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船税大幅度增长透视中国社会走向

潘晓来信的作者之一。老么咔嚓眼的。不迎合不争论,不自以为是否定其他,不以为掌握真理,只是口无遮拦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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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税大幅度增长透视中国社会走向

                         2007年1月30日

何必

新的车船税征收标准,国家税务总局给出的浮动范围是360元到660元之间,而北京市地税局透露,会考虑下限360元的税额标准,虽然是下限标准,但和往年私家车每辆200元相比,涨幅高达80%……(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略。)

有关税的段子是怎么说来着?

大傻入境某国时,带了只鹦鹉。海关人员叫住他说:“先生!你这只鹦鹉也得付税金。”“应该付多少啊?”“活的50美元,如果是标本就只要15美元!”此时听见那只鹦鹉嘶哑的叫着:“大傻!千万别抠门啊!”

另外一个就是很有趣的比喻:皇帝睡觉是国税,乞丐睡觉是地税,和老婆睡觉是个人所得税,和小姨子睡觉是增值税,和小姐睡觉是印花税,与情人睡觉是偷税,有女人不睡是漏税……

看了要增加车船税的消息,心里琢磨,这势必又会引起一轮新的社会不满。

前天我写的“责问14亿交通罚款去向当然理直气壮”贴到网上,可当天就被问及为什么没有稿子开了天窗,我到网上看才发现,稿子处于“隐藏”状态,也就是没有被删除,但却只有我自己能够看到,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阅览。周一大早就询问博客中国专栏管理者,被告知现在北京市正在召开那个例行的俩会,上级要求所有涉及这俩玩意儿的评论都不准刊发,也许会议过后才能宽松些个。当前对于互联网的言论封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原本应该是很开放的地界儿,弄得比起传统媒体还要受管制得多。这也反映出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水深火热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当局是何等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所以嘛,牵涉到那俩破烂玩意儿的文字,尽量不招惹就是了。还是弄些个别的啥事情来说三道四。

听听节目里那个人模狗样所谓的专家的说辞,实在令人感觉当今真是要防火防盗防专家,这专家还真是恨人不死,口出狂言说什么若干年前制定的征收标准已经根本上人们收入增加的幅度,“所以必须提高”。这种一屁股坐到委府立场上而根本不顾国民死活的态度,很是令人发指。专家置若罔闻的是,20年前中国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是什么样?社会保障制度是什么样?医疗、卫生、住房、养老、就业、教育、安全……是什么样?

说到20多年前,也有针对税收的议论。李成林就谈及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配结构:1•政府财政开支比重增加,2•财政的75-90%依靠税收,乃再分配的杠杆,3•再分配后最终分配极不平衡;消费结构:1•耐用品、劳务增加,2•购买食物的支出下降,3•贫富间消费构成水平悬殊。(《经济学文摘》1982•2)薛暮桥则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1•市场物价,2•劳动工资,3•商品流通,4•财政税收,5•交通运输。(《经济学文摘》1983•3)

那时,中国社会还能够见到些许公平和正义。按照孙立平的说法,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住房制度改革为分水岭,如果说这个改革还可以算是好坏参半的话,那么此后所有的改革都成为利益集团要挟国家绑架公共利益的劫掠。

其实,近来有关通过税收政策的记述也时不常冒出来。去年8月24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何必注,略。)

在环境污染已经把中国推向了全世界议论纷纷并怒发冲冠的境地的背景下,节能降耗就自然提到了当局的议事日程上来。可去年的情况却是,能耗指标不降反升,给了当局一记响亮的耳光。虽然当局也表示,能耗指标会在此后余下的四年里悉数完成,总体上应该能够达到五年规划的目标,但考虑到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现状,以及最高委府对地方委府和企业双双失控的情况,完成任务的说辞更像是痴人说梦。

采取所谓的经济手段进行引导,在市场全方位失灵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效果,也基本上是人所共知的。

面对社会上日益强烈的税收增幅远远高于经济增长幅度(更不用说国民收入增幅)的质疑,上周国家税务总局出面表态,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拐弯抹角说来说去,也没能拿出来站得住脚的说辞。

去年媒体也在关注,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称目前不会取消利息税。他表示,目前居民储蓄结构中,有钱人的存款远远多于普通居民,存钱越多纳税越重,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此外,几百亿元的利息税主要用到了中低收入者群体生活的改善,兼顾了更大范围的公平。由于社会保障系统不够完善,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不敢花钱,因此无论是否征收利息税,居民都会把钱存入银行,利息税促进消费的政策弹性已经变弱。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也认为,利息税和个人所得税一样不存在取消问题。

这明显就是个强盗逻辑了。居民储蓄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保障全面萎缩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的自我保障,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属于保命钱,针对这部分存款也要收税,实在是委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路数。至于说利息税到底用到了什么地方,真是鬼知道的事情。在目前连互联网上的言论都要遭到如此严密而凌厉的管制的情况下,公众的知情权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的去向当然就是个谜。说到无论是否有利息税都无法阻止居民储蓄,这本来就是折射出中国社会巨大治理顽症,社会保障残缺不全招致居民储蓄居高不下,居民储蓄居高不下倒是成为继续收取利息税的理由,这种本末倒置的逻辑实在是中国特色。更何况,在消费不振的当口,税收政策应该进行调整,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采取减税的方式来刺激消费,惟独中国无论经济好坏,税收却一直突飞猛进一路高歌,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100%还要多的幅度增加。对于取消利息税,那不过是媒体的误读而已,实际上,人们所关注的是否减免利息税,也就是这个税种是否开征和征收多少的问题,而不是取消的问题。归结起来,这还是财税部门为了增加税收的托词而已。

具体到车船税方面,也表现出新一轮强取豪夺的态势。原本,针对机动车的养路费之争,就从来没有平息消停过。法律上判决要求取消养路费的诉求无效,但已经失去公平性的法律所给出的结论当然不能遏止社会上对于养路费的声讨。交通部把持收费当作部门利益,完全枉顾税收的二次分配功用,却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而且,养路费收取固定数额,实际上是鼓励机动车多上路以分摊固定费用在通勤中的成本比例,客观上推动了机动车尽量多的使用日益紧缺的道路资源。

而这个车船税的征收方式与养路费异曲同工,也是在固定数额的方式当中鼓励尽量多使用,全然不顾这种鼓励所造成的日趋巨大的外部性的必然结果。

车船税最低增幅也要达到80%,高限则达到了330%,这是什么样的增长幅度,与明抢差不多了吧。

当然,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即使采取了燃油税,也注定不会饶了国民。如果真是到了油价10元/公升的时候,那些呼吁开征燃油税的人们才会发现,这种蛮不讲理当局实在令人手足无措。

我早就说过,中国税收的增幅不可能降下来,因为委府要维持日趋庞大而且无法削减的行政开支。改革开放后25年里中国各级委府的行政开支增长了87倍,这曾经让全社会目瞪口呆。那么如此巨大的开销是怎么花出去的呢?《南方农村报》冯善书发给我一篇文字,大概也很能够说明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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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注,略。)

有官位就得有为官服务的设备和人员,这些县太爷们,每人配备一辆专用车辆,配置太低的,领导不坐,一般都是奥迪或者本田这类的车,一辆车最低也要二十多万。这样算下来,需要资金一千多万元。有些县为县太爷们配备了高级豪华的轿车,一辆车在百万元左右,(不包括车辆使用费等等)如果再加上每个县里的各个局一把手配备的车辆,那么,光县里的为当官的车辆配备就得要有二三千万元。(同样不包括车辆使用费等等)。如果加上车辆使用费等,最低也在二百万左右。

为县级干部配备了车辆,还要配备专职司机,和专职秘书,按每个县一百人算,光司机工资每月就十万多元,一年下来就是一百多万。专职秘书只有县级干部才有,按五十人算,一年下来工资也要六十多万元。

每个县级干部要配备专用通讯设备,而且必须是高级的手机,千儿八百的手机,有失县级干部的面子。每部手机的价格是三千元左右,如果再加上县里各个局级干部配备的手机,全部为县里干部配备的手机就要花费三十多万元。领导干部们公务比较烦忙,每个人的手机每月费用二百元到三百元不等,如果按保守的算法,每月的通讯费用,加上领导干部家中的电话,一个县里每年县太爷们再加上科局长们的通讯费用为五十万元左右。

领导干部需要招待上级来人检查工作,需要和同级之间协调工作。这样招待费需要大量产生,具体费用实难专门进行统计,不过,我听说有的一个乡镇政府一年的招待费就有几十万元,那么到一个县来说,一般用于招待的费用可能不会低于数百万元。

以上所列费用,并不完全,这些费用全部要从财政中出,车辆费用按五年折旧,一年的费用在四百万元,车辆的油费和修理费一年在二百万元,为县太爷们服务人员的工资一年在一百万元左右,手机的折旧费也按五年算,每年的费用是十二万元,每年的通讯费用是五十万元左右,再加上每年的招待费用一百万元。本人经过初步计算,一个县里每年仅以上费用大约在一千万元左右,还不包括县太爷们的工资等,这么大的财政负担,全部压在老百姓身上,所以财政赤字,每年都在不断增加。还要发行国债来解决问题。

本人对乡镇的财务状况不太了解,如果有人了解也可以在后面续上,通过算账可以让人明白,为什么财政负担一年比一年重?为什么税收增长很快,可是基本上每个县都在喊叫财政紧张?

中国需要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需要在公款消费上进行压缩,这上面的潜力很大,不能老是压缩老百姓,不能老是压缩农民和下岗工人。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晰,为什么中国要保持税收方面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全世界高居次席,而位于头牌的法国却是个高福利国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中国大陆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与法国人相差无几吧,更不能说,中国的方方面面比起位居中国之后的全世界国家都要差强人意吧。

最小资料表明,中国的税收成本在全世界位列第八,这就是说,在税收征管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这自然让人想起,金人庆任税务总局局座的当口,就成全了全国百万税务人员夜以继日寅吃卯粮只为了这个局座一个人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鎔基所立下的超额完成税收任务的军令状,加剧横征暴敛的与时俱进,成全了局座升任财政部一把手的仕途坦荡。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2006第47期(12月份出版)登载了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田湘波分析税务腐败的文章,提及当前中国的税务腐败表现在制度设计层面的缺失、税务机构设置不科学、税法体系不健全、税务稽查无独立性、监督机制不健全、制度执行层面存在漏洞、税收计划考核体制的缺陷、税负不均(评税标准控制在少数人手中)、自由裁量权太大……等等问题。

看到这样的内容,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税赋日趋繁重,可这税务系统却简直是一潭浑浊不堪的黑水,纳税人千辛万苦被强制性收取了不到三年就要翻一番的苛捐杂税,如何让我们能够心安理得服服帖帖?

在中国当个纳税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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