C局的一些非常规工作方式及违规行为，例如与德国Abwehr交换关于苏联的情报等，瑞典国防部于1946 年对其进行改组，重新成立的办公室不对战时行动承担任何责任，Ternberg参与了重组工作并继续留任。C局局长Petersén 提前退休，其他前雇员全部被辞退，发放五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口头的雇佣合同则完全失效，种种违规行为也永远无法得到证实。C局的档案于 1967 年移交军事档案馆，在堆放着分类文件夹和纸盒的档案馆里，所有参与该机构行动或与之接触的人员记录统统被销毁。
瑞典作家、影视制作人Jan Bergman用了30多年时间采访、阅读、研究，于2018年出版了《秘书俱乐部：二战期间C局的女特工》（Sekreterarklubben：C-byråns kvinnliga agenter under andra världskriget）一书，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作者的母亲Inez就是其中一员。Inez是一位来自芬兰的瑞典女孩，她写给移民加拿大的姐姐的信件以及她本人的经历和观察贯穿全书。Jan Bergman在母亲的朋友圈中长大，从小跟随母亲旅行，包括拜访他的“Karin阿姨”。母亲教他用不同的方式看待现实、观察外界，不断观察是Inez的天性，是她在战时为瑞典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以及战后在冷战威胁和不可靠的现实中生存的条件。
1945年5月7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夜，差不多全斯德哥尔摩的人都来到市中心国王街两旁庆祝胜利。秘书俱乐部的女孩们最后一次聚会，从此各奔前程。同年9月1日，Inez给姐姐写了最后一封信，连同六年来没有寄出的所有信件一起寄往加拿大。在沉寂了77年之后的2022年10月，瑞典国防部军事情报和安全局MUST终于在C局先后的两处旧址Valhallavägen 132和Sibyllegatan 49门口安放了纪念牌匾，上面的铭文是： “C局于1940-1942（1942–1945）年间在这座楼房内运行，瑞典武装部队向情报部门的男女军人致敬，他们在这里默默地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