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残缺
2006年10月17日
何必
……目前北京市正在西城等地区进行居家养老的试点，而政府则通过资助的形式来让老人在家就能享受到养老院的服务……（略。）
这是一则典型的会议报道，而这种消息在点评时相对困难，毕竟，政策性解读原本就是很枯燥的事情，何况这种规划性质的预期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也是个很难以确定的事。
媒体对于北京市如此规划的报道，集中在比如公费医疗进入医保，学生和没有工作的老年人也要纳入医保范围，等等。
其实，从这项规划中我们就可以预见到，未来依然是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从中国特色的官方文化之中，在设定上还是依靠所谓城镇登记失业率而不单纯是失业率来界定失业状况，使得真实的失业率成为中国的一个几乎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核心机密或者干脆是个连官方都一头雾水的事务。目前，中国的就业每况愈下是个不争的事实。单纯拿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将城镇中未作登记的失业人群排除在外，并且将占中国人口2/3的农村人口也排除出去，这种失业率的有效性究竟如何，地球人都知道。而在此基础上，将失业率进行控制，实际上还是个很简单的事，比如控制城镇失业登记比率就万事大吉了。
那么，中国的失业率到底是多少？从城镇来说，非登记失业人群的数量到底有多大？包括那些下岗、非正规就业（相对而言也就是非正规失业）、间歇性失业等人数是多少？不符合失业登记标准的失业人数又是多少？这是个永远也搞不清楚的谜。人们费尽心思从其他各种数据中进行推算，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而城镇失业率应该达到两位数；从农村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以及农民工都不在当下的统计口径当中，当然会给中国的就业状况增光添彩，可事实上，按照坊间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分析，并加上城镇失业人口，那么中国的真实失业率应该在20％到25％。
而国际上的失业警戒线是多少？10％。这个警戒线意味着什么？如果超越了这个警戒线，社会将发生动荡，人们为了生存所做的努力将由于集体的非理性而变异。这也是中国官方别有用心非要在失业率前面冠以城镇登记的用心所在。
而这个发布会上，针对北京日益严重人口老龄化，也做出了安排。适逢博克中国本月28日要举行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座谈会，吩咐我出席并发言，所以也就按照命题作文的方式胡说八道几句。
反正说好了说坏了都有问题。从2003年底到现在，我是每天必定写一篇稿子，成全我那口无遮拦逮着什么就开骂的生活方式，风雨无阻。可人们也许会发现，博克中国上没有我昨天的稿子，其实，我在昨天上午9时许就上传了我写的有关三峡工程的稿子，还没到中午，网站主编以“文章删除”为主题发来邮件，说按照“上级要求”此稿件被删除，希望我能理解。我回复很简单：理解。不理解又能怎么样？这应该不是网站的事，而是其“上级”的克尽职守，也折射出目前中国的舆论环境，也真是让人看到了希望。
其实，说就业、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与我都是如此密切相关却相去甚远。到现在，除了上大学头一年我享受过公费医疗之外，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无论是失业、医疗、住房、养老，还是比如无处不在的凶险，我都只能是赤身裸体迎接随时可能出现的灾变，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力量和制度保障。2001年我到挪威，取得了超过三个月的居住权，也因此得到了由官方承担的医疗保障服务的资格，如果我生病，由挪威政府负担全部的医药费用。这是不是很讽刺？我是个中国人，中国不给我任何社会保障，只因为在挪威居留超过三个月，就由挪威政府为我的健康买单。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各种隐患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而我此前人生经历当中太多的故事和超出一般人的折磨，如今开始接二连三地显现出来。1998年我的腰疼病发作，医生看了我腰脊椎的片子后断定，我是个接近60岁的人。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从生理上说，我也是老龄化人口中当之无愧的分子了？
在2004年10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华裔老年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成为各国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3亿，约占总人口的10.2％，据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3亿左右，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邬沧萍表示，目前中国即将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中国要从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教育水平以及对加大老年人投入等多个方面入手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Alexandre Kalache在会上呼吁，现在已经到了计划和拿出人口老龄化措施的关键时刻，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根据2004年中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2004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是129988万人，据此推算，2004年全国平均每天净增2.08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还是保持了正速度，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被人为因素大大扭曲了，致使从老龄化速度方面看，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中国用了多少年？仅仅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警告，老龄化将压低世界经济增长：OECD劳工 事务分析专家雷蒙德•托里斯表示，各国应当调整退休和雇佣制度，以适应人口老龄化。否则，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大幅下降，有些国家甚至可能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税率上升问题。他预测，到2020年，美国和英国60岁到64岁的人口将超过20岁到24岁的人口。加拿大和法国分别在2015年和2010年出现上述情况。而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已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托里斯说，如果不改革退休和雇佣制度，到203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从1970年到2000年间的2.2％下降到1.7％；日本的增长率可能从2.6％下降到0.7％，意大利可能从2.2％下降到0.8％。
上海市副市长周太彤坦言，“目前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7％左右，而上海这一数据是19.58％，这意味着5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老人，而这一比重仍有上升趋势。而19.58％的老龄化数字，已经与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比肩”。不过，近年来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掩盖了人口老龄化问题。未富先老、养老体系尚未成熟等个人和社会原因，使上海这个经济发达城市遭遇新的挑战。
如果按照OECD的预测，人口老龄化将会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而看其所预测的比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就发生大幅度的下降。
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7％，那么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的问题就会大规模爆发出来，形成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
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个快速飞奔而来的定时炸弹，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
我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宾博士在参与完成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北京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报告》中指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和稳定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承担传统责任的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与家庭相关的社会问题明显增多。这集中表现为：（1）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赡养压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近年来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使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家庭承担其传统的赡养老人的责任面临着巨大压力。（2）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下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下降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变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离婚率的持续升高在中国已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从1978年至2000年，中国每年的离婚数由17万对增加至120多万对，离婚率增高直接导致的一个现象是离婚式单亲家庭的数量大幅度上升。（3）家庭暴力和青少年犯罪问题增加。近年来，家庭暴力和青少年犯罪问题在国内受到普遍的关注，虽然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系统的数据，但一些研究显示，在中国，家庭暴力，特别是以妇女为对象的暴力现象是一个具有很深文化根基的社会问题，目前在城乡广泛存在，并且有上升的趋势。据估算，中国目前的家庭中有近34％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并且受害者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 ，而青少年犯罪的比例在中国的刑事案件中占到了70％以上。
从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看，改革开放带来的是政府全面退出公共服务领域，而将越来越多的风险转移给家庭承担，中国社会政策方面的治疗补救性质（而不是积极的预防和投资性质），极大地摧残了社会发展的正常机理、必要动力以及动态平衡，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形成了巨大的制度真空，在政府蜕变为强势利益集团的同时，家庭已经不堪重负，使得中国家庭这个在全世界都艳羡不已的社会制度存在面临着崩溃解体的前景。
目前中国居高不下居民储蓄率，实际上反衬出社会保障的溃不成军，人们将财富从消费过程中沉淀下来，用于自我风险防范，形成了社会保障向家庭全面移交这种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观。公信力的荡然无存，更是让各种养老金制度几近崩盘。
中国的社保资金账户一直处于空转状态，累计亏空已达8000亿元，并且还在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针对中国目前养老金状况，各界十分担忧，并且也为坊间诟病已久。理查德•杰克逊尖锐指出，中国政府对养老金制度进行补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补贴不应该来自工薪税，而应该从一般性的税收中支付，将来新的养老金制度应该与个人之间建立更为直接的联系，而且应该更加透明，否则人们会普遍认为是一种变相税收，从而也会导致大规模的逃税行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老龄化项目顾问周健工则指出，中国目前未能把个人帐户做实也是令员工不满的原因。从两个层面收来的费用存在政府同一个银行帐户里，地方政府可以经常调用个人帐户里的资金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福利。而后者的需求总额超过了社会互济缴费和个人帐户缴费的总和。因此，如今的个人养老金帐户是“虚”的，所以才会右这么多的企业和个人逃避交纳个人养老金。
如果单纯是这种现收现付，也还算是能够让我们谢天谢地的事情了。目前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级委府挪用甚至官员个人侵吞社保资金的事件，并逐渐形成了社保金发案的高潮。
这次上海市委府动用社保金进行房地产等领域投资的行径，也折射出中国社保金监管方面的巨大漏洞。而其背后，则表现出中国权力制度的病入膏肓和无可救药。没有约束的权力出现如此后果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而在上海市委府经受了如此冲击、市委书记去职后的9月29日，上海市社保方案出台并公诸于众，更是给中国一刀切的社保标准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对中国大一统的统治方式形成了诟病，让我们领略到，富裕地区是不是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富裕而提高社保水平，从而给国家的分崩离析制造制度性基础和木已成舟的现实条件？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上饱受非议，而如此基本国策带来的人口红利年代的迅速消失，把中国推向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当中水深火热的地步，未富先老的现实考验着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人口风险的底线，而各级委府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制度设计思路，更是在如此危在旦夕的局势中火上浇油，在政府的权力及其相应的物质财富日益充裕丰盈之际，社会保障的岌岌可危则写照着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