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五年来满意度下降了吧
2007年2月1日
何必
1月30日，北京社科院发布了《2007年北京社会发展报告》，其中关于北京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调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略。）
这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节目文字。而实际上，在真正播出的节目当中，最后一段同期声和最后一段正文给拿掉了，因为我看到以后，认为这个采访不全面，而且紧接着这个采访后面的那段正文显然是为了应对这段同期声而成，偏离了主题，把整个主旨带到了精神病方面。
网上有关满意的段子是怎么说来着？老黄倒霉时曾被遣送回乡。“三八”节县长要到某区妇女会上讲演，知老黄能写，就逼他写个讲演稿。老黄特烦这混蛋，就凑了一篇，县长还一字不差地念了：“……我是搞妇女的，很有经验。最近我到你们下面摸了一下，搞到了第一手资料。我是个大老粗，到底有多粗，你们妇女主任最清楚。昨晚我跟她整扯了一宿。开始她不知我的长短，我不知她的深浅，躲躲闪闪就是搞不到一块。经过多次交锋，将心比心，情况终于摆到了桌面上。伪装既然剥去，下面就好干了。我们针对焦点，摆正姿势，一鼓作气，深入浅出，坚持不懈，直到积压许久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真是一泄如注，痛快淋漓啊。最后她高兴，我满意，这有多好！……全体妇女同志站起来”在场的女同志因惧怕县长的淫威，都站了起来等待指示。县长舔了一下指头翻了一页接着念：“了！”
北京市社科院发布的这个报告，也赶在了年初这个时候，显然与北京市委府粉饰太平的内容相去甚远。报告显示，五年来北京市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其实，五年前的情况又如何？网上还流传着如此的文字，发布时间恰巧是五年前的2002年。
给自己一点信心，还天下一个奇迹！
（何必注，略。）
从其涉及到的内容看，除了由于2003年后开始的私家车出现的井喷和今年彻底放开汽车市场导致私家车价格一路下降之外，其他的，房子、孩子、孝敬父母、家庭开支、休闲生活、退休金等等，哪个又不是在向着对我们个人产生致命的负面影响的方向迅速变化和发展着？而且，其中还没有把医疗列入进去，如果考虑到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疾病的光顾，而这种疾病和其他的类似意外伤害等天灾人祸的降临，那么上面的数字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不仅仅抵消了私家车价格下降所产生的赢余，而且会由于住宅价格飞涨以及比如中国高等教育收费25年间增长30倍等因素，还有国民税负日益不堪重负等都加入其中，则必将使我们看到痛不欲生的结果。不信就算算吧。
五年前就是如此，经过了五年，又是在北京，这种情况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所有在北京或者到过北京的人都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北京变得越来越拥挤，这是自不待言的。整个北京城已经变成了停车场，人们出行越来越成为令人头疼的事。在黄金周和譬如中非论坛举办期间等等非常时期，北京的道路成了人们仅存的可以为之喜不自胜的时候，而常规情况下都必须忍受堵车及其所带来的低效、出行成本节节攀升和心绪败坏。
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们的闲暇也是一种收入，而且是“较高级的物品”，或者说，是比起货币等实物收入更为人性化的劳动报酬，也更是人们值得追求的劳动所得的形态。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目标就应该在于闲暇的增加而不是相反。
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闲暇却发生着与这个过程背道而驰的现象，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这就是很不正常的了。
北京向着国际化大都市昂首阔步，可还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短视状态，得过且过朝三暮四，没有任何长远眼光和战略图景，将各种城市和非城市功能混杂在一起进行大杂烩，也导致了城市功能纷繁混乱界定不清。
早在1980年代兰德公司的一项城市研究就指出，工作随着人走，而不是人随着工作走。因而，从地方的观念来看，经济发展的战略必须克服与改进城市人民的生活质量的努力联系起来。（转引自卡斯特、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第634页）而北京的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却全然不顾居民的生活质量，在GDP政绩考量的体系所引发的委府冲动当中，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垃圾项目，使得北京城越来越变为破败不堪的驴粪蛋。
皮埃尔•卡蓝默在其《破碎的民主》一书中认为，国家的财富几乎只靠国内生产总值来计量，而国内生产总值只考虑商品交换的价值。我们了解所有这些弊端。这类计量忽略了家庭劳动、社会资本、生活质量的变化，也忽略了自然资源的储量。凡是没有价格的就没有价值，因而也就不予计量，因而没有意义。
作为一个法国人，卡蓝默所处的语境还是在西方社会里，如果他看到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论。实际上，北京城正是在这种追求可计量的价格的背景下，把那些祖宗八辈留给我们的遗产全部当作不可计量因而没有价值的障碍予以拆除，力求推陈出新，平地里通过对历史文化名城丧心病狂的损毁而获取可计量的价格，更有着将整个国民经济都城市化、然后再将城市化完全演变为房地产化的动向，并在此过程中完成官商勾结的对国民财富的掠夺和中饱私囊。
在如此背景下，北京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评价出现负面化的倾向也就在所难免了。就像19世纪宗教家基尔克拉德的发问那样：“人们把手指伸进土壤，凭着嗅觉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把手指伸至存在中去，什么也闻不到。我在哪里，我是谁？我怎么到这里来的？所谓世界又是什么？这个世界具有什么意义？谁把我引诱到这个世界上来，又把我留在这里的？……我怎么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为什么没有同我商量……而被扔进平民行列中，就好象我是一个被绑架者，一个人贩子买下来的一样。在这个他们称为现实的大企业里，我是怎样入股的？为什么我要参加一股？难道这不是一种志愿入股的企业吗？如果我是被迫参加的，那么主管人在哪里？……我的不满向何申诉？”（转引自E.F.舒马赫《小的就是美好的》第53页）这种对于生命本体的追问和彷徨，则必然导致社会整体认同感的缺失，并稳定性的荡然无存。
在因为那个事件而导致我落难流浪的当口给了我很大帮助、六四之后跑到了国外的王润生在其所著的《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一书中，引用了边沁的话：“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到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第37页）那么，即使是从功利原则看，北京这些年来的变迁，给北京人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闲暇的减少、压力的增加、满意度的下降……由是，我们该对北京委府作出什么样的评价？
当然，一方面，这份报告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属性，诸多敏感而关键的领域自然不会有所涉及或者披露；另一方面，在民主化被彻底否定之后，北京市委府也不会去关注边沁所谓当事人幸福增加或减少。
北京尚且如此，何况外地乎。
怎么办？没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