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是城里人别有用心制作的一个筐
2006年10月5日
何必
北京城乡创新发展博士研究会近日发表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2006)》蓝皮书说，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的农村受大城市的影响巨大，其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水平远远强于其他地区……（略。）
这几天，形形色色的报告见诸媒体，给当下纷乱的实像带来了新的嘈杂。9月30日《经济观察报》以“清华为宿迁医改打70分”载文，报道了也是一个报告的结论。2006年9月25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魏凤春，向本报提交了由他指导的“宿迁医改报告”（以下简称“清华版报告”）。洋洋四万言的该报告，与一度引爆舆论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的“宿迁医疗报告”（以下简称“北大版报告”）迥然有别。“清华版报告”，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宿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面，宣称宿迁医改，“为经济相对落后的欠发达地区的医疗卫生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在该报“核心提示”中介绍：相比于“北大版报告”，魏凤春说：“我们和他们不同，他们的报告从方向上否定了宿迁医改，而我们则从方向上给予了褒奖。我们认为宿迁医疗改革至少可以打70分，因为它的方向是对的。”
不知道清华一个学生联合（或纠集）一些人所做的报告被冠以清华的名字，这种做法是否会引起清华方面的权利侵害之嫌，我倒是对经济观察报如此盖棺定论的做法很是反感，拉大旗做虎皮挂羊头卖狗肉，为了制造噱头就明目张胆混淆视听。原本刚刚看到那标题时我还想以此为靶子说点子什么，比如清华大学做出如此判断的价值观，以及我对宿迁医改的基本判断。仔细看了正文才发现文不对题。
现在，又出了个什么“北京城乡创新发展博士研究会”，还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媒体介绍时也并为就此进行任何交待，在当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年代，这个研究会的属性及其背景信息的缺失会产生观念上的混乱。从网上查询，看到媒体介绍，《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2006)》蓝皮书由北京城乡创新发展博士研究会组织撰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处处长李佐军博士任主编，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农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对“三农”问题有研究并有丰富实践经验中青年博士共同完成。新农村建设的评价是制定新农村发展战略，指导新农村建设健康、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依据综合性和针对性原则、代表性和独立性原则、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可量化和可比性原则，课题组将全国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生产发展状况、生活保障状况和文明与环境状况三大分类，一共22个指标。
看看，一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架式，汇集了现如今大把抓连工作都很难找的博士，著书立说摇唇鼓舌。看上去这个研究会似乎是个民间组织，在目前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里，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必须要以浓厚而强烈的官方色彩为依托，才能获得合法性和糊口骗钱的资格。我很怀疑其所谓独立性和代表性等说辞能够不吹牛皮；我更怀疑其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即使按照报告之所谓，应该是应了梯度理论家们的预测和设计，出现了沿海发达经济省分在如今非常时髦的新农村建设方面的遥遥领先。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卓尔不群更是令人叫绝。超大城市在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成就，让人们领略到所谓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一群城里人把玩的游戏；而作为农业大省的四川和河南在新农村建设方面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强烈映衬出中国当今的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2005年10月8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次被提出，（何必注，略。）
当前，只要涉及新农村建设，就是非常时尚且怀揣正义感的仁人志士所从事的划时代事业，太多的社会资源被动员到了其中，太多的脑满肠肥者从刚才的鱼肉公共利益之徒摇身一变成为新三民主义的贯彻中坚力量，于是，新农村建设也就变成了新的搜刮民脂民膏乃至贪赃枉法胜地。
《南方农村报》冯善书给我发来他所撰写的“警惕以新农村建设为名向农村疯狂吸血”，介绍了新农村建设领域的气象万千。（何必注，略。）
媒体上也有着太多在新农村建设的名义下强行向农民进行摊派和勒索的事例，将农村建设成为宽马路和贴满瓷砖的房屋，让路人以为进了个诺大的厕所。
新农村建设两个核心的举措，一个是减免税负，一个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二者，无一不是可以被基层用来进行政府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法定依据。
停止收取农业税，导致基层政权处于瘫痪状态，并且由于公共财政（姑且这么称谓而不考虑在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的严重空虚（汲取财政收入来源的弱化和转移支付过程中跑冒滴漏状况的日益恶化），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完全丧失。乡村干部队伍的涣散，以及中国官员体系日益臃肿所必须的刚性支出，使得农业税的减免被移花接木成了对农民变本加厉的盘剥。而更可怕的是，如此状况导致以往的基础设施的年久失修，像农村水坝等设施已经出现全国范围的险情，一旦出现坍塌将不仅使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比如农业税减免等益处悉数尽失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新的贫困化。
网上流传着将时下发生的事务用毛泽东语录进行对照的文字，看上去也令人百感交集。
2003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省市领（何必注，略。）
事实上，等级森严的中国就算是现在对于农民并没有网开一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规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或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一规定显然使得农村人口的选举权利与参政权利跟城市或城镇人口不平等，这与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款相违背。但是，占人口总数约2/3的农民至今仍然不得不接受如此荒唐而不公平的法律权利界定，承受着举世罕见的国民歧视。
说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嘛，那当然就是个太令人馋涎欲滴的领域啦。“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无论其中的哪一个，都可以被当作是地方官员呼风唤雨的旗号，更可以成为那些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们对农民进行欺诈的合法说辞。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新世纪前后的中国，只要有政策所带来的形势上的变化，就会成为强势利益集团搜肠刮肚找寻牟利的机会，并且最终无一例外地演变为劫贫济富的盛宴。公共事业改革如此，住房制度改革如此，国有企业改革如此，新农村建设也未幸免于难。
可以看一些来自网上的数据和资料。
中国目前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近60万，估计实际吸毒人数为在册人数的10倍还多。艾滋病实际感染者已达100多万，在河南、安徽和内蒙古，贫困农民因无节制的卖血，致使整村的农民感染上爱之病，出现了大量的爱之病孤儿……
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少“色情行业从业人员”？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民间研究人士认为，妓女已超过了2000万人。如果加上鸭子（男妓）、老鸨、打手和保镖、二奶以至三奶、专治性病的游医，肯定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老潘注：如果按照联合国贫困人口的定义，中国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是官方别有用心的所谓2600百万，也不是这里的8000万，无论是依据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指标，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者也超过两亿人），城市几千万下岗失业人员生活无着，找不到工作，很多人也是被逼沦落风尘。……
“民怨的沸腾：浩浩荡荡的上访大军”。近几年，在工作日，常常有上千人来到北京各个政府机关上访，期望能够遇到现代包青天。这已经成为首都的一大政治风景——告御状。据估计，全国一年的信访总量不少于500万件，涉及上千万个家庭；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在北京有一个几万多人聚集的“上访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冤情的农民和下岗工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又不能回家，就干脆租房住下。……
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4年，全国社会群体性突发时间从8709宗增加到近7万宗，涉及人数从70万人增加到300多万人。总体上，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全部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
……
大概，对照起开篇那个研究会的结论，后面这些数据和资料就更显得不入流，与官方语境相去甚远。但这却是实实在在的。
于是，在官方与民间、政府与社会对于同一社会事务的判断上，就出现了见仁见智到结论竟会截然相反的奇特局面。这应该是凸显了现在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尖锐对立的事态的愈演愈烈。
由是，新农村建设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与时俱进的筐，无论什么货色都可以往里装，公权力扩大、公共事务萎缩、强势利益集团谋财害命、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并固化、重化工取向、生存成本飞速提升而质次价高……
我不知道新农村建设又会使多少人先富起来，但可以知道的是，新农村建设注定又会形成借此寄生的利益集团，一大堆城里人借着新农村建设玩弄权术欺行霸市招摇撞骗党同伐异狼狈为奸。
有趣的是，农民对于新农村建设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热衷，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并屡屡被当作牺牲品的中国农民习惯了被欺骗和压迫，变得麻木不仁。而真正为新农村建设而热血沸腾甚嚣尘上的，是一群抓耳挠腮急不可耐的城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